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中学高考成绩2017（我的高考）

作者陈家富

题：我的高考

我是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灯园村人，人民公社时期我村叫文昌县迈号公社迈南大队灯园一小队。

我1977年文昌中学高中毕业，那时高中毕业不能直接考大学，城镇户口的同学大都要到农场或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本属农村户口，就直接回乡当了农民。尽管我回乡当农民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三四个月，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高强度劳作、物质生活艰苦、文化生活枯燥无味的日子还是尝到了。

感谢邓公决策恢复已中断十一年之久的高考，感谢我的母校文昌中学，将往届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召回学校，复习参加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年的高考。我是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接到回校复习通知的，准确的时间已记不清了，大约是1977年的十月初，我和我二哥（73届）都有幸名列其中。回校复习的考生，都没有宿舍住，我们从乡下回校复习的五个人（我和我二哥陈家壮、77届同学翁书平、王秀敏、丁行俊），就住在学校体育馆的主席台上，大通铺的，没有什么遮挡，进入年末后，寒风袭来，也是不好受的。

1966至1977年共12届高中毕业生，还有部分文革中毕业的初中生和高二年级较优秀的在校生，三十五岁以下，共超过十三届学生均可参加高考，复习准备高考的考生年龄从十五、六岁至三十几岁都有，文化程度也是参差不齐。校领导和老师们想尽办法、创造条件辅导考生，辅导课总是拥挤非常，不仅教室里挤满了人，连教室外的走廊里也有不少人在听课。我们都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克服缺少复习资料、生活不便等层层困难，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复习功课。我77年高考理工科的考试科目是数学、语文、政治和物理化学合科。也许是因为考生太多，文昌设了好多考场，我是在迈号中学考场参加高考的，高考时间是十二月份，是共和国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高考后我仍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也是在劳动工地上，时间是1978年一月份。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数学系，但却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了，而我的高考志愿并没有西交大，不过那时来自农村的考生，填报志愿时服从国家分配是注定要填的，谁也不敢因为志愿的问题而失去读书、跳岀农门、有份工作、吃商品粮、按月领工资的机会的。那年高考没有公布分数，所以我直到如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没有报考西交大，却被录取了。

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海南日报为纪念这一中国教育界的重大事件，采访了原区教育局、区招生办工作人员和当年的中学校长、考生等，披露了一些当年高考的细节，也让我更多地了解到了一些情况。1977年海南属广东省管辖，海南行政区（不含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54315人参加了高考，全行政区共2213人（含大学、大专、中专）被录取，录取率还不到4.1%，其中大学、大专共1195人，录取率为2.2%，中专1018人；文昌县是各县市中参加高考人数最多的，共9291人参加高考，录取率为5.8%，这样算来，文昌共有539人被录取。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海南行政区高考成绩是广东省最好的，好得让省教育厅都不敢相信，还派人作了调查，当然没有问题，有一重要原因是，海南有大量的广州、汕头知青就地参加高考，为海南的高考成绩做岀了贡献。而1977届文昌中学共六个班，同学约300人，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上本科院校的同学仅有五位，其它四位分别是王昌北京邮电学院、翁书平华南师范学院、陈明华南理工学院、黎义湖南大学。

77年考得较好、入读学校也较知名的文昌中学校友一是78届的韦坚同学（在校生、尚未毕业），是77年海南理科状元，他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另一校友是72届的王茀锐同学，他被北京大学录取。

我们一起回校复习，同住校体育馆主席台上的五个人，我和翁书平当年考上了大学。我二哥读书成绩也不错，当年也入围了，还参加了体检，但未被录取，是第二年考上海南农学院的。我的同班同学王秀敏也在第二年考上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丁行俊后来的情况我不清楚，听说是在文昌当过副镇长、副书记，前几年已因病去世了。

我和我二哥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而那时是大学、大专、中专同一考卷，录取考生按分数高低一条龙进行，77年海南行政区录取率含大专、中专在内还不到4.1%。那个年代农村一门同岀两个大学生，在家乡还是有点影响的。两个儿子考上大学，最高兴的莫过于当小学教书先生的父亲了，我就听父亲说过好几回，说是某某同事或乡邻，赞他教子有方，向他表示祝贺等等。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能看到父亲那一脸的自豪，我们也算是让父亲高兴了一回。

快四十年 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既兴奋又好笑，我母亲听说我被录取到西安读书，了解到西安路程遥远后，就满脸愁容地说那么远怎么去啊？好在当年咱文昌还有一位叫陈献功的考生也考上了西交大，他足足年长我十二岁，当过兵，已娶妻生女，也带薪入学，上大学前是县化肥厂的司机。那时交通落后，是他带着我，像叔叔带侄子一样，一路上在海口、广州、郑州都得转乘，汽车、轮船、火车都坐上了，走了四、五天才到了西安。现在我与陈献功同学仍有联系，他现定居海口市，已退休。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大都是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较少，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工厂、下乡知青，还有两位同学是带薪入学的，从农村来的同学除我外，其它几位大都是民办教师，这种学生来源情况，在重点院校里是较普遍的。我们入学时75、76届工农兵学员尚未毕业，大家同学了半年至一年半。上大学时，我尚未满十八岁，个子也小，长个娃娃脸，背个书包走在校园里常有老教授停下步来问我，这位同学多大啊。

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高考，考生届数之多、考生人数之多、年龄相差之大、文化水平之差别、录取率之低，我想在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是的，简直就是个奇观！我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后，名字就张榜公布在县城文南老街老新华书店旁边的墙上，还是全县最先公布的三个人之一。我想，那时教育与科学的春天尚未真正到来，一向尊师重教的文昌人，张榜公布被录取新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励文昌学子，好好读书，金榜题名，为母校争光，为家乡添彩，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作者：陈家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