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校的英文（国际学校的妈妈）

作者：没有泪光港漂劲闯。

九十年代初，决定从美国搬到香港来工作时，我和我先生首先考虑的是工作机会和前程，小孩子教育的问题想得不多。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才发现在香港上小学还挺复杂。

香港的学校基本分三类：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好，广东话教学为主，对我们说普通话的家庭不适合；由政府资助的20多所英基学校，英语教学，由住房地域就近入学，不是最佳选择；剩下的是数目不少的国际学校，基本以英语教学，其课程设计往往与赞助的国家有关。国际学校通常学费昂贵，一席难求。

考虑再三，我们选择了港岛南部的一家国际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三类家庭：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来香港工作的海归和港归，香港本地的富家子弟。若只看家庭背景，学生多元化，颇似美国的公立学校。孩子可以广泛地接触来自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同学，是我们选择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儿子上了学，我才发现自己也在上课，我的收获源于和同学妈妈的交往。

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是合伙关系，在配合和时时沟通中共同教育孩子。学校鼓励家长做义工，来教室里协助老师的授课。为了协调老师和家长的沟通，学校设有家长协会，班级有家长们选出负责的“班级妈妈”。我儿子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班级妈妈都是一个叫艾蜜莉的妈妈。

艾蜜莉是广州人，一米七的高个儿，大长腿，长脸型，眼睛细细长长，除了上嘴唇和鼻子之间宽了一点儿，五官挺耐看。她将一头黑发梳成一根马尾，高高地束在脑后，显得精神气十足。艾蜜莉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商学院，在那儿完成学业后加入了一家在纽约的投资银行，从分析员做到副总，业务干的很出色。艾蜜莉三十几岁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来之不易。孩子生下来，她辞去了投行的工作做全职妈妈。艾蜜莉嫁给了也是从事金融工作的美国犹太后裔，随着老公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香港。

艾蜜莉是那种高度自律又充满自信的人。她不是天生开朗，也不是生性热心。在社交场合，她会给自己布置任务：和每个人都握手打招呼，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搞定谁是她值得进一步交往的人，离开时，她有本事让人家对自己有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识艾蜜莉的自律和社交能力，是在新生入学的家长联谊会上。

联谊会是在学校小学部的礼堂举行。小学部坐落于岛南浅水湾南边的一个山谷中，三面环山，环境颇为幽静。小学分了两个校区，一至三年级在一个校区，四至六年级在对面的学区。学校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背景，两个学区共享一个设计宏伟又简洁明快的教堂。游泳馆和足球场都在二十分钟外的中学校园。

联谊会那天正值香港的八月，天气十分炎热、潮湿。从中环去岛南只有一条双向车道，堵车是常事儿。我乘的计程车开到了学校附近就停滞了，前面排了一长串的车，都等着拐进通往学校方向的马路。我以为留足了时间，结果还是迟了，眼见离学校没有多远，慌忙地下了车，步行最后几分钟。

从计程车到学校门口也就几步之遥，山谷中的湿度大的让人感到空气的重量，好像是在毛毛雨中穿行，到了学校，我的头发、衣服都湿漉漉的。本来就有些迟了，顾及不了这些细节，步履匆匆地走进礼堂。

一进门就看到几个和我一样不知所措的新生入学的妈妈们，我走上前去介绍自己。刚开始聊不久，来了一个妈妈，她果断地挤进我们的小群，打断我们的寒暄，坦然自若地说，“你们好，我叫艾蜜莉，我是科里斯的妈妈。你们不用自我介绍，我从同学和家长名册的照片上就认出你们啦。” 说罢，周到、热情洋溢地和我们每个人都聊了一会儿，然后把大家带入一个当时都关心的话题 — —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正聊得热烈，我抬眼看到艾蜜莉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个话题了，甚至不在我们的小群。我随着她的眼光望去，见艾蜜莉在环顾四周新到的几群父母，谛听他们的谈话，她的眼光最后落在以一个稻草黄色头发，灰蓝色眼睛，体型福态的中年白人妇女为中心的群。我隐约记得在学校的网站和介绍资料中看过她的照片，她是学校小学部的校长。

我再定睛一看艾蜜莉，忽见她脸上的笑容顿时变成警觉，好像士兵乍听到号角吹响，整装待发一般。她将双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从耳前划到耳后，貌似将散落的头发归至耳后，只是她并没有一丝散发，然后左手把马尾辫上的蝴蝶结重新紧了一下，而她的头发并没有松散，这些动作似乎都是无意间的、条件反射般的、习惯性的动作。让我想起电影中看到的警察追捕逃犯时，听到了可疑的声音，立即拔出手枪同时子弹上膛。

接下来，没等一个正说着话的妈妈把话讲完，艾蜜莉一个胳膊搂在她的肩膀，另一个胳膊搂住站在另一边的我，满脸微笑，温暖地说，“真抱歉，我实在有点渴，去拿杯水，能帮你们拿一杯吗？” 那个话被打断的妈妈感激地说道，“太好了，能……” 没等她有机会说完，艾蜜莉已经迫不及待地转身离去，快步奔向了小学校长。我还真挺佩服她的这份果断和执着。

联谊会结束后，我走到学校门口的计程车站，看到艾蜜莉也在等计程车。我和她打了个招呼，礼貌性地找话说，“今天来的家长不少，连好多爸爸都到了。我先生出差来不了，挺遗憾。” 艾蜜莉心不在焉地瞥了我一眼，双手一边继续在手机上穿梭，一边解释道，“抱歉，我有个习惯，就是在把每个应酬中认识的重要的人写在手机里，比如说在什么场合认识的、对方曾说过什么值得记录的信息，以便下次见面或者以后需要联系时用得上。” 我没有问她，但确定我不在她的记录中。

从那之后，我每次去学校参加活动，几乎都会见到艾蜜莉。文艺表演、体育比赛、班级文化节等，艾蜜莉都是主事儿的妈妈之一。

其实我挺打怵参加学校活动的。生了孩子后，是否返回职场这个问题曾经让我思虑再三。我们这一代人看重科学、书本知识，从知道怀孕的惊喜过了之后，就列了一个孕期、育儿方面的书籍清单，边读边作读书笔记。母亲笑话我把怀孕当作学位攻读。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入学要考试，驾车要考执照，求职要面试，而养育下一代这么复杂、重要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既没有正规培训也没有资质要求？社会应该对新手父母实施科普教育。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不仅不是四世同堂，有些人从小就没有父母、或者单亲家庭长大，言传身教已是过去。结果是初次做父母的人多感不知所措。

上班后，怎么管理时间成了长期挑战我的难题。从前，我喜欢读关于杰出女高管的文章来励志。看人家工作带娃两不误，滑雪潜水登珠峰，个个美丽动人，婚姻美满。后来，这类无所不能的女人文章不读了，这些故事是精神毒药，倡导着社会对现代女性不合理的期望。家庭和事业的最佳平衡状态，对我来说，是“是与不是”一样的求而不得的人生终极拷问。

每次参加学校的活动，总是有点格格不入之感。每当我走进教室或礼堂时，往往有很多妈妈已经在场，她们显然彼此熟识，正聊得热火朝天，我站在一旁根本就插不上话，就算努力搭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总感觉别人是善意的容忍我插了几句话，并不代表接受我是她们中一员。

有什么办法呢？工作一大堆都处理不完，哪里有可能经常来学校做义工呢？不常来又怎么能和这些妈妈成为朋友呢？人家聊上个星期一起吃饭时一个妈妈推荐的一本关于育儿的书，另一个妈妈约下星期带着孩子去看一个科普展览。我虽满脸堆着灿烂的笑容、煞有介事地听着，脑子在琢磨着在公司急需解决问题的方案，斟酌着晚上给美国总部汇报工作的纲要。下个星期会议、谈判等安排满了，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让我最难为情的是儿子同班同学安吉拉的妈妈，一个非常友善的白人，不时地会跟我讲一些关于我儿子在学校的趣闻轶事。我则一边掩盖自己一无所知的懊恼，一边点头微笑着说：“这孩子在家就是这样的，他的确是可爱有趣！” 自己都觉得假的可笑。

艾蜜莉的儿子科里斯是一个异常聪明的孩子，数学和天文是他的爱好。每次来我们家玩儿，他都会带着他尚未做完的趣味数学或者天文方面的书籍，有时候别的几个孩子们在玩儿，他一个人旁若无人地读书或者做数学题。他与小朋友们的交往能力比较差。遇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会高谈阔论，尽管其他的朋友都已兴趣索然，他仍不停不歇地讲下去。如果是他不喜欢的话题，他会半截插话，然后说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凡事不顺他的心愿，他会突然暴怒，发脾气。每次他来家玩儿，我注意到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一直避免和我目光相交。

我问我儿子喜不喜欢科里斯，他认真地想了一下说，“他很聪明，有点怪异，很多同学不喜欢他。但我不在意他的怪脾气，我喜欢他。” 科里斯再来家里玩儿的时候，我用更多的时间和他聊天。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科里斯有点自闭症的倾向。当然我没有医学背景，只是从读到的关于幼儿心理学方面的文章而做出的粗浅判断。思考了很久，我决定还是间接地提醒一下艾蜜莉。记得读过的一篇关于儿童自闭症的文章上提到，有自闭症的孩子越早接受治疗效果越好。

接下来不久是香港一年一度的视觉艺术节。这是香港最大的慈善艺术活动，一个晚上的时间去体验香港的各个艺术画廊内展示的各种视觉艺术。参加的人可以一边逛画廊，欣赏各种艺术作品，同时也品尝沿路的各种佳食美酒。我通常再忙也会推掉所有的事情，参加历届视觉艺术节。

我最喜欢的是香港视觉艺术节的多元化，一般会从黄竹坑的本地画廊看起。当我走进一个画廊的时候，看到艾蜜莉在那里观赏一个在国际画坛上崭露头角的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于是我们一起看了几个画廊。从一个画廊走到另一画廊的空隙时间，我们很自然而然地聊到了孩子，看到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我婉转地讲了对科里斯的观察。

没想到刚一提，艾蜜莉就像个皮球被狠狠地拍了一下一样，跳了起来。尽管我们平日里说普通话，她不高兴的时候，通常通篇转成英文。不知道是因为英文不是母语，用时不会走心，普通话不好意思讲出口的话，用英文就没有这个顾虑呢？还是西方文化中人们交流想法更直来直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主，对方的感受其次，于是用英文更合适呢？在中国文化里，如果想讲些生硬或者不中听的话，大家通常会用暗示或者以委婉的方式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的优点在于保全了大家的颜面，缺点是效果因人而异。如果对方敏感，则会领悟到你的意思；如果对方迟钝，可能完全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不知道艾蜜莉是哪种原因，也许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此刻她用英语道，“科里斯六岁的时候我就给他测过IQ, 他根本就是天才！天才的孩子往往和平凡的孩子相处起来很窝火，因为普通的孩子跟不上他敏捷的思维。我从来不为他的未来忧虑，他以后一定会像他的爷爷和爸爸一样去哈佛大学读书的。至于他和一些孩子处不处的来，你真觉得有那么重要吗？” 看到她激动的情绪，加之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我立马收了声。心想，我是尽力了，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尽管效果不佳。

我儿子在班上有三个好朋友：科里斯，史蒂文和麦克。因为四个孩子很要好，互相影响，不免参加的课外活动也相同。三年级时，四个孩子都参加了一个话剧的表演。彩排后，我们四个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学校旁边的会所吃晚饭。

会所依岛南海岸的一处临海山崖而建，站在会所的草坪上仿若在游艇上一般，无垠的大海、远远离岛、海岸上地中海风格的建筑尽收眼底。陡峭山崖下，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岩石，溅起白色的浪花，习习海风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妈妈们坐在临海的桌位，孩子们坐在邻近泳池一桌。孩子们叽叽呱呱的说得好开心，妈妈们一边瞧着孩子们，一边谈论今年学校的老师和课程安排，交流培养孩子的心德。

艾蜜莉一如既往地垄断着谈话，高谈阔论地分享她培养孩子的经验，说道 “孩子交友比学习还重要，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家科里斯和什么孩子交朋友之前，我都会做尽职调查。单亲家庭或者父母离异的孩子从小缺爱、没有安全感，不太适合做朋友，而且让孩子小时候就看到家庭不全，会让他有阴影的。” 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麦克的妈妈海伦，海伦长长的睫毛抖了抖，脸上闪过一丝不快。

我和海伦都曾经是单亲妈妈。我从小到大都是个我行我素、心中自有一轮明月的人，除非我自己有解不开的心结，不然的话，别人怎么看我从来不重要。海伦不同，海伦柔顺平和，有一颗敏感的心。我决心不让嚣张跋扈的艾蜜莉伤害海伦。我说道：“艾蜜莉，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和传统的父母双在的家庭，家庭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家庭是否有爱。在充满爱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比父母都在但功能失调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有安全感。我们生活的社会有一半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我们的孩子早晚都会面对社会，我不认为这个择友标准有逻辑性。”

坐在我另一边的史蒂文的妈妈捷茜卡，接着我的话说道，“我同意这个观点，单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总统、奥巴马总统都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捷茜卡是美籍华人，自然引用的是美国的榜样。

艾蜜莉貌似随和的咯咯一笑，道 “你们说的也许有道理，我没从这个角度考虑。” 忽然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我也不赞同科里斯去那些妈妈整天上班不在家的小伙伴家里去玩儿。妈妈不在只有保姆，孩子们没有真正的成年人监督，那不只能玩游戏、看电视，哪里会有什么收获？” 我是在场的唯一的职场妈妈，这分明是说我啦！

捷茜卡冰雪般聪明，当然听出艾蜜莉的弦外之音，立即举起右手，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喔！艾蜜莉，这个观点太极端，不合适。” 捷茜卡是学校里最受人喜爱和尊重的妈妈之一，在家长协会和老师面前都有影响力。果不其然，捷茜卡的介入让艾蜜莉改变了心意，她好像突然发现我也在场，又突然意识到我的家就是她所说的那个不能放心让自己儿子去的地方，戏剧性地伸出胳膊搂紧我，道，“哦，抱歉抱歉！当然我不是说你，科里斯和你儿子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都知道你好棒！” 没有待我有机会说话就起身去卫生间了。

艾蜜莉走开后，桌上的气氛变得有点些尴尬。海伦知道我不爽，但是不知道怎样不动声色地缓解氛围，于是禁声、专注地吃着面前的沙拉，不来招惹我。捷茜卡则不经意间转换了话题，聊起最近看的一部电视剧。我漫不经心地和她闲侃着，暗自思量，艾蜜莉是个强势的女人，有些时候霸道了些，也有不少的偏见，但是组织学校的活动属她投入、热心。她平时待我儿子很好。朋友之间也好，同事之间也罢，凡是最敏感、最难以启齿的话题，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直面的。决心已定，心绪平静下来，边吃我点的扬州炒饭，边和捷茜卡聊电视剧。

过了一会儿，艾蜜莉回到桌旁，若无其事地说，“你们猜猜我刚才撞到了谁…”

“艾蜜莉，” 我心平气和地打断了她的话，说，“你刚才说上班的妈妈不能时时事事地监管孩子，你的忧虑不是全无道理。我承认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她们三个都很意外地看着我。我继续不疾不徐地道，“我生了孩子后，曾经为是不是返回职场迷茫困惑了很久，就是今天我也不确定自己的决定是正确。老实讲，我去学校参加活动时，会觉得全职妈妈在冷眼旁观我这样的职场的妈妈，甚至觉得她们鄙视职场妈妈，在她们眼里职场妈妈是不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母亲…” 说到这里，我的声音哽咽起来，捷茜卡的手伸出来，在我手腕握了一握。

我停了停，淡定自若地说下去，“我意识到这些可能都是我自己非理性猜想，主要源于我自己对工作和家庭选择上的愧疚感。我常常有挫败感：尽管竭尽全力，结果工作不算最尽职，妈妈当得不完美，家庭经营不完善。其实，每次参加学校的活动前我都会紧张，不想去面对，去了也觉得格格不入，想赶紧逃走。”

我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在事业和家庭选择上的挣扎后，问道，“艾蜜莉，你和捷茜卡都曾经是金融界的成功女性，你们放弃了辉煌的事业，成为了勤奋、身心投入的全职妈妈。回想你们的当初选择，你们的经历和感受是怎样的呢？”

一片缄默沉静，半晌没有人说话，看来我触碰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此刻天色渐渐暗下来，星月尚未升起。大海变成了一片深远的黑暗，远方灯火阑珊。孩子们早已吃了饭，去游戏室玩儿了。剩下我们几个妈妈，听海浪轻轻撞击岩石，各自想着心事。

过了一阵子，捷茜卡幽幽地说，“要说没有困惑、没有遗憾是不可能的。记得有一次，我有个很长的任务清单：准备一日三餐，带孩子们去课外活动，组织孩子的生日晚会，房子的装修设计定稿，安排夏季孩子们的暑期班，老公父母来探亲的申请表，计划夏天全家假期出游攻略。我老公问我假期出游航班订好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先生马上不高兴地说，“你又不工作，家里又有菲佣，这么点儿事拖了这么久！” 他根本不理解管理好一个家，有多少事需要做。”

我叹了口气，心想，是呀，现在社会大家都期望有一个幸福、有序的家庭，经营管理家庭的责任分工模式不同。有的家庭一人负责挣钱养家，另一方负责照顾孩子、管理家庭。有的夫妻双方都工作，那么责任分工又不同。可是负责家庭工作是一份24/7的工作，可是很多人都不认可这份工作的价值和贡献。

捷茜卡接着说道，“原来在公司，我有着自己的舞台，我是主角。辞职在家，我是后台服务中心，有的时候挺孤独寂寞的。后来我报名参加许多高科技方面的讲座，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座谈，尽量让自己跟上社会的发展节奏。经过一段摸索和心态的调整，终于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平衡点。现在既有从事的慈善事业和教会的工作，又是家庭主妇。”

艾蜜莉深吸一口气，说道，“我和我先生是在投行认识的，他说当初爱上我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精明强干，工作出色，充满自信。辞职在家后，我先生若是和哪个能干的女同事吃顿饭，我心里都会有些失落，因为她就像从前的我。以前在公司，我们有关键绩效指标，年中和年尾工作考核按指标完成情况来决定奖金、加薪、升职。家庭工作嘛，事情做好了是应该的，“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又曾经是华尔街投行的精英，这点事你根本就应该做的好。” 我先生常这么说。孩子的成绩不好了，我会很生气，怪自己，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又曾经是华尔街投行的精英”，这点事都做不好。其实压力很大的。” 艾蜜莉说着又渐渐陷入沉思。

捷茜卡说道，“不过我不后悔我的选择。能陪伴孩子成长，开阔他们的视野，挖掘他们的潜力，把他们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孩子们抱着我，说爱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艾蜜莉突然说道，“我上个月和我老公协商达成了共识：我要给自己单开一个银行账户，以后他的工资的三分之一都会打到我的个人银行账户，作为我的工资，由我全权支配，年终的时候还得有年终奖金。”

我们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我举起手中的水杯，说，“女士们，来来来，我们以水代酒，为年终奖干杯！” “为年终奖干杯！” 她们附议道。我们四人碰了碰杯，在点点繁星下、欢声笑语中结束了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