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学校（古代教育机构私塾）

在古代的教育体系中，有『官学』和『私学』之分。

自西周开始“学在官府”，教育被官府垄断的现状，让无数平民子弟失去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私学的兴起，冲破了这一束缚，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新的发展。

做为民间私自办学的产物——私塾，也渐渐兴起。

从经费来源区分私塾：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聘请私塾先生在家教读子弟，称教馆或家馆；还有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

义塾的模式最早由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创立，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教化民众、安定社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的新风尚。

私塾曾培养出王国维、郭沫若、毛泽东那样的文化大家，也培养过曾国藩、苏轼等社会精英。

随着近几年国学热的兴起，私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蒙学教材和教育宗旨为大众津津乐道。

沿用千年的蒙学教材、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明确的教育宗旨

从叶圣陶等编写新式语文教材起到现在70年间，教材已经翻改过无数次，尤其近年来教材的更新越来越频繁，使用时间越来越短，和蒙学教材使用时间形成强烈的对比。蒙学教材使用时间最长的《千字文》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而其它教材《三字 经》、《百 家 姓》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这些教材不由政府编写，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规范，但在民间私学漫长历史长河里，逐渐完善完备。即使朝代不断更替，政策和方针改变，蒙学教材因为内容的正确性，已经得到社会大众广泛认可，所以能被保留下来。

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

根据《清实录》记载：皇太极曾下令：今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者，俱令读书。到乾隆时期正式下令：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皇孙、皇曾孙亦然。

蒙馆的学生大约也从6岁开始入学读书，如曾国藩6岁入私塾。教授的内容主要有认识字词、规范书写和伦理道德，背诵和习字是基础学习模式。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就要求学生背诵经典的童蒙书籍，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对课文进行最简单的讲解，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因为古代经典是“微言大意”和“博大精深” ，许多高深的政治、哲学、人生的重大问题，纵然讲得清楚明白，七八岁的小孩子又怎么懂呢，那只会是出力不讨好的事。亲身经历和体验是任何人也教不了的，把书本的内容牢记于心中，在漫长人生道路上亲自去领悟和体会其中深刻道理，这才是科学的教学方式。

古代教育没有年级的概念，因材施教，不求进度统一。学生学习能力强就多进行授课，完成一个内容的背诵就可以学习新内容；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则继续背诵旧课文，直到背诵到滚瓜烂熟的程度再进入新课，只要能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规定的课程。

背诵基本上是半年完成一本书，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三本书。同现在的小学生相比学业负担是很轻的。鲁迅幼年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课余还有时间到百草园捉虫玩。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关于学生读书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53”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语出《幼学琼林·身体》），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语出《易经》，原为初九潜龙勿用），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语出《尚书》中的《禹贡》)先生自己也念书。

由此可见，每一个学生学习的内容都不尽相同。

蒙学教育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能力，同时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掌握中国基本文化常识和日常生活常识。

学完这些，孩子就完成相当于现代的幼儿园或小学教育阶段。等到孩童稍大，他们需要为生计奔波之时，就要参照当时的社会现状，学习八股开启仕途之路。

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

古代没有专门培养教师的学校，担任私塾先生有科举落第的秀才。如《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就时运不济，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最后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

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做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做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做家馆的。

明清两代不少有名的学者，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

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