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论坛（王冠瑜）

投简历、游园会、面试、特长展示、体育测试……这里是杭城的五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小升初择校季，可各民办初中收发室前由一位位手持孩子简历的家长组成的长龙无处寻觅，五花八门的小升初自招环节也不见了踪影。

原来，杭州市小升初新政已然实施了一年多的时间，“民办100%摇号”“锁区招生”“公民同招”等等一系列政策落地，民办初中不再具有招生优势。新政落地一年后的今天，恰逢2021年杭州主城区民办初中招生电脑派位（俗称摇号）结束，“公民同招”新政给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体系带来了什么，值得思考。

一、“公民同招”政策的由来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事业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其中，既有诸如《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政府文件中传递精神与实施政策对民办学校办学发展的支持，也少不了一批民办学校办学者的大胆尝试与开拓创新。根据教育部《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我国各类民办学校在校生总数达5616.61万人，民办初中在校生总数达687.40万人，分别占全国的19.92%与14.24%。可见，民办学校已成为我国教育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相较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往往拥有更加灵活的招生方式，更加自主的教学模式与更加强烈的“升学率”需求，长时间下来，大量地方出现了“民强公弱”“掐尖招生”“择校热”等一系列问题，“功利化”的招生标准与义务教育理念背道而驰。2018年11月30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教育部通报近期几起地方民办义务教育发展问题》文件，指出“陕西省西安市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疏于管理，一度允许一些民办初中违规采取小升初综合素质测评、进行‘点考’等方式掐尖招生，使其在体量、质量上与公办学校拉开较大差距，导致初中教育‘民强公弱’，催生民办学校‘择校热’，群众对当地教育工作很不满”。一时之间，“掐尖招生”等关键词雪花般在各升学公众号与家长群中疯传，教育部要进一步整顿“民校热”的传言也散播开来。

果不其然，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发布，提出“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公民同招”政策由此诞生。

随着中央文件的出台，各地方教育部门纷纷颁布相应政策。2020年3月，浙江省教育厅就发布通知，将建立统一招生平台，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将全面推行“公民同招”，民办学校不得跨区域招生。5月，杭州市教育局发布《杭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实施“公民同招”政策，民办学校录取与公办学校的第一批录取同步进行，同时，选报民办学校但未被录取的学生，由报名地教育行政部门按“同类排序靠后”原则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

二、学生与家长视角： “面谈”的被取缔与“运气”的公平性

随着国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与号召与日俱增，家长们对孩子所接受教育的需求已从“有学上”逐步转化为了“上好学”。民办学校往往能以更高的升学率、更优质的师资力量与更符合中国升学考试制度的教学体系，成为与本地公办学校比拼中的胜者，进而吸引了更多家长与学生的报名。

图为2018年杭州市各初中中考成绩排名，图中所示共14所初中均为民办初中，“民强公弱”现象可见一斑

以杭州市为例，在2020年实施“公民同招”政策前，面临小升初择校的家长与学生往往会采取“冲民办，公办保底”的报考策略。这是因为原有政策下，民办初中可以通过各类选拔机制提前录取学生，而学生如果未被民办初中录取，也可以再次参加“摇号”，读上公办初中或有“摇号”名额的民办初中。

在“优先录取权”的加持下，民办初中往往会层层加码，通过设置大量限制条件来筛选优质生源，如：高昂学费、各类学科竞赛获奖、各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各类艺术体育特长。升学季的杭州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幕——一大人们抱着一本本制作精美、印刷讲究、堪比教材书厚度的简历，在学校的报名登记处大排长龙——这并不是腾讯、阿里等大厂的校园招聘，而是一群家长为自己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孩子的所谓“面谈”[2]博一张入场券罢了。往往从小学三年级起，学生们就要开始参加各类奥数、文体竞赛，只为了给自己的“简历”增彩。

“公民同招”政策实施后，民办初中招生只能通过“摇号”，“面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无疑给小学学生及其家长减轻了极大的择校负担。可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伴随着“公民同招”模式浮现出来。

“公民同招”模式下，学生只能在公办初中划片直升与民办初中摇号两类择校路径中选择其一。选择前者意味着免去了“摇号”需要的运气的不确定性，可同时学生也只能根据全市学区划分政策就读自身所在学区的学校，往往不存在选择空间。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参与到“摇号”当中，搏一搏更加优质的民办初中，可一旦运气不佳，没摇上号，就只能根据“同类排序靠后”原则，排在选择公办初中的学生之后接受统一的调剂。对于学生与家长而言，要将择校这件对于今后人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通过一场“二选一”的博弈来做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时，看似机会“均等化”的背后，并不能做到真正的人人平等。杭州市小升初择校“公民同招”实行“锁区招生”，即学生只能报名自己所在区内的民办初中，不能跨区报名。而各区教育资源的不平均导致了学生的选择余地不尽相同，例如，西湖区只有公益中学一所热门初中，而拱墅区却拥有文澜中学、育才中学、锦绣中学三所优质初中。“锁区招生”下，“学区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有财力的家长早早选好了学区房，为孩子规划好学习生涯，家境一般的家长就只能认命，接受现有政策下孩子所能拥有的选择。

三、学校视角：“公办”能否担当重任？“民办”又将何去何从？

实施“公民同招”，对于初中而言，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生源质量的变化。回看2019年尚未实施“公民同招”时的数据，会发现往年的热门民办初中派位比（报名人数：录取人数）大多在5:1-7:1之间，有的学校甚至高达8:1。而实施“公民同招”后情况则大不相同，在24所需要摇号的民办初中中，派位比多为1:1-3:1，呈现普遍下降趋势。

公办初中作为“公民同招”政策的最大受益方，承接了大量民办初中转移而来的优质生源。可显而易见的是，单纯让公办初中接收更多优等生绝不是“公民同招”政策的最终目的。“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公办初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缩小自身教学质量与传统优质民办初中之间的差距。必须承认，无论是教学模式、硬件设施、师资力量，还是公办初中自身“公办”性质所附带的限制，都存在着很大的进步空间。

同时，正是因为近两年来公办初中因为其“公办”性质所受到的大量政策照顾与资源倾斜，需要警惕公办初中内部行政与教学人员产生懈怠情绪，不能因为有优质生源入校，就减少对教学工作方面的投入。反而更需要加强对公办初中教学质量检测的评定标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最后，部分公办初中出于生源质量差距大与升学率的考虑，往往会采取分层、分班教学模式。例如，江干区某公办初中的招生老师就表示，校方会对教学模式做出适应性调整，进一步落实分层教育，增设倾向于A类学生的培优课、分层作业等。教育过程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家长和社会的不满，激化家校矛盾。

而作为受“公民同招”打击方的民办初中，面临着生源质量下降的严峻考验。而为了追求更高的升学率成绩，面对下降的生源质量，民办初中往往会采取更加严格的教学管理与更加繁重的课业负担，对学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同时，部分民办初中面临着经营困难的窘迫境地。出于家长与学生的保守心态，大量本身教学质量一般的民办初中出现了报名人数低于招生计划人数的现象。以杭州市第一年“公民同招”为例，全杭65所民办初中，只有24所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2021年，杭州市多所民办初中宣布停止招生，其中不乏升学成绩十分亮眼的学校。在政策劣势情况下，如何提升学校竞争力的同时保证学校的正常经营，成为了杭州市民办初中的首要难题。

四、政策制定者视角：如何寻找义务教育的“最优解”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给予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现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公民同招”政策这类只能二选一的“一刀切”政策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部门对于整治“民校热”乱相的决心，也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此政策促进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的高期待。

可众所周知，教育改革岂是易事？仅就“公民同招”政策而言，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公平、机会均等、因材施教与随机分配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亟需厘清。

可以说，“公民同招”下入学名额的随机分配充其量只能算作是起点上的公平，并不意味着实现了教育结果意义上的公平。还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发挥教学资源配置作用，进而实现各地各类教育机构教学质量的一致。可显而易见的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实现的目标。而在目前教育资源仍存在较大差异性分布的当下，直接一刀切式地实施“公民同招”，是否有些操之过急？试想，当今天一名门门功课都考全班第一的孩子，却因为“不够幸运”或“学区太差”而去到一所在全市范围内教学质量垫底的初中，这到底是这个孩子的不幸，还是教育制度的悲哀呢？仅仅实施了一年“公民同招”政策的杭州或许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能静候时间的证明。

后记

昨天深夜在逛一个杭州本地论坛时，偶然间在“小升初”模块发现我的初中母校已经在本年次停止招生。一时间感慨万千——我刚进校时，学校的第一届学生都甚至还没有毕业，而当我步入大学的第二年尚未结束时，作为“下沙经济开发区东南中学”的这个个体却已经开始了肉眼可见的倒计时，令我感慨万千。

除此之外，选此主题也有我自身亲历的原因在。我出生在浙江省的西南部一座叫丽水的小城市中，并在此读完了六年的小学。而后我和我的家庭决定把我送到杭州读初中——我依稀记得六年级的第二学期，我的许多周末都穿梭在丽水与杭州三个半小时路程的高速上，在一所所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初中间穿梭。排队、递简历、抽题目、自我介绍、体育测试等等等等。我局促得像个小丑，也没有获得任何一所初中的录取——除了东南中学。这所刚成立没两年的初中大胆地在丽水市的妇幼保健院的某一间会议厅里进行了笔试，就好像一切谍战片中所描绘的那样，我在与它的秘密接头中达成了一致，并且顺利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所以我是带着一丝“旧社会的余党”般隐秘的使命感在书写着以上的一切。尽管我明知政策的大方向就在那儿，我还是会带着一丝遗憾与庆幸——大概是从我入校后的第二年起，外市的学生就再也不能像我一般只身从丽水前往杭州求学。所以即使我明知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是无法复制或预测的，但我还是不禁会想，如果现在再有一个王冠瑜，他还会走出丽水，一步步地来到杭州和武汉吗？

我时常想时代给予个体的影响总是巨大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浙江人，现在回想，我碰到了小升初禁止笔试的第一年，赶上了外地生入杭就读的尾声，遇见了新高考改革等等。

写到这儿，就用突然冒到我脑海中的一句话做结尾吧——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

（作者：王冠瑜，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1]2020年统计公报尚未发布。

[2]2013年起，杭州市全面禁止民办初中以笔试的形式进行招生筛选，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众学校纷纷以“游园”“面试”“面谈”等形式代替笔试考试，进行招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