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头京泊职业技术学校（沧州一中校史）

【沧州一中校史】泊师老师两次重走当年流亡办学路

国立一中，是抗战时期沧州流亡师生在民族危亡、狼烟四起的情况下，为积蓄抗战力量、保留文化火种，转移创办的一所特殊学校，是中国教育史上壮阔的一页。国立一中的首任校长杨玉如，曾任河北省立泊头师范学校（今泊头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泊师）校长。探访国立一中的历史，必须从泊师开始。记者日前来到泊师，希望能探访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校史馆里流亡照片最珍贵

走进泊师校史馆，泊师老师马永善指着墙上一幅泊师门前师生们合影的老照片说：“中间穿长衫、戴眼镜的人，就是泊师校长杨玉如。”

泊师与国立一中的联系，全靠此人。

校史馆中，有一张杨玉如的照片，圆眶眼镜，中山装，脸色凛然决绝。对他的介绍是：“杨玉如，字蕴斋，河北临城人，北京师大史地系毕业。1931年—1937年在泊师主持校政。抗日战争爆发后，带部分师生辗转河南，在淅川建立国立一中，继续任校长。”

杨玉如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一张“学校老师沿运河南撤”的照片。照片下标注着这样的文字：“学校南迁：‘七七事变’后，在冯玉祥将军协助下，校长杨玉如带部分师生及教学设备沿运河南下，沿途与多所学校汇合成立联合中学，最终受命于河南淅川成立国立第一中学。杨玉如任校长，后又迁至陕西城固，在此有西北联大附中并入。1949年国立一中解散，就地成立城固第二中学，仍由杨玉如任校长。”

简单的文字，把泊师流亡南撤办学、国立一中从成立到解散的经过写得清晰明了。

回过头来再看看那张流亡时的照片。老师们或坐或立于船上，看时节已到秋末冬初，岸边落木萧萧，船上男女老师共处，有一种战乱年代难得的宁静。泊师负责校史的刘桂勋老师说，这张照片拍摄于流亡后期，到达河南以后。当时，老师们暂时结束了生死逃亡的艰难历程，有了片刻的安宁，才留下了这张照片。

两次重走流亡办学路

2015年、2017年，泊师校领导带领相关老师两次沿着当年师生流亡办学的路线，从泊头一路向南，来到河南省淅川，再转而向西，到达陕西城固。

曾经的国立一中旧址，如今成了淅川县实验小学，校内已经找不到国立一中的影子。他们通过寻找当地档案馆、组织部、党史办，从淅川县志的字里行间发现了有关国立一中的记载。当时的淅川，有“河南小西藏”之称，地理位置非常偏僻，国难当头之际，这里成了办学的好地方。史料记载，国立一中的创办，起到了教化当地民风的作用。1943年，日寇入侵豫西，国立一中的师生不得不再次西迁。

当时的西迁路线有两条，一是从淅川到西安再到宝鸡，翻越秦岭，到达陕西城固；二是顺汉江逆流而上，直达城固。

到城固二中时，学校正放暑假，他们也没有找到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城固是一座小城，但城固二中全国有名，其原因和国立一中有关。原来，杨玉如担任泊师校长期间，1933年设立实验室，添置了一些教学仪器、药品、标本、图表等，后来又增添了一些图书。南撤时，冯玉祥派了四艘大船运载这些教学设备。登岸后，师生们肩扛、背背、脖子挂，把这些教学物资运到了淅川，之后，又徒步运到了城固。城固二中今天的成绩，和当年沧州师生舍命也要保存文化火种的行为，有很大关系。

柽柳和紫藤是那代人精神的象征

拥有悠久历史的泊师，如今已更名为泊头职业学院。春天的校园非常美丽，草木繁盛，百花盛开。陪同我们一同采访的泊师老师刘桂勋说，学校里最古老的植物有两种，一是柽柳，二是紫藤。

曾经的泊师校园比现在还要大，一进校门口，就是紫藤花架的长廊。4月里，紫藤花开，馨香一片，泊师的老校友都记得。柽柳在紫藤花架的东侧，叶子的形状如松似柏，又有柳条的婀娜。如今的老柽柳已经干枯，从旁边另生出一枝新芽，在春风中默默伫立。

81年前，“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杨玉如决定：学生，是民族的未来。无论如何，都要把文化的火种保护！为了希望，为了未来，撤向后方，流亡办学！从泊师到运河只有六七百米，他指挥师生搬运物资。这些羸弱的师生，一瞬间变成了搬迁工，他们把精密的实验仪器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封箱，之后手抬肩扛，有条不紊地送往码头……

“秋风起，草木凄，洪水遍全国，平民尽流离。哀我中国已垂危，嗟，我青年还不起，更俟何期？”这首歌，是“九一八事变”后，泊师的进步老师创作的歌曲。一路上，他们心头萦绕、口中唱着的就是这首歌。

是的，这一次，他们要走了。但走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就像那柽柳和紫藤，保持韧性，也是保存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历史的烟云，也许会淡忘很多东西。但1937年7月发生在泊师校园里的那一幕，柽柳和紫藤至今都没有忘记。

祖孙三代经历 勾勒一个世纪中国历史

3月23日，《沧州流亡师生创办国立一中》的稿子刚一见报，沧县兴济镇居民陈四雄就打来电话说，国立一中后来的继任校长刘钟智曾来他家小院作客，当时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并说，刘钟智祖孙三代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这段故事，和国立一中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陈四雄是本报通讯员，也是个热心肠。他给记者拿出一张照片说，十多年前，刘钟智曾到他家看梨花，中间白发戴眼镜的老者，就是刘钟智。他说，自己和刘钟智的儿子刘达陆都喜欢摄影，是朋友。刘钟智现住陕西汉中市，已经97岁高龄。他的存在，就是国立一中的一部活历史。他的父亲刘树森，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民党少将。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当时担任国民党40军39师117旅233团团长。8月17日，日寇一路南侵，战火烧到沧州。刘树森率部参加沧州阻击战，在姚官屯车站两侧布防，曾同日寇激战三昼夜。1945年，他与高树勋率领部队在邯郸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沧州市政协委员。

父亲前线御敌，儿子背负着保存文化火种的使命，开始了流亡读书、办学的艰苦历程。刘钟智从沧州一路南下，在河南淅川国立一中，暂时稳定下来。从国立一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国立一中任教。他的妻子是国立一中的同学，家就安在国立一中内，儿子也在国立一中出生、长大。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一中改名城固二中，刘钟智成为继任的校长。他是个孝子，为了照顾老家父母，他让长子刘达陆回到沧州，替自己尽孝。刘钟智的其他几个子女都是大学毕业，唯独长子学历不高。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刘钟智退休后曾回到沧州，专门为儿子开设私塾，补习文化，偿还精神债务。陈四雄就是这时候结识刘钟智的。2003年，他曾以《六旬老翁上课堂 教师是自己年过八旬的父亲》为题，报道过这件事。

父子同行流亡路上多艰辛

日前，记者接到任丘退休教师孙伯丹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的父亲孙万青曾任国立一中美术教员，哥哥当年和父亲一路流亡，在国立一中求学，她也曾在国立一中生活过。一家人和国立一中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杨记者，你的一篇报道让我想起了往事。”孙伯丹告诉记者，父亲是河间县城北太平庄村人，曾在北京中国美术学院（今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画家齐白石学习，毕业后在河北省立泊头师范学校担任美术教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孙万青和老师们一起，跟随校长杨玉如，走上了流亡办学的艰辛之路。当时，孙万青的大儿子孙伯勋跟随他在泊头求学，这次流亡办学，父子俩做伴同行。流亡路上，教师们责任重大，负责看护几十名学生的安全。所以，虽然父子同行，孙万青也不可能给儿子特别的关照。

从运河上岸后，他们走得非常辛苦。河南一带不像平原好走，山沟丘壑很多，学生们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六七岁，不管白天黑夜，大家日夜兼程。到了晚上，老师用一根绳子拴在学生手腕上，一是怕孩子走丢了，二是怕学生跌倒没人知道。就这样，一串学生在黑灯瞎火的路上走，一边走一边睡，最后到了河南省淅川县上集村。孙伯丹说：“哥哥告诉我，不走不行，身后就是炮火声。那段时间走了多半辈子的路，以后一提走路就头疼。”

在上集村，在杨玉如的一再申请下，国立一中成立，杨玉如任校长。除了泊师的学生外，也有半路上加入的学生。孙万青在国立一中继续担任美术教员，长子孙伯勋跟随他在这里继续读书。就在孙万青带着大儿子流亡河南、在国立一中安定下来的时候，在河间，孙伯丹出生了。

1941年，伯丹的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哥哥以及大伯家的女儿，一起来到国立一中。家中子女众多，孙万青只好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侄女，让她在国立一中上学，二儿子则当了学徒。当时，国立一中有小学部，三儿子刚够入学年龄。在母亲的坚持下，三儿子入了学。年幼的孙伯丹也常跟着三哥去上学。

随着家庭人口增多，孙家生活日渐拮据。为了养家糊口，1942年，孙万青辞去国立一中教师的职务，开始另谋生路。1944年，日寇进攻豫西，淅川沦陷，孙万青携带家眷流亡到西安。“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孙万青一家虽然离开了国立一中，但一直牵挂着那里，感情上的联系也一直没断。

沧州日报记者 杨金丽 2018-04-12 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