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继续教育（刘达）

和一般人印象中的“土八路”不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素质就相当高，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共和国某一方向的专家或开拓者，曾任东北农业大学、清华大学校长和哈尔滨市市长的刘达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位曾执掌多所国内优质院校的革命家、教育家，自己的学历，仅仅是北平辅仁大学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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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字成栋，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肇源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当时东北地区的经济条件较好，因此刘达在幼年时，就有幸在家门口接受了较为完善和正规的私塾和新式教育。

在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东北地区为张氏军阀所控制，虽然生活水平较关内地区较高，但依然是匪患猖獗，且日、俄都在加紧对东北的侵略，目睹了这一切的刘达，也在心中立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志向。

他在早期的青年时期，曾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为此，他曾在学业不顺时返回家乡肇源，在自己的母校肇源新合小学义务教书。

然而，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现实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理想，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愤懑不已的刘达不久后也随之流亡关内，这宣告了他第一阶段“教育救国”理想的破灭。

1934年，23岁的刘达考入了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在这里，他进一步接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地下党组织同志的帮助下逐渐树立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其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这句学生们的愤懑之词，竟已然成为当时局势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爱国学生们的怒火已是控制不住，终于在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这场伟大的学生运动中，刘达作为骨干，身先士卒，带头分发传单，并高举标语，一直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端，并率队冲破了西直门国民党军警的封锁，为“一二九”运动的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刘达越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此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日益向党组织靠拢，终于在1936年，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北平已是日寇三面包围下的一座孤城，而国民党政府还在执行敌视共产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了让刘达得到锻炼，成为有用的党的干部，在党组织的指示下，1937年，刘达从辅仁大学肄业，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在这片干部学习和成长的热土上，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注意学习开展群众工作、党的工作的各类方法和原则，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从一名刚刚入党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党的干部，他从中央党校毕业那年，这是抗战烽火正盛的1939年，华北八路军在晋冀诸省开辟了无数抗日根据地，刘达也投笔从戎，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负责组织地方武装，坚持抗战斗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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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上旬，日军5000余人，从河北繁峙县出击，直扑当时部署于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晋察军区机关和359旅717团。由此爆发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团级战斗的模范战例之一——细腰涧之战。

在战斗中，刘达组织地方部队，密切配合717团主力，最后使得八路军不仅成功跳出日军包围，日军围歼717团的计划最终破产，还在神堂堡西南口一线围住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一部约800人，并最终歼灭了其大部。

整场战斗中，日军没有实现其消灭八路军晋察军区机关和717团的目的，反被八路军杀伤日军约1000人，取得了著名的细腰涧大捷，可以说，这场大捷中，也有着刘达这样一位“书生将军”的汗水和功劳。

此后，在抗战时期，刘达始终身在根据地，从事着一线对敌斗争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抢占东北，作为东北人，又是大学生的刘达很快被选中，赴东北做城市和文教方面的工作。

抗战刚刚胜利第3个月，即1945年11月，刘达就陪同陈云来到了东北哈尔滨。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刚到哈尔滨不久，驻东北苏军就依据《雅尔塔协定》，向国民党当局移交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北满大城市。

刘达也不得不随中共北满局机关前往哈尔滨远郊的宾县。在宾县期间，刘达被任命为北满局的交通员，经常需要往返于相距50多公里的宾县和哈尔滨两地，而当时的北满局则连一辆汽车都无法给他提供。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34岁的刘达愣是没有一句怨言，忍饥挨饿，在东北最冷的冬天和春天中，坚持做了5个月的交通员，为北满机关的正常运转立下了汗马功劳。

另外，刘达在哈尔滨期间还意外得知哈尔滨香坊一个旧日本关东军废弃仓库中存放有大量的TNT黄色炸药，他随即对驻哈苏军展开工作，最终说动苏军领导，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调借了100多辆大车一次性的把这批宝贵的黄色炸药都运到了当时中共北满局机关所在的宾县。因为这件事，陈云曾特地表扬了刘达，称他“做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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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初，刘达秘密从宾县返回了哈尔滨，为解放哈尔滨做地下活动的准备，而在当时，上级已经确定他就是解放后的首任哈尔滨市市长。

在我军进驻哈尔滨市一周后，刘达即被正式任命为首任哈尔滨市市长。在当时，这个市长任命可谓十分重大：哈尔滨是中共控制的首座大城市，也是整个北满解放区的枢纽城市，哈尔滨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治理好城市的疑问，关系到整个北满解放区的未来。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而刘达面临的情况却是极其窘迫的：城外，土匪和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随时要夺回这座北满大都市。

城内，潜伏着的国民党特务蠢蠢欲动，不时制造事端；城市物价飞涨，基础设施迫害严重，还遭到鼠疫等传染病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刘达顶住压力，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首先是坚决取缔了仍在流通的伪满和国民党当局发行的货币，发行并力挺东北流通券成为主要货币，稳定了金融秩序并平抑物价。

再次则是恢复了这座当时有60万人口城市的电力供应，当时，吉林的丰满水电站被国民党所控制，不向哈尔滨供电，而哈尔滨原有的火电厂又在国民党撤退前遭到了破坏，无力供电。在这种情况下，刘达深入电厂一线，和电厂工人同吃同住，昼夜抢修发电机，最终终于恢复哈市正常的电力供应。

此外，他还亲自指挥和参与了自来水厂的修复和从鸡西调运煤炭的行动。这些着力解决市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工作，使得哈尔滨市的秩序得到了恢复，人们也对共产党政府有了基本的信心，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管理好、经营好一座大城市，此后哈尔滨市在刘达的率领下，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成为解放战争中稳固的大后方，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达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家，而这个身份之始，也与他在哈尔滨时的经历相关。1948年，他被任命为东北农学院筹委会主任。在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东北农学院，并任命刘达为东北农学院首任院长。

时至今日，东北农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了国家“211”“双一流”工程院校，东北农业大学。时至今日，东农的图书馆和校园里都分别有一座刘达的雕像，纪念这位有开创之功的老校长。此后，刘达又在哈尔滨相继任东北林学院（今东北林业大学）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今黑龙江大学）校长。

在建国初期的哈尔滨，各项条件都很艰苦，刘达率领师生们筚路蓝缕，从修建教学楼和宿舍开始，一步步建设这些学校。他还力排众议，坚持给与科研教学岗的工作人员及苏联专家以更好的工资待遇，开办俄文讲训班、翻译苏联教材……这一系列举措有力的促进了这些高校的茁壮成长。

而这一批与共和国成立之初甚至之前草创的高等学府，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哈尔滨这座我国高教重地的有力支撑和中坚力量。

刘达在哈尔滨一直工作到1963年，1963年，他被调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校党委书记。在科大任职期间，由于时间上的特殊，刘达“爱护人才”的特点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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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风气已经开始不正，中国科大内部有一批平时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的年轻教师和科研人员首当其冲，遭到了冲击，被斥为“又白又专”，甚至被要求调离一线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刘达没有轻易动作，而是做了一定研究，特别是听从了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严济慈的建议，对这几位青年教师采取了留用的处理，最终，他们都成长为我国在他们所涉足领域的专家。

同时，他的爱才目光还聚焦到了其他单位身上，在当时，部分被其他单位打为“右派”，避之不及的专家们，也被刘达通过各种手段吸纳、保护在中国科大的旗下。并在“文革”后期，创办了“回炉班”，着重保护、再教育和使用这批宝贵的人才。这部分人才储备，对于科大在“文革”结束后的迅速崛起，至关重要。

刘达对科大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率先执行了学分制，并大力推广英语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学分制使得科大不同于其他中国大学，充满了活力，而英语教学的推广则使得科大师生们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文革”开始后，刘达也一度遭到冲击，因为他在“大跃进”时期就曾下到黑龙江农村基层调研，了解真实情况后，他明确表示了对“大跃进”的反对态度。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旧账又被翻出来。他一度遭到了很严厉的批斗，被人们用红墨水泊遍全身。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对党的信仰。就这样，他在科大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直到云开月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月，他被调任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不顾自己年老，依然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把“文革”中遭到冲击，散落的人才聚拢到学校，鼓励他们继续做贡献；其次是顶着上级的巨大压力，把特殊时期迁出北京清华本部的院系师生们又都迁了回来。

这些举动把清华大学从动乱结束后的混乱不堪、教研水平低下的状态迅速带出，成为一所正规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刘达还针对之前清华教学混乱的局面，确立了以工科为主的发展方针，力排众议，建设了应用数学系、应用物理系等新学科，这成为了清华今后几十年快速发展的基础。

刘达于1994年病逝于北京。他的一生，先从文，后从武，最后又回到教育领域。在烽火正盛的抗战时期，他投笔从戎，为民族抵御外敌立下过功勋；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第一个回答了“共产党人能不能管理好大城市”的关键命题；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他以大学肄业的身份先后执掌多所大学，在他曾经担任校长的学校中，既有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这样的211院校，更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中国顶级大学，可以说，他的一生，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