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竺可桢（80年前）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浙江省绍兴人。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起，他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在浙大期间，他倡立了“求是”校训。

1938年抗战期间，浙大西迁江西泰和后，竺可桢先生在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作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演讲。今天读这篇演讲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将他的一则日记和演讲词呈给网友共同分享。

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竺可桢

日记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西泰和，八点至新村肖氏宗祠举行浙大第十一届毕业典礼。八点半开会，行礼如仪，首由余致辞。余述三点：一、大学生入社会后，在此国难时期应人人负起责任，使中华民族成为不亡的民族；二、目前学校缺点在于只传授知识，而不注意智慧，不能使人深思，以后毕业生应能慎思明辨，俾能日日新、又日新，以发扬而光之大：三、在社会服务，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而在于努力去干，只要所干之事是吾人分内应做之事。

讲演词

诸位同学，今天是本校举行第十一届毕业典礼，正值倭寇猖獗万方多难的时候，诸位毕业生初入社会，就遇到国难，因此诸位的责任，就格外的重大。我们晓得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现在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职志。目前虽然敌人炮火飞机连续地天天轰炸，我们前方将士仍能奋勇杀敌，前仆后继。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新精神，这种精神是铁血铸成的。

从前战国的时候，秦国是有名强暴的国家，他把韩、赵，魏、齐、楚、燕一个一个地并吞。当时有句童谣，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据《史记》太史公的解释，以为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怀王入关，为泰所杀，楚人哀之，故亡秦必楚。这话是不对的，国之兴亡不能以其君方之如何被杀来断定的。楚之所以能复兴，乃是因为当时楚之民族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有以促成之。只要看当时，几个伟大人物如汉高祖、楚霸王、韩信统是楚人。巨鹿之战，各国诸侯兵皆作壁上观，惟有抱破釜沉舟之楚兵，始能以一当十，击败秦人。这都是表示楚之民族是可有作为的民族，不是一个堕落的民族。

所以中华民族只要能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日本虽如何强暴，如何诡计多端，亦徒见其心劳日拙，而不能成功。我希望诸位到社会做事，能够把这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传播于各村乡、各城市、各机关去。

其次，诸位在校四年，所得于学校及诸位老师之益不少，但同时不可以不知中国现行学校制度之缺点与优点，而对于缺点尤其应知道。惟知道缺点方能谋补救之方。许多人常以学校培植学生和工厂制造物品相比，毕业生没有出路好像是工厂出品无处可销。这比喻有很重要一点根本不合：工厂出货无论是一部汽车、一只表，或是一个铁钉，总是出厂的时候最适用。等到旧了，表会停、汽车会抛锚、铁钉会生锈。毕业学生，可不能一离校就天天腐化下去。他必得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内在力，使其出门后能利用其思想以增加知识经验，锻炼身体品性，使学问道德又日新日日新。有若干教育家以为现代的学校，是教而不育，即是专重知识的传授而缺乏道德的修养。因此也就有许多人赞成恢复从前的书院制度。但即以智育一端，现行制度亦有重大缺点，即专重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于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

《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宋程伊川说道：为学之道，五者缺一不可。但实际现在大学能行到博学审问已经算好的了。现在各大学统以读满多少学分即算毕业，这种制度的弊端到了极点，变了北京填鸭式的教育。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程子解说道：学者须是深思，思而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伊川大弟子尹彦明见伊川半年，方得《大学)和《西铭)看。这好像新生到校第一学期，不叫他上课，先看其人志趣如何，到第二学期方给他两本书看。有人问朱子此意如何？朱子答道也是叫他自就切己处思量。

在杜威所著的《我们如何思考》讲到如何能使学生接受各种知识而不囫图吞枣地咽下去。他的第一个条件是教师所供给的材料必是学生所期望而切实有需要的；第二是能有刺激性而使学生觉得尚有改进之可能的。若是老师铺陈事实时使学生得一印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许多学者的研究，已如《吕氏春秋》一字不得增减时，其结果学生但可接受而无自动思想之能力。所以程子说学者要先会疑，他又说学源于思。

二十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召集一年级学生讲话，他说你们不要过信老师所讲的话，以为金科玉律不能变动的。这话初听很足惊异，但其实理由是很明显的。以物理学而论，四五十年前当凯尔文最有权威的时候，那时物理学家以为所有物理学上重要的学理已经发挥无余，但不久居里镭的发明、伦琴X光的发明，使物理学上思想大起变化。从前所谓能量不灭、物质不变诸定律，到现在统须加以重新估计了。所以现在我们教科书上有许多定律，安晓得二三十年以后，不被推翻吗？

中国古代虽无近世的实验科学，但是南宋理学家的思想，却是很科学的。近世科学均推培根为鼻祖，培根距今不过三百年。他和明朝徐光启是同时，小徐光启一岁，世人之推他为科学鼻祖，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倡归纳法，同时注重实验。程子的格物致知，实在也是归纳法。如他问，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答曰：怎得便为贯通，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恍然自有贯通处；又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这所讲就是归纳法。察就是观测。所调归纳法也者，无非从许多观测的事物，寻求一个公共原则，是为定律。定律既立，然后由定律以推同样事情的归宿，是为演绎法，如欧几里德几何定律的推演即是。或问程子曰如何是近思，他答道以类而推，就是演绎法。宋代程子之学确有科学见地。朱子对于进化论、对于化石、对于雷雨的解释，与近代科学的解释甚相吻合，但是所差有一点，就是并无所谓实验。

据杜威说：实验者乃是依据一种理论而设计之观测，近世科学以实验为最要之工具。王阳明嘲笑朱子的致知格物，说他照朱子办法，坐在竹子旁边去格竹子的物，结果坐了七天，人几乎病倒了而不能格得一个道理出来，这就是因为不知实验的缘故。广东岭南大学的植物教授米克鲁尔，他花了十几年工夫，把世界所有竹子五百几十种，统种在岭南植物园里，天天观测，数年以后，竹子的性质统被他弄明白了，这才配称格竹子的物。所以实验是近世科学的特长，为中国所无的。至于科学方法即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以及学者之须善疑、之须深思，则程朱既已倡之于千年以前矣。

七八年前国际联盟派了几位教育专家，法国的郎之万、英国的托尼、德国的贝克尔和波兰的法尔斯等来华考察教育，回欧以后，出了一个报告：《国际联盟考察中国教育专家团报告》。其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的注意的。他们说中国一般人士以为欧美的文明，是受近代科学发达之赐，所以中国只要应用欧美的科学技术，就立刻会把中国跻于欧美文明的水平线上。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能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我们用许多金钱去买飞机、无线电、电机引擎到一个没有科学头脑的国家，正好像移植果树到沙漠而希望其蕃生。

我们一般人的无头脑，可以从一般人的轻信和盲从看出来。民国二十年，山东乡人梁作友冒称富翁，欲捐巨款与政府，一时社会人士多以上宾相看待；一二八事变日本白川大将被击死的谣言，更轰动一时，甚至各地结队游行，放炮庆况。到了去年卢沟桥事件发生，神圣抗战开始，各种无稽的谣言层出不穷。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一味盲从，尚无足怪，所可痛恨者，就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们也毫无常识地一唱百和，这是中华民族前途最危险的一桩事。推究原因，大学里重传授知识面不训练知识是重要的一个。诸位毕业离校以后，若要发扬光大你们的学问道德，必得能深思、能善疑，利用实验方法来解决问题，要晓得天下事不进则退，不能发扬光大就是腐化。

最后诸位毕业以后，就得寻个职业，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许多工厂学较已被毁于敌人炮火之下，机会比平时尤难。望诸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辽远和因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就得去做。新毕业的人，一进社会，就一跃而做一个机关的最高职员，不熟悉机关的内容，不能与下级职员同甘苦，则日后必致失败。俗语有句话说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孟上有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