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杜骏飞（南大往事）

曲钦岳校长

■ 临危受命

1984年10月，49岁的曲钦岳受任于“危难之秋”，出任南京大学校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南大的发展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一年，中央采纳了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等老同志关于建设“重中之重”的建议（也称835建议，于1983年5月提出），决定在七五期间由国家重点投资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五所高校。但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水平较高的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却均未能跻身其中。

这一冲击，令南大人心浮动、顿失方寸，全校师生忧心如焚。曲钦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任的，在第一时间，他公开表态：“开创南京大学新局面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必须敢于改革、敢于前进，要有革新家的胆略和事业家的气魄，事必断、言必行、行必果，敢想敢干，有所作为。”

曲钦岳的哲学是：“绝不能因为害怕走错一步而徘徊不前。” 他认为南大必须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还必须探索出自己的路。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和发动全校师生员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深入调研、反复讨论，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提出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方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

尽管困难重重，他仍大胆坚定不移地改革，在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教育经费配置、教师职务评聘以及出国组团等方面，坚决贯彻“鼓励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取得明显的成效。

当时担任副校长、后来当选为院士的王德滋教授动情地说：“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业是永恒的!”

这是那一代人庄重的誓言。

■ 坐街沿石

1990年9月中旬，曲钦岳与秘书专程飞到北京，任务是争取把南京大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规则。他马不停蹄，连星期天的日程也安排得很满：上午，到北京天文台与在京中大、南大校友见面；下午，要向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汇报工作。

曲钦岳与秘书是从北大乘公交车去北京天文台的。他对秘书说：“我们不乘出租了，挤公交车吧!”秘书心想：“你校长能挤公交车，我还有啥话说。”虽然挤一点，慢一点，但仍然按时到了天文台。与校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临近中午时方散会。

诸多校友簇拥着曲钦岳走出北京天文台，“校长，您的车呢?”一听说没带车来，一些职位已经不小的校友争着要用自己的车送校长，有的要请校长吃饭，曲钦岳一再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自有安排，自有安排。”

曲钦岳的“自有安排”就是到动物园乘公交车去西单，因为下午两点要约见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西单的兰州拉面馆，曲钦岳与秘书一人要了一碗牛肉拉面，西北风味，芜荽汁盖浇，吃完以后，曲钦岳自言自语：“营养似乎还不够……”秘书提议：“再喝一罐酸奶吧!”于是就在西单商场的零售点，就着吸管喝了瓶酸奶。

走到大木仓胡同国家教委门口，时间是一点多，教委接待室大门也没开，秘书左顾右盼，都找不到地方落脚歇息，曲钦岳说：“这石阶上垫张报纸，将就一下吧！”周围还坐着几个其他大学来教委办事的人，正七嘴八舌地埋怨：“教委真是衙门，这接待室大门不能一直开着么?他们来天津时，我们可是小车接送，宾馆休息……”

但曲钦岳安坐街边，一动不动。那些发牢骚的人可能没想到，与他们一起坐街沿石的，还有一位中科院院士、大学校长。

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人把这历史的一幕拍照留存。然而，行笔至此，曲钦岳校长坐在街边的样子却仍宛在眼前。

你看到了吗？

■ 驱车五校

1990年9月18日，曲钦岳和其秘书将给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信修改完毕。

这封信是由北大、清华、南大、浙大、人大和北师大六所大学校长联署的，要求国家在八五期间继续选择若干所高校，给予重点支持，以建设成为一流大学。

这一行动的发起者是曲钦岳和浙大校长路甬祥，这两所大学历史都很悠久，办学水平都不差，但七五却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行列，因而大有“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之感。

路甬祥校长是中央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领导与中央委员研修班”，曲钦岳赴京，就是与他商量，共同采取行动，争取国家计委，教委的支持，并致信李鹏总理，要求在八五期间在高教领域继续建设“重中之重。”

曲钦岳带着秘书，首先找到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签名，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正在莫斯科访问。

签完名，曲钦岳说：“王书记，今天我要向你开口，借车一用了。”原来曲钦岳住入北大芍园后，王学珍书记就几次要将吴校长的车借予他用，曲钦岳不想过于叨扰兄弟院校，婉言谢绝了。但今日要将信件署名后转送国务院，他就毫不客气地“借车一用”了。

驱车至清华园，又至海淀路，清华校长张孝文和人大副校长黄达都署上自己的名字。

车过北太平庄，找到北师大校长方福康教授，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方校长与曲钦岳熟识，接到曲的电话，即已安排了中午的便餐，但曲钦岳接过信纸，起身告辞：“老方，不用了，我还得赶路!”方校长一把拖住：“你到哪总得吃饭吧?咱俩还客气什么?”曲钦岳诚恳地说：“我要赶往中央党校找老路，中饭就让他请客了。”

在中央党校食堂找到浙大校长路甬祥，曲钦岳辟头一句就说：“老路，给总理的信打好了，你得签字，还得管我们中饭。”中饭是在中央党校大食堂吃的，路校长借了四个搪瓷碗两副筷，并在窗口排队给曲钦岳和他的秘书每人打了一份饭、一份菜：青菜底加上两个“狮子头”。

熙熙攘攘的饭厅中，相邻用餐的都是高中级干部，其中有当时的四川省长张皓若、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离开中央党校时，曲钦岳在半日内已驱车过五校。

六校长署名的信当日下午即送至国务院办公厅。晚饭后，曲钦岳主动提出：“今天晚上要好好轻松一下，你看咱们是否到黄庄看场电影?”

电影有两场，看完已是十一点多了，公交车均已停行，曲钦岳说：“月色正好，不如步行去北大芍园。”

于是，那天北京的月光，曾照子夜跋涉的旅人，照在一个奋斗者的身上。

■ 最后一棒

曲钦岳在中学生时代是短跑健将，还曾经是中学足球队的门将。

进入南大以后，他是天文系田径队的主力队员。天文系是个仅有70多名学生的小系，却从人多势众、"猛将如云"的地质、化学等大系手中夺走了男子4×100m和4×400m两个接力赛冠军，而曲钦岳正是跑最后一棒的队员。1956年，数天系(1955数学、天文二系合并)打破了男子4×100m接力的校纪录，曲钦岳也在破校纪录的四员虎将之列。

也许是运动家气质使然，习惯于在接力最后一棒时“后来居上”，曲钦岳自担任校长之后，就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那时的南大，极力树立曲钦岳主张的“强化争第一的意识”，坚信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进。

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南大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在稳步上升，尤其在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根据国际上几种权威学术论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分析排序的“高校学术榜”中，南京大学排名前列。

从1992年起，南京大学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论文首次超过200篇，居国内高校第一（未统计香港、台湾、澳门的大学），从1994年起，南大在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论文数这一项指标上，也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论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跻身全国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学已创造出SCI“七连冠”的伟绩。

《光明日报》在一篇题为《南大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中说：“近年来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滑坡’的呼声，已是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国际权威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速崛起给予关注，把南大列入“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 辞职抗争

因为种种原因，南大在90年代一直在经济、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浦口新校区开工后，国家教委承诺给予的财政拨款，始终不见下文，致使南京大学无法偿还工程欠款，这所万人大学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1997年，全校账上只剩下5万块钱，已无法给老师发工资。当时的党委书记韩星臣前往市政府静坐乞求，才借来了老师们的工资。

在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校长曲钦岳效仿既往大学校长之遗风，以辞职为最后的抗争。他在校广播里发表新年致辞和辞职声明，对全校师生说：“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正式宣布辞职。

他的辞职信，全文刊登于《南大报》。

曲钦岳当了三届校长，前后历经十三个春秋。他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飞霜，为中兴这所命途坎坷的大学殚精竭虑，从未有一日懈怠。

部分参考资料：

[1] 龚放等. 南大逸事[M]. 辽宁: 辽海出版社,2000.

[2] 周加才.一位成功的大学校长-曲钦岳.[EB/OL].江苏省统一战线网站.

[3] 芮贝卡.芮贝卡的豆瓣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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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骏飞，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杜课”（ID：Dknju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