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来中学是贵族学校吗（他所有小说都出现了命案）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视觉中国/图）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文学生涯达到顶峰，《卡拉马佐夫兄弟》则被普遍视为他一生最杰出的作品。2月9日这天，一个意外出现——作家的笔筒掉了，滚到了柜子下面。他起身搬动柜子，因为用力过猛，导致血管破裂，当天便去世了。如今，这间位于圣彼得堡铁匠巷的公寓，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房间里的时钟，仍停留在他去世的那一刻。

1821年11月11日，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苏舍沃区的医生家庭。少年时代的他更像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他崇拜普希金和果戈理，也熟读莎士比亚、席勒、雨果、巴尔扎克等西欧作家的作品，第一个把《欧也妮·葛朗台》译成俄文。1846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出手便广受好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846年春，从那时起，一切急转直下。他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成为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之后差点被处死刑，流放至西伯利亚。人生的厄运不止不休，他患上癫痫，妻子去世、哥哥猝死，创办的《时代》杂志被当局关停，重办的《时世》杂志倒闭，作家因此背上异常沉重的债务，饱受生活、病痛和精神的多重折磨。在最深重的苦难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淬炼出了最深刻的文学——1865-1871年的短短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罪与罚》《白痴》《群魔》三部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在生命的末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宗教、灵与肉矛盾的洞察达到巅峰，上帝与魔鬼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作品最为著名的一句概括是——“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他描绘人内心的阴暗和复杂，本人便不会像太阳那般，拥有鲜花和掌声无条件的簇拥。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被认为“憎厌人类”。米哈伊诺夫斯基称其为“残酷的天才”，他认为在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彻底和深入地分析一只狼吞噬一只羊时的感觉”。高尔基则认为他是“恶毒的天才”“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不乏争议。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对陀氏提出尖刻的批评，在采访中也多有贬低，“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撇开他的前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说，我们可以这样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排个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理；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这很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的低分讨个说法。”

鲁迅反而看得更深刻一些。他在1935年11月说：“（我）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编者注，原文如此）。……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编者注，原文如此），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称为“思想小说”，别尔嘉耶夫认为思想在他的创作中起着核心作用。他拷问人性的最深处，也指出人性的不可控——这更像是嗅出了某种时代的先兆。正因如此，英国翻译理论家施泰纳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史诗传统的后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莎士比亚之后的悲剧大师”。

2021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南方周末记者同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展开对谈。在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何怀宏是公认的名家，1990年代末，何怀宏围绕陀氏提出的有关精神与社会、时代与永恒、道德与上帝问题展开研究，其《道德·上帝与人》一书补充了国内当时对于陀氏思想研究的空白。

正如沟口雄山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建立的方法论，何怀宏的研究更像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俄国”，他以此来观照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这种从哲学角度解读陀氏作品的研究并非孤例，最为著名的便是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对此的一种批评指出，他们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自身的哲学论述，陀氏只是他们思想大厦中的一块砖瓦。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他们的很多解释能给人启发，而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拥有多元的解读空间。

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不会停止。正如何怀宏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死后方生’的思想者，而且还可能将‘生’‘死’许多次。只有在人们意识到实力的‘对阵’并不解决问题后，人们也许才可以重新开始思想的‘对话’；只有在白昼的辉煌重归黯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才会在黑暗的背景上闪亮。”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临终前的肖像素描。 （资料图/图）

“人学的传统”

南方周末：1990年代末，你以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与精神文化变迁为背景，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有关精神与社会、时代与变迁、道德与上帝等问题展开研究。但这些属于严肃的或者说宏大的问题，从个人来讲，你对陀氏的阅读史是怎样的？

何怀宏：这个阅读经验，我想可能要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背景，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还有前面和后面的源流、影响来谈，即我们所说的俄苏文学的漫长传统。

我们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最早接触的其实是苏联文学，像《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文革”后期，开始有一些内部书出来了。我那时在部队，开始是我的老乡、战友在团部或者师部机关做图书保管员，我偷偷借一些，后来我做宣传干事时直接管理。但是书也不多，有各国首脑重要的回忆录，还有像《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小说。真正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比较大的震撼是“文革”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一些文学名著，像托尔斯泰的著作开始重印出版，那时就读了一些。但真正带有研究性质的阅读是到了1990年代，才重新按照19世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的线索，比较系统地重读。

202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两百年诞辰，这两百年从世界来说也是波澜壮阔、变动深刻的，俄罗斯更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回顾这两百年，马克思等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代人。这两百年我感觉俄罗斯文学，尤其是19世纪中叶素称“黄金时代”的作品，一直到现在都居于世界文学的最高峰。19世纪英国有狄更斯，法国有巴尔扎克、雨果，尤其法国文学也处在一个高峰，但我个人看法是俄罗斯文学可能处在一个更高层，尤其是小说。这个当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再前面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后面白银时代契诃夫等很多作家有关。这个传承一旦奠定，就保持了俄罗斯文学在其后一百多年来，仍然处于一个相当高水平的局面，不仅是艺术水平，甚至是思想水平。

南方周末：所以即便你一开始接触得更多的是苏联文学，也能感受到一种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内在延续吗？

何怀宏：苏联文学有一个特点，体制外的像《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用说，体制内的、或者是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文学水平和思想水平也是相当高的。

他们的文学传统保持了这一水准基本不太坠落，当然受到很多压制。但是你看肖洛霍夫写《一个人的遭遇》，写《静静的顿河》，还有阿·托尔斯泰写《苦难的历程》等，它们都属于苏联文学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文学的水准，还有就是人学的传统，所以会发掘人性的复杂性，主张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包括一种对艺术美、自然美、人格美的追求。

像苏联时代极受尊崇的高尔基，他早年的一些作品，我到现在还在读，最近还重读了他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后来有些作品没那么有意思，但三部曲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孩子从底层通过读书打工来成长，来思考人生。

包括《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它没有展示当时苏联社会比较严酷现实的一面，但里面有一种美，比如写舒拉第一眼看到西伯利亚大森林，突然站住沉思了起来，一个孩子突然被非常壮阔的美给震住了；还有她写到“燃烧吧，蓝色的篝火”，这些都是美的。即便是柯切托夫，他也写过《茹尔宾一家》等，但在他的小说里面，仍然有一种对于美、人道、人格的追求，这些初看是比较奇怪的。当然从传统来说也不奇怪，他们是汲取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滋养。

南方周末：这一点似乎可以和中国文学形成对照？

何怀宏：中国那时也有一些好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在艺术追求上也达到了不错的水准，尤其像赵树理的语言似乎土得掉渣，但是很有味道。但是整体和苏俄文学比较就比较遗憾了，它可能缺乏对人性的深入描写，比如说爱情越来越淡化了，最后写得没有了，样板戏都是不结婚、不谈恋爱的。

中国晚清以来就多有批判谴责小说，但是没有很深层的反思性作品。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是一个史诗般的杰作，作者是一个天才，但是后继无人，没有形成传统。

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过的文具和物品，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 （视觉中国/图）

托翁的教义，陀氏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是1978年之后第一次大规模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到了1990年代又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价值。你对他们经历过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吗？

何怀宏：1978年左右我开始读像《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作品，当时很受感动，但不是很了解托尔斯泰，包括他本人在思想史谱系中的地位。那时主要是欣赏，如痴如醉地阅读，里面既有很美的东西，也有很悲惨的东西。到了1990年代就不一样了，我有了比较独立的思想，包括思想训练和知识储备，这时会看到他的作品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说的倒不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我觉得那是他的艺术最高峰、思想最高峰。

托尔斯泰到晚年是一种教义型的，是托尔斯泰主义，也有不少追随者，但恰恰是这些思想、教义使我产生了怀疑。他的追求仍然是非常宝贵的，甚至他的艺术创作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比如后期的《复活》，但他确实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了。因为他觉得文学创作，包括爱情都是看似很甜的，但实际上还是“毒计”，他有一种看轻甚至否定文学创作的倾向。

比如他否定莎士比亚，觉得小孩子写的故事更好。当时很多作家，俄罗斯人都希望他继续创作下去，但他可能更多是想建立一种教义，独断式的，好像只有一条路可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是提出问题，他不要门徒、追随者，他的小说很多是提问和对话性的，或者像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的，有好几层意思。

南方周末：这可能跟他们的出身和生平际遇有关？

何怀宏：托尔斯泰毕竟一直生活在上层，顺风顺水，而且一下就登上了文学最高峰，引起很多崇拜、崇敬，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出名不久就差点被处以死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后者生活一直是困苦的，经常负债累累，婚姻也有波折，哥哥、妻子接连去世，他对命运的悲苦有更深的认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们更亲近，托尔斯泰始终是一个大贵族。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出身和经历，是他们思考的方向。如果西伯利亚中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优秀作家，但他晚年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突然爆发，尤其长篇小说创作使他登上了文学的最高峰，也是思想的最高峰。可以说他的艺术天才不及托尔斯泰，但在思想方面，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绝对胜过托尔斯泰。接受思想的人可能比较苛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来说，却大概是一个几乎可以全面接受他的思想的作家。

他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方案，是最时代的，又是最不时代的。他关注现代，又注目永恒，有超时代的东西。比如他提出“上帝死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这句话非常经典地概括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影响了尼采。他结合信仰和伦理、价值和规范，既强调基本规范，又渴望信仰，渴望上帝，所以他说“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

人们现在常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其实不是很准确，至少还有另一面，俄罗斯也是“信仰民族”。它的信仰相当普及、下沉，老百姓、普通人都曾经很关注信仰，且有许多人身体力行。但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走极端的民族，在革命之前暗杀层出不穷。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把握到两个极端，他自己也曾被认为是革命者，差点被处死刑，到后来又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信仰主义者，甚至有人叫他蒙昧主义者。他是两方面都尝试过，最后选择一个比较折中的路线，或者说来回探索、多向对话的路线。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个人来说应该是更坦诚的，他会由衷赞美托尔斯泰的作品，对《安娜·卡列尼娜》高度赞扬；托尔斯泰好像有点小心眼，他几乎很少赞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赞美的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太重要的作品。但是我没记错的话，他晚年离家出走好像还带了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其实他心中是很看重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小说里都写到命案，图为其代表作之一《罪与罚》的图书插画。 （视觉中国/图）

“能够点亮自己、让我们燃烧的东西”

南方周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他对人性的刻画极其深刻。

何怀宏：他有特别集中专注的一面，他很少写大自然的美，甚至写爱情都不太多，他好像要直奔人生真理，直抵人心深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用一种审判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审视自己，把主人公投在万难忍受的境地，来测试外表下心灵的阴暗，但是在这个阴暗之下还有纯洁，还有阳光。所以你看他所有小说都出现了命案，甚至就是围绕一个命案来写的：《罪与罚》就围绕一个大学生杀死女高利贷者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围绕几个儿子到底谁对杀死父亲负有责任，或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写；《群魔》也是，能不能杀死一个革命同道者，只是因为不赞成他们的观点等等。他思想的紧张性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包括我们一些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也不能老看他的书，还是要跳出来平和平和。

南方周末：你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何怀宏：我也不能老是看他的书，也要经常跳出来。读书会出一身冷汗，但是仍然要把它读完，然后放下一阵子。

南方周末：你对陀氏思想的关注，也和对20世纪中国的关切有关？

何怀宏：中国受俄罗斯影响很大，但是更深的，我觉得在文化和精神信仰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尤其是汉族，很早就世俗化，信仰道教也好，通俗佛教也好，跟神灵还是一种交换关系——有些中国人信神灵经常是希望得到一些好处，保佑怀孕生子、升官发财、高考得中，道教里面更明显，这和真正的信仰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说这是信仰的人间化、世俗化、功利化、实用化，但总还是有一种超越这些的东西。我觉得有必要在精神探索方面寻找他山之石，能够点亮自己、让我们燃烧的东西，这也是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主要动因。

南方周末：你认为陀氏的作品有一种宗教的、渴望永恒的精神维度，“这一维度是许多中国人相对陌生的维度，也是今天观察‘现代性’的人们常常缺乏的维度”。这种缺乏会导致什么问题？

何怀宏：我觉得就是太关心现实的东西，比较功利，有时候太关心自己。如果只是满足于外在的物质，那你又比动物高出多少呢？当然有比它更强大的控物能力，但是好像没有体现出人之为人更高的一面，就是你作为精神的存在、意识的存在，这才是你高出动物的根本。

“天上的面包”与“地上的面包”

南方周末：我们在一百多年后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当下的意义？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是超验的，对于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预见性吗？

何怀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相当有预见性的，但是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当代的某些问题，比如我们的科技如此发达，发达到笼罩我们的社会，支配我们的生活世界。他倒是有时会讲到一些问题，比如美国，他会用作品中人物的话说“美国，美国有什么好，美国你可能去了也照样失望”。至少一种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机会肯定不会吸引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节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性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的大多数，是不是都更重视地上的面包而不是天上的面包？也就是更重视物质，而不是精神，更重视安全而不是自由，更相信奇迹而不是理性。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有时候让人绝望，他自己也没有找到解答。

我们一方面非常欣赏价值平等、价值多元，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你的价值追求都是合理的。一些人追求物质追求财富，是合理的，另一些人追求精神追求道德追求信仰，这些价值观没有高下之分。但是会不会因此，实际上还是会走向价值一元？因为社会主导价值是以多数追求为主，而大多数人更重视地上的面包，因此走向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精神不是多数人孜孜追求的，甚至欣赏都没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诞生的土壤和社会氛围跟两百年以后大不相同了，那时候他们的作品只要一出，大家都关注。当然这个关注还是比较上层的，但至少大家有相同的共识，天才就是天才，权威就是权威，大师就是大师。在这样的气氛中，他们的创作是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现在“大师”似乎满天飞，连记忆力比较突出的人都可以称为“大师”。但我看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越来越少了，逼得我们寻找真正的大师只能向前人那里去寻找。“明星”也很多，主要是娱乐和体育明星，还有就是那些在财富方面出类拔萃的人，都与物质、身体和直接出场面对大量的观众有关。有些当然是人人都共享的，许多哲学家、文学家也爱看足球，有些体育明星后面也有精神，但从直接观赏的对象来说，这不就是对身体和某些特殊体能的崇拜吗？

我们今天在控物能力方面达到的高峰是前人不可想象的，但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和艺术创造的高峰，大致没有超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年代。包括在他的故乡，在现在的俄罗斯，这三十年好像没有感觉到俄罗斯出现很伟大的作家。

这不光是俄罗斯，也是世界性的，因为世界走向了一个价值趋同的社会，追求的一些主导价值已经相当类似，就是追求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精神文化是否有超越前人的创造。这是不是人性使然或者平等使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南方周末：这种“价值多元”是如何走向“价值一元”的？

何怀宏：一个是舆论，主要倾向主张价值平等。还有制度，民主制度是靠选票，谁得到多数选票谁就上来，甚至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也得尊重民意。在等级社会反而有一种价值高下的区别，不管是中国的儒家，还是古希腊罗马，要让比较具有精神性的价值来引导社会，相对来说就不太一样。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近代以来每个百年平等向前迈一步，开始主要是法律平等、身份平等，后来就要走到价值平等，甚至结果平等。“价值多元”走向“价值一元”大概是因为一个走向全面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由数量决定的社会。

但是有没有可能：一方面接受平等的基本原则，尤其是人格平等，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权利人人平等。但是另一方面，要不要走到完全绝对的价值平等，难道就不能有任何区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心中有次序排列，所以心里的歧视链很难避免。你明明看到人们事实上有很多差别，如果一定要随时抹平所有的一切，那人类最好的状态也就是托克维尔说的上面的往下拉，下面的往上提，大家都中不溜秋，甚至整体向下。

“人性有理性，也有非理性”

南方周末：“宗教大法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最具震撼力的一节。宗教大法官指出人面临三种诱惑：奇迹、神秘和权威，人会因此甘愿放弃自由。到了21世纪，我们好像更明显的是从一种对克里斯马式的人的崇拜，走向技术崇拜。因为你近年来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会觉得科技神话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奇迹崇拜”的变体吗？

何怀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等作品中，都涉及过对这种奇迹的崇拜——水晶般的天堂，美轮美奂的，雄伟的、类似世界博览会的美妙，人人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幸福的神话。但他对此倾注了强烈的注意和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人不是完全物质的（肉身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存在，当然现在是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一种理性认为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建立一个社会的人间天堂，即使跨过血海，只要最后能达到这样一个天堂（也在所不惜）。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太虚幻了，也脱离了人性。因为人有理性，也有非理性，人有时候就是会作践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和欲望，有很多非理性的冲动。他觉得不满足，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不是你给我安排了一切我就满足了。为什么北欧一些国家自杀率很高，明明物质很丰裕，社会很太平，仍然不满足，人还有更高的追求。

现在大家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过去这是梦想的世界，现在很容易达到了，远远超额地达到了。但就像梭罗所说的，即便那住进宫殿里的人，也不会改变自己多少，你可能还是一个在物质上永远不知满足的人，而且以此为最高目标去追求的人。这不仅带来个人的烦恼，也造成社会的纷争，甚至分裂和对抗，因为人人都追求大致类似的东西，但是利益就那么多，矛盾可能更加激烈。大家都想要财富，就更容易发生矛盾，个人之间是这样，国家之间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现在好像看来会有一些不太平，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人没有精神化的东西来协调——精神和道德的自控能力，就不能够和人类强大的、不断发展的控物能力相平衡。

南方周末：这些年依然有很多人，甚至是年轻人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很多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社群。这是否意味着在面对时代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时，仍然有人需要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来理解这个世界和人性本身？

何怀宏：是的，永远会有人有这种需求。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是少数人才会比较强烈地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人，以精神追求为最高追求。即便从比例来说是少数，绝对数量也就不少了。他们可以引为同道，并尝试影响他人。

但要寻找一劳永逸的绝对答案，我觉得还是很困难。就像我刚才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人的根本困境，人的多数和少数的差别，我们又要遵循平等，就会发现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你不知道怎样走出这一困境。但我觉得至少是这样：少数人追求也可以稍稍有一些客观的平衡，不管力量有多大，人类值得有这样的平衡。

（本文导语内容部分参考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尼古拉·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与腾讯文化、澎湃新闻相关报道）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