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大礼堂取名（万人大礼堂因何设计成）

图丨人民大会堂旧照

前言

1959年9月3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一直到建成，只用了一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确定设计方案，只用了50天时间。期间周总理与人民大会堂的建成，有着不少不为人知的往事。

大会堂位列“十大建筑”之首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政府内开始酝酿，在北京建设一个较大的礼堂，来进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此之前，党中央一些大型的室内会议，一般都选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而万人以上的大会，则多选在像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室外。一些室内举办的集会，室内多选择在中山公园，室外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图丨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也开始渴望能够直接倾听党中央的声音，无论从何种方面考量，修建一个万人的大会堂成为国家立刻要提上日程的事情。

这个万人大会堂建在何处，成为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有着新老城区之分。当年北平沦陷之后，日军在五棵松地区建设了新城区，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政府在日军的规划上，提出在五棵松城区的基础上建设新北平。

新中国成立之后，五棵松新城区一度成为中央考虑设立办公驻地的地方，当时那里的市政设施要优于北京老城区不少，因此梁思成大胆提出在五棵松建立中央行政中心的想法。

图丨黄色区域是旧城区，红色区域是日本人的中央行政区，蓝色区域是西郊新市区

帮助新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却反对这一想法，他们坚持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的想法，理由是在五棵松建新城是巨大浪费，在老城区建立行政中心，能够将现有的设备和资源利用起来。

在万里副市长的主持下，北京市邀请多位专家召开城市规划会议，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会议结束之后，大家一致达成意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

按照这样的思路，未来万人大会堂也一定要建在老城区的中心，除了天安门广场，已经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供选择。而且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

1958年7月，北京市委派出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城市建设问题，同时万人大会堂的具体设计工作，也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承办。当考察团回到北京，全身心投入万人大会堂设计的时候，北京市委传出了一个新消息。

图丨新中国十大建筑分布图

当时彭真和刘仁前往北戴河参加政治局会议，会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其中就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而且这些工程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建造万人大礼堂，是这一批重点工程之首，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选址就定在天安门前。北京市设想大会堂的建设任务，与国家的国庆工程恰好重叠，北京市各部门领导立刻感觉到身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没过多久，关于国庆建筑工程的文件就正式传达下来了。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

1958年9月5日，万里副市长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修建“十大建筑”的通知，此时距离国庆十周年仅剩下短短一年的时间，建工部门和市政部门加紧准备建筑材料、机械和施工队伍，力争在10月破土动工。

图丨中央领导查看人民大会堂布局

邓小平对“十大建筑”的筹建作出指示，要“少而精”，“质量要高、艺术要好”。最关键的设计阶段，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唯有动员所有的设计人员献计献策，才能尽快解决设计方案。

在万里传达完中央指示的第二天，一份各地建筑专家的名单放在了万里的办公桌上，万里批示之后，求援的电报发往了全国17个省市的建筑专家手中。

“十大建筑”的设计不仅仅在于建筑物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到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为500米x800米，恰好符合黄金分割的比率，而且500米的宽度还是毛主席亲自拍板定下来的。

没过几天，来自全国各地30多名专家就拿出了第一稿设计方案，第一稿的设计中只有万人大礼堂，负责审查的市委领导仔细看过之后，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指示要求专家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着手做好第二稿方案。

图丨人民大会堂模型

利用修改设计方案的间隙，一些老专家打电话给外地的得意门生，请他们来北京参加设计，希望通过这些年轻人能够给设计方案注入更多的创新。第二稿在万人大礼堂的基础上，还增加了5000人的宴会大厅设计。

9月20日，第二稿设计方案摆在了规划局的会议室中，参加设计的专家们做了细心的观摩，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专家们立刻开始着手第三稿方案的设计。

几十名各地专家分组分工，开始分别对“十大建筑”分别进行设计。专家们虽然经验丰富，但像大会堂这样规模的建筑，还是第一次设计，而且质量要求又高，大家使出浑身解数，拿出自己最满意的方案。

图丨人民大会堂构想图

第三稿交上去之后，虽然万人大会堂还没有定型，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已经初步成型，市委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对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周总理指示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四所大学，让青年人也共同参与到设计之中，进一步扩展专家们的思想。

这些年轻的设计师在参考前几稿的方案之后，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拿出了第四稿的方案，针对诸如大会堂和天安门的相对位置，天安门的高度等关键问题，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在设计的思路上，大家是一致的：既要结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同时也要借鉴国外建筑优秀的地方。

经过仔细的测算之后，设计人员发现宴会厅需要23500平方米，礼堂三层需要28000平方米，人大常委会办公会场四层需要19500平方米，共计75000平方米，比原定的限制增加了5000平方米。

这一方案上报之后，周总理对整体布局作出了肯定，随后将这一方案交到各使用单位进行讨论。

图丨人民大会堂构想图

没想到礼宾司对宴会厅的设计部分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太寒酸了。宴会大厅是为国宴而准备，第五稿的设计中，没有休息的场所，贵宾进入大会堂后立刻对号入座，就像大食堂一般，丝毫没有国宴的气氛，甚至有损国家尊严。

对于如此尖刻的批评，设计人员感到责任重大，继续对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调整和改进。

到了1958年国庆节，万人大会堂的设计仍旧没有敲定，焦急的周总理作出指示，不但青年同志要加入到项目的设计中，前几轮作为审核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也加入到设计的队伍中。

时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打破了过去的思想，决定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礼堂。立面方案采用前几轮周总理肯定的西洋式设计，而对内部的空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图丨最终选定方案透视图

赵冬日的方案虽然完美解决了之前大家提出的过于“小气”的问题，但新的设计方案建筑面积高达17万平方米，比之前的规定超标两倍之多。正当大家对此议论纷纷的时候，周总理拍板选定了赵冬日的方案。

周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主要看重了两点：第一是规划局的方案在尺度上放大的一倍，显得气势非凡；第二是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中央大厅，既能够供人休息，还能举行纪念活动。

当天确定规划局的方案之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整个建筑由“凸”字变成了“出”字型。大会堂的设计顶下之后，天安门的规划也顺利完成，革命历史博物馆与万人大会堂遥相呼应，共同烘托起天安门广场的威严气势。

周总理看中的两点备受争议

1958年10月28日，在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为赶在10周年大庆前完工，工地采用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方式进行。

大会堂刚一动工，彭真就派人找到总建筑师张镈，对大礼堂的设计提出具体要求，3500名全国人大正式代表，必须坐在大礼堂的一层，而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

图丨张镈向周总理汇报情况

张镈打开周总理审定的设计图，发现彭真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万人大礼堂被设计成了圆形，一层最多只能容纳2750座位。

张镈立刻拿着图纸去找赵冬日，希望能在大礼堂的形状上做些修改，结果赵冬日的回答让张镈束手无策：“圆形是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轻易不好变动。”

在设计审稿的前几轮，设计师中间流传着“总理要求做成圆形”的说法，因此所有的方案都将大礼堂设计为圆形。赵冬日给张镈想了一个办法，努力压缩一层座位的占地，将其余的座位安排在三层的挑台上。

凭借多年的经验，张镈就知道赵冬日的建议不可行，按照大礼堂圆形的设计，月牙形的挑台不好摆放座位，而且挑台层数不能太多，否则就太高太陡。

图丨人民大会堂工地上的木工能手

时间刚进入11月，大会堂的施工马上就要到大礼堂的部分了，如果再不能确定设计方案，观众席就会变成大礼堂中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恰好这时大会堂工地挖出了永定河故道，由于一时找不到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工程被迫停工。

这一意外反倒为张镈争取到修改设计的时间。国庆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沈勃刚刚回到北京，听说大礼堂设计遇到瓶颈后，找到了张镈，告诉他所谓的“圆形大礼堂”不过是以讹传讹，周总理的原话是“后墙两侧用圆角向前围合”，并没有具体的形状要求。

随即赵冬日和张镈开始重新商议大礼堂观众席的设计，最终大家决定采用两层挑台的设计，不够的座位从一层部分过道“找”回来。最终就形成了目前接近扇形的样子。

正当张镈为大礼堂观众席设计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封来自于他的老师梁思成的“抗议信”，摆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对于大会堂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而且没有交给有关专家论证，梁思成和很多建筑界的专家议论纷纷。

图丨人民大会堂工地上的制模工人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彻底平息这一场争论，周总理召开了专家会议。当初周总理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个关键点：“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变成了专家们争论的中心。

梁思成拿起笔画了一个小孩子的形象，说“将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这样的毛病。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就犯了类似的毛病，人一进去就感觉自己微不足道，这种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第一’的大会堂很不适宜。”

至于“中央大厅”，专家们提出从大门到大礼堂要经过五道门，不少亮光被挡在外面，中央大厅的柱子多达180根，既没有用又挡光，而且还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的质疑，周总理没有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教徒们进入之后自然感觉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虽然放大了一倍，但同样注意‘平易近人’，不让人成为物的奴隶。”

图丨来北京参加劳动的少数民族妇女

其实张镈对于“放大一倍”有着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放大一倍”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紧接着周总理给专家们讲了一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菩萨是印度人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们很不满意，因此画师就将菩萨像挂在集市上，自己躲在后面偷听老百姓的评论，经过反复的修改之后，才画成了如今的“中国菩萨”模样，最终被普罗大众所接受。

周总理虽然没有正面回应，但用几个颇有深意的故事，彻底平息了这一场争议。随着时间的变迁，专家们也逐渐接受了大会堂的“大”。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专家们的争论停止了，却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在设计大会堂的时候，时刻要注意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去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主人，而不能体现出高高在上的威仪。

图丨万人大礼堂

从古至今大空间、大体量都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如何能解决这一矛盾，张镈请教了很多专家，大家都表示太难了，既要解决主观感受上的矛盾，又要每个地方都能听清，实在是难以同时满足。

无奈之下张镈再次找到了周总理，听过张镈的汇报之后，周总理陷入了沉思，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整个大礼堂的设计就是失败的。片刻之后周总理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古诗：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张镈听完一头雾水，周总理笑着解释道：“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图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

说到这里周总理拿过纸笔开始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窿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没想到众多专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被周总理用两句古诗找到了答案。张镈为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建筑师们还在穹顶开了近500个灯孔，灯亮时犹如波光盈盈，人在其中仿佛置身于夜空之下，丝毫没有压抑的感觉。

在巨大的穹顶上，还藏有许多看不清的小的吸声孔，这些小孔让大礼堂的穹顶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发出的声音不但没有回音，还能让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能听清发言人的声音。

图丨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1959年9月24日，万人大会堂历时11个月终于建成，竣工前毛主席亲自视察了工地，并正式取名为“人民大会堂”。

经过六十多年的检验，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同时也是北京的地标之一，当初周总理的坚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从人民大会堂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