北京大学平民学校（红楼星火）-院校搜

北京大学平民学校（红楼星火）

2025-06-13 12:33:01 阅读 873 评论 0

摘要：编者按：“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⑫

第三章改造-平民教育讲演团

文/陈斓

要建立真正的民国，就要有真正的国民，而要形成真正的国民，就需要从社会教育入手，从平民教育入手。

对于社会教育、平民教育，蔡元培最为热衷，从国民到平民，蔡元培的思想也是不断前进的。

早在1918年11月15日的天安门讲演大会上，蔡元培提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

让平民和劳苦大众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蔡元培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所倡导的。在蔡元培看来，平民教育的方法，与一般的学校讲授不同，这表现在授课方法的不同，平民教育的方法不是讲授，而是公开、广泛的演讲，蔡元培是演讲的倡导者，他自己也因此身体力行。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国民杂志社，杂志的发起人不满足于仅仅办刊物，因为刊物的读者比较有限，为了更好地启发国民，发出更广大的声音，廖书仓、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在天安门、中央公园等地开展讲演。这些活动，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建立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北大法科系学生廖书仓深受蔡元培的“平民大学”启发，他被推举为平民演讲团的第一任总干事。廖书仓，字大酉，湖南永兴县人，他积极参与音乐研究会、国民杂志社等北大社团活动，还是书法研究会执事和进德会评议员。邓中夏作为廖书仓的同乡好友，对平民教育深有同感，他曾在1919年2月致信蔡元培，转述同学来信中的意见，认为大学为教育最高机关，有转移风气、指导人民之责，应带头发动设立民间阅书报室等启蒙教育机关，以便让“人民耳目心知有所寄托，有所开发”。这与廖书仓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找到许德珩、黄日葵、周炳琳等人商量，决定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

邓中夏

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张国焘等人发起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及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

在这则消息后，还全文刊发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征集团员启事》，该启事指出：教育一般分两类，一为“就学之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之教育”，即露天讲演等。学校教育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迫于生计，则无力入学；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大相悬殊”，这是“社会上不平等之现象”。为使贫苦民众也能受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所以发起建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

《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标，征求志同道合、有热情的同学加入，共同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推行。

讲演团最初征集了热心平民教育的社员39人，多是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成员，此后不断有新人加入。自1919年成立到1925年期间，共有157名北大学生加入，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也参加了该团。

1921年，平民教育讲演团会员合影

1919年3月23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马神庙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临时主席廖书仓报告了讲演团的筹备情况。邓中夏、廖书仓当选为总干事，罗家伦、康白情为编辑干事，周炳琳为文牍干事，易克嶷为会计干事。大会通过讲演团简章，本团由“北京大学学生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之”，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从此，平民教育活动采取露天讲演方式进行。讲演分定期与不定期两种，定期讲演每逢星期一下午进行，每月4次；不定期讲演则根据需要，在假期和重大节日进行。简章还规定团员必须轮流出席讲演，不得无故缺席，并规定每学期开始时，召开一次例行全团大会，针对讲演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团员实行一年改选制。[1]

为了保证讲演的顺利进行，学校事先曾向警察厅备案，以取得合法的地位，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消息：

讲演团春假后开讲已函告警厅

本校平民教育讲演团，现定于春假后每逢星期日在京各相当地点由团员中择人分别讲演。本校现特具函报告京师警察厅，请转知各区查照矣。[2]

新文化运动由办刊、办学，走向提倡演讲，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在《无声的中国》这篇著名的演讲中，鲁迅深刻地阐释了演讲的作用与意义。鲁迅指出，尽管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刊物、白话文教材极大地扩大了读者和受教育者的队伍，但是，这是以“识字”为前提的，而对于广大不识字的人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限度，这也是白话文运动的限度。如果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字，而不在语言，即在于大多数会说话的人不识字，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把读和写作为发声的唯一手段，那么，大多数不能读写的人，便还是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经过了白话文运动的中国，还是“无声的中国”。

可见，对于大多数能“说话”但不能读写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发声的手段不是文字，而是声音，写文章是以文字为工具的，而演讲则是以声音为工具的，因此，鲁迅提出——要使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除了白话文运动，除了写文章、办刊物之外，更为重要的发声手段，就是演讲。

西方是拼音文字，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家们所谓的“声音中心主义”，而中国的精英文化是建立在“书写”的基础上，中国的精英文化可谓是“书写中心主义”。正因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之上，所以，自希腊罗马以来，修辞学、演讲术、辩论术就十分发达，自基督教兴盛以来，赞美诗、赞美歌、史诗进一步发展，而西方的传教，借助的是布道、宣导、宣讲的方式，这与中国非常不同，因为中国主张文字的优越性，所以，这就使得读与写，使得静默不言，成为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征。

在北大平民讲演团面向大众公开发声之前，能够深入中国最基层乃至偏远地区，以演讲来组织基层民众的，主要是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的演讲，主要是宣教。

演讲在中国的兴起，是随着近代西学和西方文化的输入，特别是传教方式的输入而展开的，关于演讲与传教的关系，张国焘的回忆最为有趣。

张国焘是平民讲演团的主要发起人，他在讲演时十分卖力，但起初并不十分得法。有一次他带着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帜、声嘶力竭地发表演说。夏天的烈日并未减少围观群众听讲的热情，听到兴起处，群众纷纷鼓掌，还送茶水给他们。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张国焘和同伴们即使满头大汗，声音嘶哑，也仍大声疾呼。这种激烈的情绪感动到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

当讲演结束后，那位牧师走向前去，先是从布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圣经》送给张国焘，然后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愿上帝保佑你，阿门。”张国焘愣住了，他刚想拒绝牧师的这份好意，却被牧师邀请前往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

一路上，牧师开始侃侃而谈，他指出张国焘等人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看你们虽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老百姓还不能完全领悟。”

“可是那些群众对我们很热情啊，还给我们端茶送水呢！”张国焘略有不解地问。

这位牧师笑着说：“群众的热情是一回事，但不能说明他们真的听懂了、听进去了。”说到这里，这位老牧师开始热情地向张国焘等人传授演说经验——演讲，不仅是讲，而且是“演”，要成为好的演讲者，首先要有勇气、要自信勇敢，要自信自己是真理与上帝的化身。其次要有情，要充满感情，具体说：第一，声音要大；第二，声音要美；第三，讲的问题要十分切近于听众；第四，要会讲故事；第五，要能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听众；第六，结尾要有高潮，就像唱歌一样，要有韵律、有起伏、有高潮……

张国焘这才知道原来演讲有这样高深的学问，于是虚心接受、细心揣摩，在以后的讲演中加以改进，讲演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

那时的张国焘非常忙碌，他不停地穿梭往来于京城各学校及各社团之间，还经常去找李大钊等老师探讨问题。上午在开会，下午又往往要到校外活动，找人谈话，晚上常常半夜才能入睡。见到他这样，邓中夏开玩笑地称呼他为“学生要人”，张国焘便也以此自居起来。

1919年4月3日，北京刮起了沙尘暴。漫天的黄沙淹没了房屋，遮蔽了天空。北京东便门外的蟠桃宫出现了一群北大学生，其中，邓中夏扛着一面旗子走在前列。他们停在一个空场的土台边。一个同学抬起头看了看满天的风沙有些丧气地说：“风沙这么大，说话能听清吗？第一次讲演就这么出师不利啊！”

“不要怕。越是天气不好，越能锻炼我们的意志。”邓中夏笑着说，“咱们扯着嗓子讲呗！”写有“平民教育讲演团”几个字的旗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几个乡人见了，好奇地走过来。邓中夏见围过来不少人，便清了清嗓子，站在小土台上讲起来。

1920年1月18日，邓中夏（左七）与湖南“辅社”在京社员于陶然亭合影

“同胞们，”他大声地说，“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今天来和大家作一次讲演，我讲演的题目就叫——现在的皇帝倒霉了……”

此后，邓中夏又做过《家庭制度》《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谋大学教育之普及》《互助》《青岛交涉失败史》《国事真不可谈吗》等反帝反封建讲演。

此时，朱务善也加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和邓中夏等人积极参加每周日的讲演活动。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所

他们先是在城区几个讲演所讲演，后又去通州、长辛店等农村工厂讲演，宣传自然知识、生活常识、通俗教育等内容，有时也讲一些时事，为民众普及政治社会常识。

朱务善的讲演内容很广泛，语言生动鲜活，根据听众的特点来选题。在农村，他就偏重讲“干么信教？”“痛病的起因及预防法”这些与生活相关的话题；在城区和工厂，他着重讲些时事，如“北京社会”“民国与国民”“爱家与爱国”“好政府”等。深入浅出的讲演唤起人们的爱国之心，令他们深切感受到有国才有家、家国一体的情怀。

由于朱务善出色的讲演能力，加上突出的组织能力，1920年10月，他继邓中夏后当选为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务干事。

许德珩的讲演，以“勤劳与知识”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述知识与勤奋的关系。他号召听众，“将做事的余闲去看白话报，入贫民学校，听讲演，知识渐渐就会充足。警察厅与高等师范所设的贫民学校，不要钱。白话报花钱不多。更有我们的讲演团，是专为大家设的，常常出来讲演。若是肯来听，稍稍总有点益处。各位要努力。有儿女的，要送他读书，或做事，万万不要叫他要饭、讨钱。”

这些话，体现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启蒙精神”。

什么是“启蒙”？对北京大学来说，启蒙就是指社会教育、平民教育，更具体地说，就是对社会义务授课，以普及科学、民主知识，普及互助和劳动的思想，在当时的北大人看来，这不等于进行政治宣传，因为社会教育是政治教育的深入，比政治教育要更为广泛。

从1919年4月28日开始，平民讲演团借京师学务局所办东、南、西、北4城讲演所，每逢星期日便开展定期讲演。团员分为4组，一组8人，以轮回方式开展。此后，讲演团的关注点开始由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学习文化转向关心时事政治、讨论救亡图存的话题。

1919年4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农村讲演报告》

李大钊最早提出，乡村也是平民教育的课堂，他热切地号召青年们“到农村去”，解放中国的农民。

1919年3月中旬，北京《晨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他努力使学生们投入到实际行动中，是向他们灌输社会责任感的最典型的作品。文中，李大钊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向学生们发出号召：“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到社会中去，“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在李大钊的鼓励下，平民讲演团深入京郊丰台农村演讲，他们讲“缠足的坏处”“上学的好处”，在农民中引起惊异与轰动。丰台之行，使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农民的淳朴，也感到了中国基层的封闭，当时，除了基督教的传教士，几乎没有什么外人到乡村去。

讲演团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五四运动，团内骨干成员大多都参与其中，成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并参与了热烈的讲演，如邓中夏《青岛交涉失败史》、廖书仓《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自卫》、易克嶷《抵抗强权》等。

半年后的一次集会上，许德珩已经建立起五四运动与讲演团的逻辑关系，强调讲演团的活动对于推动五四运动起到了非常“猛勇”的效果。许德珩提到五四运动中工人对学生的看法：“‘五四’以前的学生，他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经了这回运动，他才来瞧瞧我们没知识的人；我们没知识的人，也要自己觉悟，和他们打在一块，得点知识。”

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周炳琳也多次进行讲演。1919年3 月27日在护国寺讲演《什么是国家》，启发民众了解国家概念，发扬家国情怀。1919年5 月18日在北京四城讲演《山东与全国的关系》，唤醒部分对山东问题较为冷漠的民众。这些讲演饱含救国救民的真挚情怀，深入人心。

《顺天时报》曾以《庙会讲演教育》为题进行报道，称赞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演讲“实于社会教育大有裨益”

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是国民杂志社启蒙行动的真正深化，它锻炼了北大学子的勇气与能力，为五四运动的总爆发作了一些思想上，特别是行动上的准备。露天讲演的方法，使爱国学生拉近了与广大群众的情感联系，这种演说的方式，立刻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因而在不久后的五四运动中得到迅速推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平民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中“奔走呼号，竭力宣传”，起到了“促醒社会之自觉而引起同情”[3]的作用。

历史在前进，而那一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也一天天临近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张国焘等也似乎嗅到了火药味，他们每天关注着报纸上国事的最新发展动态，更加频繁地聚集在红楼的李大钊办公室，一起商讨着巴黎和会中国的对策。

经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锻炼，此时的高君宇、邓中夏、许德珩等早已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儒雅了。他们的声音变得更大，说话更有自信，语言更为直截了当，即使在彼此的辩论中，他们也常常大声叫喊：“仅仅靠宣传、教育、出版等手段，几本杂志，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变斗争手段！必须到民众中去喊话！”“直接行动，从演讲开始！”许德珩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