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帝国大学（老蒋败守台湾时）

民国时代是一个“大师”奋起的年代，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文章思想至今都为中华大陆的人们所传唱 。1949年解放后大部分的“大师们”，集体投入了建设中国大陆的伟大浪潮里。

而那些跟随蒋介石南渡，前往台湾的“大师们”，却仿佛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些南渡的“大师们”后来的人生境遇。

呕心沥血——傅斯年

1948年冬，何应钦办公室里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喂，何应钦吗？你给我听着这些人都是宝贝，你给我去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尽量劝他们离开大陆，跟我们到台湾去。”蒋介石挂下电话，前线传来的战报让他不得不开始去做第二手准备。

在何应钦的思想工作下，傅斯年成为第一个前往台湾的大师。

年过半百的傅斯年，不愧于“傅大炮”的称号，仍旧不失当年五四运动时期的耿直，在飞机上给蒋介石写信道：“我来台湾不是为你所许诺的高官利禄，而是有我个人所想实现的自由理想。”

此刻奋笔疾书的他，还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土的一天。

初到台湾的傅斯年，被任命为由台北帝国大学改组而成的台湾大学的校长，在他之前短短三年间就换了四任校长，可以想象这位老人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烂摊子。

“学校是专心搞学问，好好培养学生的地方，诸君中有滥竽充数者，我都要将你们扫地出门。”这是傅斯年上任第一天，对全体老师讲的第一句话。

傅斯年对内严厉整顿校风校纪，对外却是护犊子的老母鸡，在面对台湾省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即将开展的台大肃反行动时，他自知无力阻挡，亲自上门对彭孟缉说：“你今晚抓学生，不可以流血，若有人流血，我便死在你门口。”

迫于傅斯年在台湾内的声望，彭只能低头，因此台大被逮捕的学生最终平安归来。自此以后台大上下认准傅斯年当他们的校长。

然而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台大校长，在生活上却是无比的窘迫，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金钱收入，同时兼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的他，没有像其他的台湾官僚一样贪污腐败，秉持着属于文人的那一股操守。

若是有人到学校里问：“傅斯年是哪位？”

必然会有人指着一个穿着破旧长袍的胖老头说：“那就是。”

就连去美国开学术会议时，所穿的西装都是向朋友借的，穿完了便还回去。

物质上的匮乏加上精神上的操劳，傅斯年的人生在1950年12月19日走到了人生尽头。这个寒冷的冬夜，傅斯年还在熬夜赶稿，想着拿到稿费为妻子织一条棉裤。

然而傅斯年终究是没能看到妻子穿上棉裤的样子，在第二天的会场上，傅斯年突发脑溢血离开了这个世界。

台湾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地走上了街头，为傅斯年出殡，手里举着旗子，呼喊着：“校长，回来看看我们。”

这样一位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在生命的终结时世人证明了他的付出是值得的，那么他亦师亦友的胡适在台湾又有怎样的境遇呢？

郁郁寡欢——胡适

1917年回国时意气风发的胡适，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之一，那个时候带领着学生们，站在街头宣传着白话文的他，估计没预料到1948年被迫离开北大时，自己的狼狈模样，更想不到的是人生余下的二十年光阴都将在颠沛流离里度过。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的胡适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台湾，而是从上海转机去了美国。

胡适本以为凭借着自己在中国积累下的名望，能够使他在美国过上滋润的生活。然而现实狠狠地践踏了胡适仅存不多的自傲。

早年的胡适同时担任着北大校长和中华民国外交官的职务，所到之处没有人不对他笑脸相迎，仿佛他就是一切的中心。可再次来到美国的胡适不过是一个带着心脏病的老人，就连想要购买保险都被商人拒之门外。

狭小的公寓，没有文化的妻子，带病的老人以及不学无术的儿子，胡适所要面对的惨淡现实，对于一个普通老人而言无疑是地狱模式。

就连最为胡适引以为豪的考古学方面的成就，也在求职时被贬低为毫无价值。当时寄给胡适的信上写道：“你的学问或许在中国有些许用武之地，可在美国有谁关心你从土堆里挖出了什么呢？”

惨淡的现状迫使胡适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担任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当时给到胡适的是5200美元的年薪。

以一个健康人的视角来看，5200美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相当优渥的收入。

可对于胡适来说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他的家庭就如同他的身体一般，是一艘破旧的木船到处漏水，哪里都需要钱去维护。

上帝似乎仍旧眷顾这个曾经的天之骄子，旅居美国九年之后的胡适，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回到台湾，担任台湾研究院院长。

生活对于胡适来说似乎不再显得那么苦闷难捱，他重新拥有了一栋独立的宅子。胡适甚至做起了“民主自由”的梦想，试图在台湾实现他的民主梦。

日子一天天的流逝，上帝再度给了他一份沉重的打击。他的至交好友雷震因为涉及反对蒋介石被捕入狱，虽然胡适多方奔走试图营救雷震，但依旧失败。

得知雷震最终判刑十年监禁的消息后，胡适病倒在了床榻，他知道自此以后，雷震与他再没有见面的可能了。就连胡适本人，也因为涉及到“雷震事件”，被蒋介石以名为保护实则软禁的手段限制了活动范围。

时过境迁，这位风中残烛的老人终于是支撑不住，在安保人员的看护下，于1962年2月24日合上了双眼。

一代儒宗——钱穆

同样在史学方面有所建树的钱穆先生，境遇与胡适有些相似却又极为相反。

作为“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钱穆，早年的人生并不像其他的文化名人一样，拥有极为漂亮的求学经历，在那个年代稍微有点名气的学者，大多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

祖上曾经出过皇帝的钱氏家族，到钱穆这一脉时已经破烂不堪，就连供钱穆求学的学费都交不起，钱穆本人，还是借着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免费学堂识得字，到最后连大学都没能读上。

可以说钱穆的学术积淀，完全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

钱穆本人也受此影响，成为对中国历史最有温情的历史学家。年轻的钱穆以《刘向歆父子年谱》，打破了康有为的学术神话，自此在中国学术界有了一定地位。

面对大陆的解放在即，钱穆的同宗伯父钱基成先生曾劝说道：“以你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成就，为什么不留在大陆呢？”

钱穆自知，以当时破旧立新的大陆学术主流，他钱穆的学术主张，是不会被认同的，最终选择南下。

巧合的是当时胡适选择了上海落脚，而钱穆则选择了香港。坚持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钱穆，并没有在香港放弃这份坚持。

认识到香港青年的彷徨无助后，钱穆经过多方祈求后，“新亚书院”也就是今天享誉全球的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

醉心学术的钱穆，不愿意再掺和到任何政治运动当中，1967年，钱穆答应蒋介石前往台湾定居。

由钱穆妻子胡美琦亲自操刀设计，两蒋出人批地，建立的“素书楼”，成为钱穆在台湾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主要场所。洋洋洒洒1700万字，都产生在这座两层的小楼当中。

可能是人生实在过于顺遂了，钱穆没有预想到，人生最大的一场劫难居然出现在他生命的末尾。

1987年，两蒋先后去世后，新崛起的民进党，将“素书楼”卷入了政治风波。荒唐到提出：“让钱穆搬出素书楼，改素书楼为钱穆纪念馆。”

这对于一位将近百岁的失明老人，是何等的无妄之灾也是何等的屈辱。

尽管在多方斡旋下，钱穆可以继续住在素书楼，直到1992年。

但是不堪受辱的钱穆愤而搬出了素书楼，他心想到：“你们既然喜欢搞政治，那素书楼就留与你们搞政治去吧。”

被逼迫离开自己居住二十多年小楼的钱穆，心中的怨气难以释怀，在搬离素书楼三个月后，他的生命定格在1990年，享年95岁。

岁寒风骨——梅贻琦

同样是家道中落梅贻琦，比起钱穆要多些家国的霸气，在当时的民国有这样一句话：“北平有两位校长，一位是北大的蔡元培，另一位则是清华的梅贻琦。”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意识到，青年在革命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派遣乔万选，吴南轩，罗家伦三人，轮流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以便从思想上控制学生，让学生成为他们的后备政治力量。

崇尚思想自由的清华学子，敏锐地意识到国民政府的意图，不断地在学校内举行示威游行，赶走了数任校长。

1931年，一位名叫梅贻琦的年轻人接过了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彼时的他尚且不知道，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将会伴随他走过剩余的一生。

师生们聚在学校的大讲堂里，他们要看看这回国民政府又派了什么货色，来担任他们的校长，若是不合格那便再赶一次。

在师生们的注视下，一个清瘦斯文，穿着一身灰色长袍，带着黑色圆框眼镜的书生走了进来。他们有些奇怪，这次来的既不是军阀，也不是官僚，来的似乎是一个纯粹的书生，没关系，且听听这个家伙要讲些什么。

梅贻琦上了讲台，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书生的声音总是轻柔和气的，可内容却如庙里的钟声，震耳欲聋，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的学校，在于有没有好的老师，而不是有没有好的建筑。

这话让教授们闭嘴了，那么学生怎么办呢？

梅贻琦顿了顿，他看着底下躁动不安的学生们，他看到了报效祖国的热血，看到了一心学术的钻研，开口说：“大学不应该以功利为目的，而应着力培养学生超阶级、超党派的自由主义精神。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这下学生们也不说话了，他们意识到眼前的新校长，似乎和其他校长不一样，他们愿意再看一看，看他是否能够做到这两句话。

梅贻琦擦了擦汗，总算顺利地进了校长办公室，不至于第一天上任就被学生赶出去。

随后的十七年校长生涯中，梅贻琦用行动证明了，他无愧于上任典礼时的那一番讲话。他带领着清华学子们，走过了暴动，走过了抗战，始终保持清华的生机。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校长，没能带领清华走到最后，1948年内战结束前夕，为了保住清华基金，梅贻琦选择了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南下。

梅贻琦面对清华师生和党中央的挽留，说道：“庚子赔款当中有一部分被拿出来，用作为清华基金，这笔校款，要教育部部长和清华大学的校长同时签字才能动用，如果我不南下，国民党随便找个人，这笔钱就会不知道去哪了。”

飞到纽约的梅贻琦，建立了一间办公室专门管理清华基金，每个月仅仅给自己开300元的工资。

这份微薄的薪水是不足以支撑起他和妻子的生活的。

不愿意向友人求助的梅贻琦夫人，坚强地承担起了家庭的另一片天，堂堂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做起了衣帽厂工人、首饰店柜员，医院护士等工作。

1955年，台湾邀请梅贻琦回台湾担任“清华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一职。

梅贻琦回台湾后，主要研究核能的能源利用等方面，他相信核能不止可以作为武器也同样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服务。

常年的操劳，和近距离接触放射性材料，使得梅贻琦在回台湾五年后病倒，医生救治无效，梅贻琦的病情仍旧不断恶化，于1962年5月19日病逝。

梅贻琦的死亡，得到两岸人民的哀悼，他所下葬的地方也被称为“梅园”，至今还有许多人前去祭奠。

孤苦伶仃——朱家骅

梅贻琦南下在南京换乘飞机时，一位关键人物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叫做朱家骅。

有关朱家骅，世人其实所知不多，但他始终活跃在民主革命的第一线。

当时的戴季陶点评中国人物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下中国有一个半人才，一个是朱家骅，半个是易培基。”

朱家骅人生的前半段极尽人生辉煌，堪称近代官僚第一人。

剥除他身上官僚的一面后，留在朱家骅身上的，也是书生意气。

抗战年间，几乎所有大型的文化建设活动，都有着他奔走前后的身影。

内战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朱家骅知道自己在大陆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登上了前往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在那里，他将迎接自己凄凉的下半生。

“你也老了，要注意身体，行政院的工作已经不再适合你了，该退的时候要退，给年轻人腾腾位置。”蒋介石的庄园内，朱家骅被“请”出了行政院。

失去蒋介石信任的朱家骅，身上担任的其他要职也被一一解除，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可此时的中央研究院不过是个空架子，养老的闲职罢了。朱家骅万万没想到，自己为蒋介石奔走了一生，最终却落得这个下场。

也罢，朱家骅收拾心情，也是时候该歇歇了，转而扑在了荒废已久的学术研究上。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7年8月4日下午5点，已经下班时间，蒋介石和蒋夫人带着部下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现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场所，似乎是想起了朱家骅，想要来叙叙旧。

可下班时间哪里会有人在呢？蒋介石扑了个空，离去时面色极为难看。

照理来说，蒋介石前来视察工作，总会有提前通知的，可朱家骅偏偏失了势，大家都等着看笑话，哪里会有人想起来要告诉他一声。

朱家骅自此连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也失掉了。

好在蒋介石念及当年的旧情，给了个“国策顾问”的名头，不至于让朱家骅断了收入来源。国策顾问的收入只能勉强支撑起朱家骅的个人生活。孤身一人的他，连生病住院的药费尚且出不起。

1963年，朱家骅病死在家中的床榻上，收殓人员打扫房屋时，居然没有发现多余的财物，晚年生活清贫至此，可谓是令人叹息。

浪漫至死——梁实秋

说了校长，讲了官僚，似乎还缺了一位纯粹的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是最后一块拼图。

民国时代的大学生们，或多或少喜欢参与政治运动，形成了一种倘若你不参加示威游行，便不是一个合格大学生的风气。

说来也是，民国的大学生们鲜少有不上街游行的。可梁实秋偏偏就是那鲜少学生中的一个。

出生于1903年的他，很早就被送往哈佛大学读书，在美国留学的这段日子里，是他走上翻译道路的重要沉淀。

归国后的梁实秋，成为了莎士比亚翻译专家。

也正是受莎士比亚影响，梁实秋对政治运动没有半点兴趣，他的心里只有两件事，一是翻译，二是散文。

在梁实秋的办公桌上，有《莎士比亚》，也有为之倾尽心力的《新月》杂志，唯独没有《新青年》，政治是离他梁实秋很远的。

然身处乱世，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1948年，到了抉择的时候了，梁实秋做出决定，南下去台湾。不可否认，梁实秋是极其幸运的。在梁实秋离开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季淑，因为照顾家里的琐事未能同行。本以为从此以后，就要分隔两地，好在几日后季淑上了来北平的飞机，夫妻二人才得以团圆。

来到台湾后的梁实秋，重新将工作重心放在翻译莎士比亚上。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至少翻译两千字，若完不成就不吃饭。”

此后二十余年，梁实秋便与妻子季淑在家中“小楼当中成一统，哪管外面春与秋”。

可惜上天总是习惯于在人生最美满的时刻给予缺憾。

1974年4月30日，71岁的梁实秋和程季淑像往常一样，在市场里购物。一向贴心的季淑见丈夫的鞋带松了，习惯性的弯腰系上。

这时，一段梯子倒下，将躲避不及的季淑，砸了个正着。在路人的帮助下，季淑被火速地送往了医院，然而这次季淑没能再次同丈夫团圆，他们永远分离了。

浪漫的人是不会缺少运气的，上帝给梁实秋送来了另一位爱情女神，韩菁清。

她的出现让梁实秋从对亡妻的追忆中走了出来，燃烧起了更为炽烈的爱情火焰。

浪漫的梁实秋，使得维纳斯女神眷顾着他。在梁实秋猛烈的攻势下，韩菁清不顾两人30岁的年龄差，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二人的结合，引起了外界的非议，但梁实秋坚定的态度，筑起了他们之间最为坚实的爱情长城。十三年后，梁实秋因心脏病去世，韩菁清为其守寡七年，直到生命终结。

梁实秋将爱情作为他的唯一信仰，爱情也无愧于他这一生的坚信。

南下大师们的境遇有好有坏，终其一生始终辉煌者有之；前半生快意恩仇，后半生潦倒凄凉者也有。

然不论何种人生境遇，起高台还是猢狲散，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了他们所坚信的一切。在那个既伟大又屈辱的年代，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