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政大学（李时雨）

在港片中常常能看到警察卧底到黑社会组织中收集情报，并暗自里汇报给上级，帮助警察对黑社会组织进行打击，然而这种人不仅仅存在于电影中，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就有这样的人，不过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非警察，卧底的组织也不是黑社会，而是比黑社会更危险的军统中。

李时雨

而作为一名特工，李时雨更是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之中的佼佼者，他在敌方阵营中潜伏多年，并直到坐上地方阵营中的高层位置，也没有被人发现，不断地为党组织提供重要的情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既能回顾往期文章，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接触先进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时雨于1908年出生在了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风岗屯，当时父母给他起名为李亭芳。八岁的李时雨被家中长辈送到私塾中学习，而他当时最喜欢看的书就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而在这部著作中，他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就是“及时雨宋江”,因宋江的大义及嫉恶如仇、劫富济贫等等行为，所以与同学交谈时常常提到宋江，故被同学起了个绰号名为“时雨”，所以后来李亭芳将名字改为了李时雨。

之后学习成绩优异的李时雨成功考入了黑龙江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的绥化二中，但在学校中学习了半年后，支持李时雨念书的祖父离世，而他的父母并没有让他继续念书的念头，所以不给他上学的学费，李时雨也因此而辍学。辍学后的李时雨仍心心念念的想要去上学，但因父母不同意，所以他便在之前同学所办的私塾中不断地学习，同时不断地与父母沟通，希望父母同意他去上学。1924年在兴隆镇新发屯乡绅的劝告下，父母才同意他继续上学。开心的李时雨跟着乡绅的儿子一起来到了省立一中补习班中学习，并在半年后成功的考入了省立一中。

1925年，因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各地的工人以及学生纷纷罢课停工，为南方人民的斗争进行声援。而刚刚入学一年的李时雨也加入了学生游行运动的队伍之中，支持上海工人的斗争活动。

五卅惨案

但学生游行活动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反对，所以便解散了省会中众多的学校，通过让学生回家这种方式来阻止学生游行的活动。虽然在学校中学习的时间仅有一年多，但这一年中所学到的和见到的东西都对李时雨影响颇深，为他未来的人生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学生运动中，接触到的人和事都对他的爱国教育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让他慢慢地开始有了先进的革命情结。

1926年，李时雨和乡绅的儿子相伴，来到了天津南开中学。这所学校的氛围以及师生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先进，并且李时雨也在这所学校中认识了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林枫以及众多进步分子，读到了许多国外的进步书籍。后来因为家中长辈不同意在天津学习，所以被迫回到家乡，但经过李时雨对父母的不断劝说，父母终于还是同意给他学费让他到北京上学。

1927年过完年后，李时雨跟着同村中小时侯的同学来到了北京，并在这个同学的帮助下，考到了北京弘达学院初中部，并且在初中毕业以后考到了北京法政大学。在大学中的前两年，李时雨专注于学习，埋头苦读，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假期时，李时雨回到了老家，偕同多个伙伴将在外地学习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开展了驱逐当地腐败县长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时雨听闻消息，知道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而想要拯救这个濒临破灭的国家，唯有跟随着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让这个国家起死回生。经人介绍，李时雨便加入了中共青年团，并于同年12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同年12月，北京的学生南下示威，而李时雨作为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卧轨斗争，并在之后担任了北京大学生示威的指挥。但国民党当时对于全民人民的要求不理不睬，李时雨等众多爱国志士在报国无门的情形中，纷纷弃笔从戎，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一心救国，开始特工生涯

1932年，地下党组织派遣李时雨潜伏在哈尔滨并在哈尔滨地区组织起抗日武装力量。在到达哈尔滨后，李时雨与地下组织接头，并按照当地地下组织的安排，到多地联系组织人员，之后便回到了老家。

在老家李时雨向自己的亲戚长辈讲解抗日的原因和道理，在李时雨积极地宣传和细致的讲解下，他们都表示愿意加入抗日义勇军。多日奔波后，李时雨已经成功地联系到了上千人，并且绝大多数都有意愿加入李时雨的队伍，所以李时雨决定将家乡的一个药铺作为根据地。

随后李时雨又找到了家乡中学的校长和自卫团的负责人，经过谈论，他们三人发现互相志愿相投，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抗日并在接下来组织武装起义。但在这支抗日队伍成立后，因为有成员被说服投靠日伪军，所以被迫解散。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后，李时雨又回到了北京法学院念书。

李大钊

1933年，日本的军队已经来到了天津地界，战争的硝烟即将弥漫到这里。中共地下党发出指令，决定通过安葬革命烈士李大钊同志为契机，在天津发起一场反对国民党无故杀戮爱国人士的群众运动，而李时雨也被告知要出席这次葬礼，并在这次活动中担任护灵人。在送葬过程中，国民党军阀对送葬队伍百般阻挠与威胁，但队伍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人民群众不畏敌人的各种手段，成功的将李大钊同志的遗体送到了指定地点。同年4月，李时雨与孙静云完婚。

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地下党组织命令他潜入东北军中。恰巧李时雨的一位儿时同学在东北军中担任要职，在他的举荐下，李时雨成功地潜入了东北军中，随后又潜入到了西安，李时雨的特工生涯开始了。

成功潜入东北军并身居要职

1936年2月，李时雨奉命来到了西安担任“剿总”第四处的办事员，中尉军衔。同年6月，李时雨秘密地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刘宇新接头，刘宇新之前也是党组织安插在东北军中的特工，由周总理直接调动。

周总理

李时雨在西安的日子里，常常借着去拜访儿时同窗的机会与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员聊天，不久就和警卫员们混熟了。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总是不经意地向他们宣传一些党组织对于抗日方面的主张。同年12月，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变，后称“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刘宇新就偷偷跑到了李时雨的家中，与李时雨一起分析当下的形势及状况，并对下一步要进行的工作展开规划。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捉到，东北军上层一时间群龙无首，各执己见，对未来的计划产生了分歧。不久后，东北军就宣布要进行改编。此时的李时雨分析情况后感觉不能再留在东北军了，就到北京去找组织中的同志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七七事变

但在李时雨到天津后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日军很快地就将天津完全占领，并将前往北京的道路全部封闭。而就在李时雨发愁的时候，经过从前的同学介绍，李时雨同当时天津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何松亭见面。联络上组织后，李时雨继续在天津从事着情报收集工作。

过了一年后，日本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而恰巧这个维持会的总科务长也曾在“剿总”工作过，并且与李时雨相识。李时雨立马上报党组织，并在党组织的批准下，经这个总科务长的举荐，担任天津最高法院的检察官。并且由于工作表现较为突出，李时雨得到了一张特务机关派发的通行证，有了这个证件的李时雨如虎添翼，可以更加便利的为党组织收集秘密情报了。他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来回走动，帮助党组织运送重要文件。并且屡次完成了党组织交付于他的重要任务

党组织给李时雨派下了两个任务，其一是将天津的电台器件和马达运出去，其二则是营救一名被抓住的共产党员冯骥。

在当时的天津，电台作为军事物资而被禁止向外运送，天津的党组织便从外国人手中买到了制作电台需要用到的零件。党组织知道了李时雨得到了通行证，并且由于他住在租界中，进出租界十分方便，便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李时雨。党组织先是派人将装着零件和马达的两个箱子秘密送到了李时雨的家中。最初李时雨打算假装刚办完婚礼回家走亲戚，进而将这些箱子带出去，但发现租界口的日军检查十分严苛，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经过李时雨缜密的思考后，李时雨借用法院的汽车，在租界口亮了一下他的通行证，顺利地通过关卡，将箱子拉到了法院，放在办公室里。过了几日，又一个箱子被送到了李时雨家中。这时法院中已经没有车子可以借出来了，李时雨思考良久，想不到完美的办法，便决定赌一把。他雇了辆三轮车，在通过关卡时一手将箱子拎起，挺直了腰假装很放松，让对方认为箱子并不沉，一手亮出通行证，在人群的掩护下顺利地通过了关卡。后来他秘密地将箱子交给了接应的同志。

第二个任务则是营救一名被抓住的党员冯骥。由于冯骥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在当时的日伪军领地内，很难将他营救出来。何松亭也只告诉了他冯骥的案子在天津高等法院审理，别的一无所知。而李时雨面对这个艰难的任务，百般思索，想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法。

已升任书记官的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从负责冯骥案子的书记官那里将关于冯骥的卷宗偷偷地装进了自己的包里，回家后便将这些卷宗烧毁。这名书记官发现卷宗丢了后便向李时雨汇报，李时雨就给这名书记官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向上级说冯骥的卷宗在日军的轰炸中烧毁了。这名书记官便如此向上级汇报，上级也因此没有怪罪他。而得到了李时雨恩惠的书记官在之后帮助李时雨进入了监狱，李时雨得以单独面见冯骥，并告诉冯骥让他出庭时说是打架后被仇家栽赃陷害。

之后李时雨又跑去和两个陪审说冯骥是自己的亲戚，是被陷害入狱的，请他们催一下主审尽快审理。并且给审理这件案子的审判长送了礼物，在大饭店中请这些人一起吃了个饭，在吃饭时提到这个案子，他们都表示愿意帮忙。开庭审理后，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李时雨的暗中动作，冯骥被判无罪释放。

潜入汪伪政府，为党组织收集重要情报

汪精卫

1939年，汪精卫策划进行卖国行动，建立伪政权。为了给计划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做准备，汪精卫派人到各地去找出席会议的人，李时雨也在这个行列里。而得知消息的李时雨立马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个情况。几日后，党组织令李时雨借这次会议搜集情报。李时雨在会议中认真地记录下了重要信息，经过整理后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

后来，李时雨被任命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并受到了汪精卫的接见。由于有了这些身份，在伪政府成立后，李时雨立马升任到了伪政府的高层，并成为了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重点栽培对象。

后来因陈公博升任上海市市长，李时雨也因此到了上海任职，并被授予少将军衔。借用这个职位的伪装，李时雨在与陈公博的谈论中获取到了诸多重要情报。并且李时雨和陈公博的秘书关系慢慢亲近，李时雨从他的身上又获得了很多情报。

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党组织计划收复上海等城市，命令李时雨等情报人员将敌方的军队警察安排调查清楚。而随着李时雨地下组织关系网的扩大，北京上海地区有大量的情报需要传送。为了配合丈夫的工作，妻子孙静云将情报装在了被掏空的肥皂中，并重新包装，再由李时雨送出。

日本投降前，党组织委派李时雨进行运兵的工作。接到了命令的李时雨，立马开始制定方案。在当时伪政府在上海共有4个团，经过仔细考虑，李时雨决定与第一团团长刘铁成等人接触，向他们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并给他们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1945年，新四军击溃了伪政府第五军，而李时雨接趁此机会向刘铁成等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三人愿意投诚，帮助新四军收复上海。

走出牢狱后终于穿上军装

日军投降后，党组织正在考虑要将李时雨撤回解放区还是继续留在上海，正在这时，一名从前与李时雨结识的律师介绍李时雨进入了军统工作，并被任命为上海区第二组组长。上海在国民党进驻前由军统控制，而李时雨则借职位之便获取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偶尔遇到军统抓捕地下党组织的行动，他也能在保全自己身份不暴露的情况下将他们营救出去。

1946年，军统逐个排查机关内的人，由于档案信息上的漏洞，李时雨被逮捕并关押起来。在狱中军统特务软磨硬泡，想让李时雨说出他的真实身份，但对于早已做好准备的李时雨来说，这些都不管用。并且在狱中的几个月里，李时雨还时不时以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的身份与特务过招，顺便还向他们宣传爱国思想。始终得不到想要答案的特务们只好作罢，将李时雨放在监狱中。

但是军统对有关于共产党的案件都下手非常狠，李时雨最终被以“汉奸”的罪名判了7年6个月。在狱中的李时雨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国和革命的心，等待着未来能回到党组织中。终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李时雨被释放。并在出狱后，游走于上海上层社会中，向上海的上层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但有这么多动作的李时雨难免会被人盯上，得知了李时雨此时境况的党组织当即决定将李时雨调离上海。

1949年4月，李时雨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带着妻子前往香港，并在抵达香港后与当地的党组织接头。并在几天后，带着在香港的共产党员所交付的情报信息乘坐邮轮前往天津，并迅速赶到北京。到达北京后，李时雨将从香港带回的情报当面交给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随后他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解放军军装，公布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李时雨被任命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而妻子则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