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学校（从内书堂设立）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明代的宦官专权肇始于英宗时的王振，升级于正德年间的“立地皇帝”刘瑾，到明末更产生了权倾一时、臭名昭著的“九千岁”魏忠贤。对于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明史》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宦官学校内书堂的设立，宦官“用事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

内书堂的设立，是否真如《明史》作者所论，对明代政治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们可以从宦官干政的根源和内书堂的设立缘起说起。

明代宦官学校——内书堂

皇权让渡给宦官

明太祖朱元璋登上帝位后，以汉唐宦官祸国乱政为鉴，对宦官势力严加限制。他多次明确规定宦官只能洒扫侍奉，不准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御外臣冠服，严禁内侍与外廷诸司文移往来，相互交结，甚至在宫门置一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震慑。有个跟从了很久的老宦官，一日从容语及政事，朱元璋便大怒，当即把他赶回老家。

不得不说，朱元璋从主观上是非常注意防范宦官干政的，然而，后来实际情况的发展并不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

为了“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诛杀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以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集相权、君权于一身。通过“胡惟庸案”和之后的“蓝玉案”诛杀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后，朱元璋的个人独裁达到巅峰。文臣武将不能信任，他只能信任身边的家奴宦官了。

在朱元璋执政的中后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着各类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遗内使赵诚往河州市马”，洪武十一年（1378 ）遣太监吴诚诣总兵宫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阅兵。宦宫自此开始参预政事。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日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朱棣之所以能篡位成功，宦官的助力功不可没，“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立下战功。因此，朱棣当上皇帝后，对宦官的态度是“多所委任”。永乐十八年（ 1420）设置东厂，以宦官提督厂事。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因后世子孙懒于处理政务，外廷逐渐形成以内阁为中枢的行政机制，与此相适应，在内廷，皇帝的“批红”大权也开始委任给司礼监宦官，司礼监相继设立了文书房、六科廊等与外廷相对应的机构。明朝的政治体制子演变成司礼监和内阁共同柄政的内外双轨制。司礼太监由于日侍皇帝左右，其地位之优越, 非内阁所能比拟，因此更是权势熏天。

明宣宗打马球

内书堂应运而生

为了适应宦官权力不断扩大的现实需要，宣德元年（1426）七月， 明宣宗朱瞻基在宫内正式创立内书堂作为培训宦官的专门机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宦官学校就这样应运而生了。第一个入内担任宦官教师的乃是由刑部主事改任翰林修撰的刘翀，宣德四年（1429 ），明宣宗特命大学士陈山为内书堂专职教习，从此开始了对小宦官的正规化教育。

内书堂隶属于宦官首脑机关司礼监。万历年间的司礼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本监（司礼监）提督总其纲，掌司分其劳，学长司其细。” 司礼监的提督太监是内书堂的最高负责人，掌司则是内书堂的实际负责人，学长是掌司的助手，负责处理日常学习、责罚等具体事务， 一般有六至八名。

内书堂的教学由翰林院负责，以编修、检讨乃至侍讲、侍读学士为教官。小宦官学习的主要课程，既有当时流行的儿童启蒙读本《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又有四书五经。

选拔进入内书堂学习的小宦宫都是聪明伶俐、好学识文、可堪造就之人，一般为10岁左右。内书堂在读学生可达二三百人，最高一度达到四五百人。小宦官入学后要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再拜翰林院的老师，还必须交纳束修（学费〉，一般是手帕、白蜡或龙桂香，以表示是来求知的。

经过二三年的学习，从内书堂结业后，这些小宦宫的出路是拨到内府各衙门充当“写字”，出路比较好的被选派到文书房供职。司礼太监专权“代天理物”往往是派文书房太监前往内阁发号施令的，所以，这文书房的职务类似机要秘书，地位十分重要。而升入司礼监的又必须是文书房出来的太监。

内书堂学生还有一条道路更为显赫，那就是因学习极为优异而自内书堂派拨为东宫侍读。东宫即位为帝后，这些伺候过太子的人往往都直接升任司礼监要职。比如明英宗时的司礼太监王振，自幼在内书堂读书，宣德时侍当时还是太子的英宗，英宗于冲龄即位后，王振得以执掌司礼监大权，飞扬跋扈，英宗以“先生”称呼他，对他言听计从。

知识型宦官中的“善类”

宦官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继续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就难以杜绝宦官干政的现象。对此，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剥夺太监一切文武官职的法律，但太监们却老是又再回到这些职务上去。东方的太监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

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需要从君主专制政体本身去寻找答案，而内书堂的出现，只是为了适应宦官干政的现实需要。事实上，内书堂的设立，普遍提高了内廷宦官的文化素质和自身修养，虽然不能改变宦官干政的事实，但正面作用仍大于消极影响。

一般来说，内书堂出身的宦官因从小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比较注重自身操守，又与外廷翰林官有师生之谊，同士大夫的关系比较密切，当他们执掌内廷权柄时，内、外廷矛盾就相对缓和些，如成化时怀恩、王高，万历时冯保、陈矩等人掌司礼监时就是如此。

明宪宗在位时，怀恩掌管司礼监，当时“汪直理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但由于怀恩官位在汪梁等人之上，且其“性忠鲠无所挠”，使得“诸阉咸敬惮之”。宪宗欲易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孝宗登基后重新召回掌司礼监，怀恩也积极告劝新皇帝斥逐奸猾小人万安，重用以直谏而名的王恕，在其用力之下，“一时正人汇进”，其死后，“赐祠额曰显忠”。

万历一朝矿监税使四出搜括，为害地方，弄得举国不得安宁。时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陈矩，不喜欢声名货利，闲暇时喜欢鼓琴歌诗，史称其“为人平恕识大体”。“云南民杀税监杨荣，帝欲尽捕乱者，亦以矩言获免”，“帝欲杖建言参政姜士昌，以矩谏而止”，陈矩死后，“赐祠额曰清忠”。

读书识字并不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多少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从内书堂走出的宦官中，虽然也有作恶者，但更多是熟知经典、深通义理之人。人们往往对宦官的作恶大加挞伐，好像宦官中少有善类，其实细观史书所载，此侪亦“间有贤者”，他们在历史上也曾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