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事学院（元帅办军校）

在《亮剑》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处，有这样的一幕：李云龙等人来到军校学习，被告知不能配枪、不能骑马、不能带警卫员等，所有干部来到这里还得一视同仁，当时他就不愿意了。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高级将领，早已在战场上威风凛凛，俗话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被打压了“锐气”，这在战场上怎么得了？

这部电视剧及其原著小说在现实中还是有迹可循，在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办了军校，门岗规则：乌纱帽留在门外，骑马的下马，坐车的下车，一切都是新开始。

军校，是为了更好适应未来的战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条件似乎也不太稳定，新生的国家不仅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国民党反动派也在伺机反扑，情况不容乐观。

战争可能出现的形势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作战思维也在不断进步，当年红军是从“游击战”当中发展壮大的，可现在有了政权，过去的斗争方式也不再适合当下，为了能教育干部，军校就显得极为重要。

1950年夏天，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主持了一场军委会议，也正是在这场会议上，决定在军队中创立一个训练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由刘伯承挂帅。

在这之前，中央军委原本打算让刘伯出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可他却说：“总参我当过四次了，没什么好当的，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是去当教书先生吧。”

这个军校要创办，找不到比刘伯承更合适的人选了。

从教育角度考虑，刘伯承不仅精通古代兵法，还对现代军事知识非常了解，是公认的军事理论家，他的这些理论也早都付诸于实践，帮助解放军取得了多场战争的胜利。

而且，刘伯承还有过办学经历。

1931年，在中央苏区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刘伯承便出任了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当时他就为学校校译了一部苏联红军的合同战斗条令，作为军校的训练教材。

好干部的重要作用，从那时便体现了出来。

刘伯承在那会曾说过：“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仿佛母鸡孵小鸡。”

从资历角度来看，在军校培训的干部没有敢跟刘伯承闹脾气的。

不过，在军校筹办的过程中，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了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战，其他事情似乎都要往后放一放。

可筹建军事学院的事情还是没有停下来，最初的时候计划将军校放在东北附近，这样还能跟着苏联学习一些先进经验，双方还能相互交流交流，可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导致了东北成为了“前线”，放在这里就不合适了。

为了能尽早开学，不耽误时间，刘伯承决定找一个现成的地方。

思来想去，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南京，过去国民党在这里有一处中央军政学校和国防部，里面院子很大，房屋面积超过了47万平方米，完全够办学用了。

就这样，南京军事学院诞生了。

它当时是全军唯一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校，以陆军系为基础，后来还陆续创办了空军系、海军系等多种系别。

这里没有官场，只有老师和学生

当时办学并没有什么经验可循，这对于刘伯承来说也并不是个轻松的活。

以前办的学校，只是为了适应战争而临时搭建的，现在这是一所“综合性”学校，还需要顶着抗美援朝的巨大压力，快速让这些学员在思想上完成巨大的改变。

翻开建国初期各路将领的花名册，便可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广大农村地区，所谓的作战思路靠得大多不是理论，是在实战中摸索上来的，很多将领在战场上虽作战勇猛，可有的时候勇气比较“盲目”，也会存在一些白白流血牺牲的事情发生。

学习时间长，还有很多学员的年龄比较大，刘伯承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将他们统一安排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居住。

而这些学员们在刚入校时遇到的情况，更是在刘伯承的“算计”当中。

有些将军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南京报到，还有些会乘坐美式吉普车，带着警卫员，身上的配枪全部压满了实弹，看上去非常威风。

门岗接待人员也早已做好了系统培训，他告诉每一位前来培训的干部：“刘院长已经下了指示，无论你们是军长还是师长，要将乌纱帽一律留在门外。”

这是来自刘伯承的命令，谁也不能例外。

将军们最开始虽然想不通，可他们知道这是刘伯承的意思后，就算脾气再大的人，也不敢于造次，只能默默遵守。

然而，更让大家不理解的事情还在后面。

现在虽然有刘伯承挂帅办学校，可这些学生可不是刚从普通学校出来的年轻学生，而都是一些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教员队伍从哪来？

开饭馆需要好大厨，开学校就需要好老师。

解放军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可以担任教官职务的人，可他们的职务不一定比这些学员高，有些还曾被这些学员“训斥”过，如何完成身份转变，也成为了一大难题。

就算不考虑师生双方的关系问题，最初的教员队伍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加上原华北、华东军大的教员，动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找来的军事教员190名，政治教员5名，外加文化教员106名。

在庞大的学生团队中，这个数量的教员估计是很难满足教学需要。

刘伯承还是想到了办法：从“手下败将”当中寻找。

国民党中的很多将领此前都是从“黄埔军校”中经过系统培训后出来的，他们中有不少都有着扎实的学术基础，还经过军校的培训，讲课也比较注重方法，让他们来教学就再合适不过了。

聂帅也在帮着刘伯承物色人选，没过多久，他们便集合出了上百人“教工团队”。

翻开这些国民党将领的“旧页”，他们中有的是厅长、有的是师长、有的甚至还是司令官或上将，文化水平也很高，资历也比较深，不过可能就是因为一场战争，便让他们的路走窄了。

这样一来，广大学员们又不愿意了。

他们刚刚从“摘掉乌纱帽”的不适中走了出来，现在却要面临这些手下败将，最有趣的是，现在对方是教官，自己是学生，见到了还得问好。

刚开始的关系确实非常不融洽，学生敢于在课堂上直接顶撞老师，还说：“你就是老子俘虏的，现在还敢给老子上课？”

刘伯承知道这种情况后也十分生气，可他也没想到矛盾竟然激化得如此剧烈，他对大家说：

“毛主席说了，革命不分早晚，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军官教员都是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准才来的，现在他们就是我们的老师。”

面对这些怒气尚未平息的学员，刘伯承再次举出了列宁、古时的赵武灵王等人的例子，大家才渐渐开始有了改变。

人人都有可能犯错，过去错了不要紧，改回来就好了。

当然，也有一些学员懂得这些道理，比如名将杨勇，他就非常配合刘院长的工作，耐心给其他同学们做着思想工作，他还说：“与其说是尊重教员，倒不如说是尊重科学。”

从贵州省主席和司令员变成坐大卡车的普通学员，杨勇这样的身份转变，也让其他人很快接受了现实。

杨勇

有其他同学还问过杨勇：“你都当上了贵州省主席了，还需要学习吗？”

杨勇非常耐心地对旁人说：“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去了解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现状。”

长年的征战，加上和很多高级干部有过深入交流，杨勇非常理解刘伯承内心中的思想，所以，他也会主动帮助一些原国民党教官去化解尴尬。

比如一位名叫黄剑夫的原国民党师长就是被杨勇俘虏的，当他站在讲台上看到了杨勇，场面一度非常寂静，还有不少人等着“看笑话”。

值班员故意没有喊起立和报告，杨勇见状，立即站起身来，喊了“起立”和“报告”。

自从来到军事学院，他从来没有将黄剑夫当做是俘虏，反而非常尊敬他，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他都会主动上前请教。

这样的做法，让很多在南京的原国民党教员都非常感动，在一次黄剑夫给老朋友写的信中，他说：“共产党人虚心向我们学习，他们的求学精神令人敬佩。”

1952年7月，高级速成班的第一期347名学院经过了毕业考试顺利毕业，毛主席听说以后，还专门发来了训词。

这也就代表着，今后国家军队选派干部，都开始走向培训选拔。

当大家真正了解到军事学院的严格要求后，也纷纷开始主动虚心求学，刘伯承经常说：“慈不掌兵。”

因此，军事学院也渐渐创立了课业测验和考试制度，考试还由专门的考试委员会负责，每学期都有期末考试，每年还有年考，最后有个国家级别的考试。

如果科目考试不及格，就没有办法参加期考，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学员如果考试不及格，那么将被退回家中待业补考，补考再过不了，那么无论职务多高都会统统退役。

大家最初的不习惯，都渐渐变成了“紧张感”。

因为，刘伯承玩的是真的，很多同学到后期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学习文化知识，还有同学因为考试不及格抱头痛哭，这些他们曾经看不起的“国民党俘虏”，如今却成为了“救命稻草” ，一些干部瞬间失去了刚来时的神气模样，纷纷开始学习。

如今，军校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刘伯承元帅最初的贡献。

1986年，在给刘帅的悼词中，也提到了刘伯承元帅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重大成就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