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栗坡民族中学校服（远去的炮声）

编发||拂晓哨位（ID:fxsw2021）

作者||周锦荣

作者简介：周锦荣， 笔名午马，1954年10月生于江苏省常熟市，1972年12月应征入伍，历任陆军第21集团军61师183团战士、军械员兼文书、班长、代理司务长、排长、政治处干事、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1985年12月至1987年6月赴滇参加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时任炮兵营教导员。

1992年10月转业至江苏省太仓市，曾任镇党委副书记、市物资局局长、市纪委副书记、市物价局局长、市政协专委会主任，2014年10月退休。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纪实作品《远去的炮声》、由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题写书名的散文集《追梦》。

《远去的炮声》之四十二：怒掷麻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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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凯旋回撤

感人的凯旋之旅

1987年6月1日上午7点30分，我仍和营长冯学堂，还有副教导员刘建民，和仍以副参谋长王来春为首的团工作组一起，带领赴滇时的第四梯队离开盘龙，踏上了凯旋之路。

有了赴滇开进中的经验，凯旋时的摩托化开进还算顺利，只是途中很艰苦。

第一天宿营开远，天气很热，住的又是简易房，晚上蚊子多，由于大多数官兵的蚊帐在战场上就打包托运回了洛门，没了蚊帐的遮挡，大家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原定早上6点起床，7点开饭，结果5点不到大家都起床了，5点半就开饭，提前一个小时做好了出发准备。

第二天行至弥勒山上，不少汽车发生气阻，动弹不了，车队停了2个多小时。中午干粮吃完了，管理员樊军年到弥勒县城买了10袋蛋糕，补充给营部官兵。车队于下午7点到达宜良，还有三辆车由于出现故障，晚上10点才到达宿营地。

第三天过汤池后，在下山的山坡上发现有一辆车撞坏，我迅速下车作了解，原来是三营的设营车在下坡时避让不及，将我营设营车的左大箱板撞坏，榴炮一连排长杨曲波和100迫击炮连司务长张平敏从车上掉下来受了轻伤，其他人员均无伤着，已乘坐别的车设营去了，撞坏的大箱板也有团修理所的修理工在修理中。

我返回车上，继续向宿营地出发。

前年赴战区开进中车过石林风景区，透过车窗看到奇石林立，游人如潮的景象，那时还担心能不能活着从战场上下来，一睹石林雄姿。这次回撤途经石林风景区，车队在公路旁停车休息，我得以下车，远远地欣赏石林的美，并在路旁不高的石头边拍照留念。虽然没能进入景区观赏，但我想既然活着回来了，以后肯定有机会来游览的。后来真的来了，而且还不止一次。那是在转业到地方后不久，在昆明世博会期间来过一次;再就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年末，与妻子一起来的，近距离目了石林美景。

梯队于下午2点半到达昆明，还是住在赴滇时宿营的XX炮团。

四季如春的昆明令人神往。

在云南参战的一年多中，有的官兵因公出差到昆明或因公路过昆明而饱览了春城的美景，有些官兵则冒着被处分的风险私自跑到昆明来游玩，但绝大多数官兵却没有机会来看一眼她的美丽。

现在机会来了，部队就住在市郊。

晚上，我们几个营干坐着指挥车夜逛昆明市，在工人文化宫等多处照相留影。可惜夜色蒙蒙，灯光暗淡，照片拍的模糊不清。

次日，部队在昆明停留一天，虽然规定不准上昆明市，其实大部分官兵都进城逛了。我们理解大家的心情，幸好没发生意外情况，也就没再追究。

6月4日下午6点，部队离开宿营地，晚上9点，人员、车辆在牛街庄站装载完，9点20分离开牛街庄站，到达昆明南站。晚上11点，兰州、成都两军区的首长和云南省的领导来为我们送行。在军地领导的祝福声中我们离开昆明，开始了回撤的铁路输送。

列车载着身披硝烟的将士，载着做出贡献的战炮，也载着沿途人民群众对载誉归来军人的盛情，途经广通、燕岗、成都南、成都、广元、绵阳、略阳、宝鸡、天水等站，向着终点站——洛门火车站进发。

铁路输送沿袭了赴滇时组织指挥的程序和方法，各级指挥员尽心尽职，严密组织;全体士兵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尽管一些官兵途经家乡的火车站，尽管大家归心似箭，尽管家人急切地盼着见到从战场上下来的亲人，但是没有一人提出中途回家的请求，更没有一人私自离队。整个梯队一路顺利，没有发生意外。

回归的心情是急切的，却又是很复杂的。夜色笼罩着的西昌兵站。

“夜蒙蒙，望星空……”。当我跨进兵站餐厅大门时，里面传出了《望星空》的歌声。这首歌与《十五的月亮》一样，是老山战士最喜欢也是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我也时不时不着调地哼哼几句。那时候听着这首深沉、委婉的歌曲感觉很亲切，今天听着怎么感到那么的凄惨、悲伤。突然间我的眼睛湿润了，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好在兵站领导前来打招呼，才使我从伤感中解脱出来，没让眼泪留下来。那时的情感很奇怪，我也弄不清自己的感情咋那么脆弱。

归途中，人民群众的热情迎接感人肺腑。

列车到达略阳、宝鸡和天水火车站，我们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到达宝鸡是深夜3点多，没想到来了那么多欢迎的群众，场面是那么的热烈。热情的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英雄，他们把鲜花、把赞许、把祝福献给我们的官兵，他们与官兵们握手、拥抱。我们的官兵被群众的热情感染了、感动了，许多官兵眼含热泪，有的甚至喜极而泣。

6月8日凌晨，官兵在宝鸡兵站就餐，宝鸡市的领导陪同我们用餐。说真的，那时不是吃饭的时间，再好的酒菜都食之无味，但宝鸡市的领导和群众的真情却是有滋有味。市领导十分关切地询问我们的作战情况、人员伤亡情况、战场生活情况，我们一一向地方领导作了汇报，也代表全营官兵感谢宝鸡市的领导和人民对我们参战部队的关怀、支持。

下午1点27分，部队到达天水社棠火车站，同样受到隆重欢迎。因为列车停靠时间较长，用完午餐在等待发车的时间里，欢迎的群众与部队进行着交谈、交流。

在宝鸡折腾了半夜，我有点犯困，用餐后准备补一会觉，可刚上车厢，就见一位老师带着一批小学生走过来。

“叔叔，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讲讲前线打仗的故事，行吗?”一位小男生举手向我行少先队礼后问道。“行!你们上来吧。”

我把学生和老师拉到车上，同学们在车厢里席地而坐，听我讲述战场上发生的故事。

我向同学们介绍了我营取得的战果，以及战斗的残酷、战场生活的艰苦，还着重介绍了我们开办的帐篷小学和帐篷小学学生在战火中勤奋学习，取得优异学习成绩的情况。

同学们听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从同学们沉默不语的表情中，我看得出来，我的介绍给同学们带来了思考。

作者在天水社棠火车站车厢里给小学生介绍作战情况。

我的介绍完了，同学们似乎不满足，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什么打炮的声音大不大，压缩饼干好吃不好吃，帐篷小学什么样，山上有没有野兽，受伤的叔叔有没有哭，等等。甚至还有的同学问越南鬼子长的啥样，我一一作了回答。

老师和同学们带着满足感走了。看着他们兴高采烈、蹦着跳着地远去，我又想起了还在越军炮火下读书的帐篷小学的孩子，他们何时才能像后方的学生一样毫无恐惧、无忧无虑地学习、生活呢?

列车于下午6点19分到达终点站——洛门火车站。

列车还没进站，远远的我们就听到了欢快的锣鼓声，看到了飘扬着的彩旗和欢呼的人群。

武山县政府在火车站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在仪式上讲了话。

我向欢迎的人群举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我的军礼是很规范的。还是在刚入伍那年的训练考核中，我的单个徒手队列5个动作都是满分5分，其中就包括敬礼，而且还给全团示范过呢。

“武山县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礼毕，我大声说道。“前年，我们肩负着军人的神圣使命，带着您们的重托，带着您们的深情厚谊，从这里起程，奔赴老山战场，抵御越南小霸的侵略。今天，我们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带着胜利的喜悦回来了!”

在向欢迎的群众简要汇报我营在战场上取得的战绩后，我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感谢的话，也表达了我们将在老山精神的激励下，在搞好部队全面建设的同时，尽我们所能，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做贡献的决心。

第二天，武山县的广播站播放了我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录音。在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车站步行回营区。从火车站到团部2公里的路上，搭了许多彩门，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一直把我们迎到团部，场面非常壮观、非常感人。这是在我已走过的人生生涯中享受到的规模最大、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欢迎礼仪。

到营房了!到家了!

我还是像前年离别时那样，迎着落日的余晖环视了暮色中的营区。绿色的树，洁净的路，整齐的营房。封堵门窗的砖已经被留守的和先期归来的人员拆除了，窗户玻璃也擦干净了。临别时托付给留守人员的几盆花依旧摆放在我宿舍门口的水泥板上。仙人掌叶片厚实了长出了第四代嫩芽;仙人棒长高了，顶端呈现出深红色;玉树矮矮的，但根部很粗壮，叶子很肥硕;一盆天竹，能结出红的果子，虽然长得挺高，叶子很多，但还没开花;那盆月季已开着四朵花，其中两朵已盛开，红红的大大的花朵似乎在笑迎我们凯旋。第二天，我深情地给这些花浇水，给月季花整枝，与它们合影。

回到离别一年半的营房，见物思量，感慨万千。我的我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前年离别时的情景，记忆中又出现了那年离别时的伤感。

“终于安全归来了，一年半的日日夜夜终生难忘!”这是6月8日，我在《战地日记》中的最后记录。

作者回到营区后在给月季花整枝

“爸爸，爸爸”

“啪嗒嗒……啪嗒嗒……”飞驰在沪宁线上的列车有节奏地发出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

卧铺车厢内，列车乘务员在给旅客换车票。我从列车乘务员手中接过车票后，开始整理行李，准备下车。

“呜……呜……”列车汽笛长鸣，车速慢了下来。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车站。请各位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等列车停稳后按顺序下车。”列车播音员在提醒旅客。

此时的我，心砰、砰、砰跳得厉害，甚至有点恐慌。快要见到久别的亲人了，那种心情不可名状。

1987年6月17日下午6点，我在战后第一次休假到达上海。

透过车窗，我看到母亲、妻子、弟弟和女儿在站台上翘首盼望，我向他们挥手招呼着。

从车窗口卸完行李，我从车门下到站台，见过我的母亲、妻子、弟弟和年幼的女儿。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相逢，真是悲喜交加。

与分别六年的弟弟相见在上海火车站，我看到他长高了，长结实了，四年东南沿海侦察兵生活的磨炼使他成熟、老练了许多，我感到欣慰。

妻子因我参战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为我担忧，流尽了眼泪。此时，面对她那闪烁着泪花的双眼，我真想在站台上拥抱她，把一切一切的思念和忧愁融进这拥抱中，但站台上人太多了，我没敢这样做。

“妈，我回来了。”我叫过母亲，母亲却没说话，只是把在她怀中的孙女推给我。母亲在这一年多中，含辛茹苦带大了我的女儿，为我操碎了心，付出了那么多，在这喜悦的时刻，她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一阵心酸，真想面对她痛哭一场。但是，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不想在这个欢喜相聚的场合让大家跟着我流泪。

我离家时才四个月的女儿，这时已过了两周岁，她长大了，肤色白，头发略显黄色，小脸蛋粉扑扑的。当我母亲把她推向我时，女儿轻轻地、甜甜地叫了两声“爸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叫我“爸爸”，多么高兴啊!我接过女儿，抱着、亲着，一切苦闷和烦恼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想，女儿能在她懂事后初次见到陌生的我，叫我一声“爸爸”，一定在之前我母亲和妻子跟她做了好多好多的说教，才没让我见到女儿时失望。

到家了。家被夜色笼罩着，家里却灯火通明。前年离家时，我迷茫、恐惧，唯恐再也回不到生我养我的家，如今我回来了。

汽车在家旁的公路边停下，我走出车门，看到父亲急匆匆从家中出来，我快步迎上前去，叫着“爸，我回来了。＂父亲拽着我的两只膊，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大概看到我没缺胳膊没少腿，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也细细打量着父亲，只见他白发增多了，腰有点弯，人老多了。我的心一颤，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我给予父亲的照顾太少了。

弟媳妇系着围裙从厨房中出来跟我打招呼:“阿哥，回来了。”

弟媳妇我是熟悉的，不仅因为在一个村上，离我家不足200米，还是我外婆的侄孙女，因与我外婆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勤劳、贤惠，所以我母亲极力为我弟弟促成了这亲上加亲的婚姻。

“回来了。对不起，你们结婚我没回来贺喜!”我向弟媳妇表示歉意。

我见过小舅、姐夫、姐和两个外甥，才走进家。

战后第一次在家吃晚饭，心情特别愉悦，饭菜特别可口，我和小舅、姐夫、弟弟等人边吃边喝边聊。说到高兴处，大家畅怀大笑。

女儿与我还是很陌生的。在上海回家的汽车上，我是多么想抱她，让她坐在我的腿上，可是她一个劲地往奶奶怀里钻，不要我抱。吃晚饭时，我还是想让她坐在我的腿上一起吃，可她还是不肯，由奶奶抱着，站在一边看。当看到我笑的时候，她在旁边一个劲地说:“爸爸笑了，爸爸笑了。”听到女儿在说我，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因为女儿已经认识和认可我这位父亲了。

“娘舅，我敬您!”我端起酒杯与小舅的酒杯碰在一起。

“唉……”喝下酒，放下酒杯，我叹了口气。此时，我想起了我的大舅。

在我即将上战场前，弟弟来信告诉我，大舅癌症手术后病情恶化，已经不能起床，他在休假归队前去告别时，大舅流泪了。我很担心，怕大舅坚持不到我战后回去看望他。上战场不久，接到小舅的来信，オ知道大舅在1986年3月31日早上8点15分病故。看到疆耗，当时我特别伤心，非常悲痛。

1985年国庆节那天，已经知道要赴云南前线打仗的我去探望身患绝症的大舅，我没敢把参战的事告诉他，怕病中的他为我担忧。没想到这次跟他见面，竟成了永别。

“要是大娘舅在，他今天一定会来的。”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大舅的音容笑貌。大舅性格开朗，说话幽默，酒喝到尽兴时，说话前总要把右手的食指竖在嘴唇中间，然后食指慢慢地离开嘴唇伸向前方时，话就出口了。那时，我特别要看他的这个动作。

也许是我的话题太沉重了，大家一下子沉默了。为了改变这凝重的气氛，我立即转换了话题。

后来，表弟请我到他家做客，饭桌上又说起我大，我再也控制不住自悲痛的情绪，与表弟抱头痛哭。

我为战后唯一没有再见到的亲人大而悲伤!

夜深了。客人散尽，女儿不肯和我们一起睡，还是跟奶奶睡了。暗淡的灯光下，我和妻子相拥着躺在床上，久久没有说话。说什么呢?想说的太多太多，可又无从说起。

人活着回来了，恩爱夫妻又拥抱在一起，还需要说吗?!

家庭的温馨、妻子的温存，我异常地激动和兴奋。然而，在这激动和兴奋的夜晚，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是那魔幻般的作战经历。在382天血与火的战场上，在带领部队与敌作战的日日夜夜里，我的生命和战士一样朝不保夕，越军疯狂的炮弹曾有6次想让我的生命画上休止符，然而，我是幸运的。但是，也有数以百计的年轻战友为了祖国的安宁，在把大批的越军送入坟的同时，带着耿耿之志和拳之心长在离离青草之下。他们永远留在南疆的红土地上，他们把美好的向往、幸福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了梦中;还有数以百计的年轻战友，为了人民的幸福，或将胳膊、或将腿永远地掷在老山上，致伤致残了。所以，当我回到家里，享受着人生的天伦之乐时，更加怀念那些为国捐躯和为民受伤致残的战友，更加思念仍在老山上作战的友军的官兵。

在给妻子的60封信中，我向她介绍了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唯独我6次遇险的情况只字未提。不让她知道，是为了不让她为我担惊受怕。现在，好端端的我抱着她，还要告诉她吗?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别再让她后怕，别破坏了她幸福的心情!

妻子看我沉思无语，想说什么，可是她也没言语，只是把湿润的嘴唇再次送到我的嘴边，给了我一个长长的深深的吻……

战后第一次休假生活是愉快而又十分紧张的，除了要应付各种社会活动——作报告外，就是整天带女儿和洗衣做饭。开始几天，女儿不愿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妻子又要天天上班，为了照顾女儿，也为了替父母干点农活，我只好在支塘——直塘间来回奔波。

那时的204国道不像现在这样的高等级，我也不像现在这样拥有自己的汽车。那时白天带女儿、干家务或到田间劳动，傍晚骑45分钟的自行车赶到直塘与妻子相聚。到了周末，把妻子接到支塘，一家人团聚，周一早上送妻子到汽车站乘公共汽车回直塘上班。

母亲尽管希望我能够在家里多陪陪他们，但看我来回路途太辛苦，就帮着我劝孙女我们到直塘生活。记得有一次我硬把女儿放到自行车上带她走，可是她一上车又哭又闹，气得我把她扔在路边草丛里不想管她，可又心疼她，还是把她抱回家给了我母亲，我一个人失望地骑着自行车走了。

女儿终于跟我们在直塘一起生活了。我常常带她到乡政府、到乡文化站、到大街上玩。那些年长的爷爷奶奶、妻子单位的叔叔阿姨见了都要逗她;邻居们更是喜欢她，经常给她好吃的好玩的。时间久了，女儿的胆子大起来了，不怕陌生人了。小嘴还挺甜，话挺多，特招人喜欢。

为培养女儿的学习兴趣，开发她的智力，我常常陪女儿看图画书，教她识字，跟女儿玩智力游戏。还在战场上时，昆山籍的张正元到上海为团定做参战纪念品，他托关系为我买到了一台18吋原装索尼彩电，我休假回来从苏州把电视机取回家后，让女儿看动画片、动物世界、少儿节目。我在战场上为女儿想到但没法做到的事，现在尽力给予补偿。女儿大概也懂我的心，挺给我面子，对这些新鲜的东西挺好奇，接受能力挺快。

每天洗洗刷刷，带孩子做饭，像我这样一个大兵是很不习惯的。我做饭菜又不在行，买菜时不考虑菜的搭配，菜买回来后妻子问我怎么做，我一脸茫然。我做的菜，妻子总觉得没味道，但是为了鼓励我，嘴上总是说好吃。日子久了，琐碎的家务事难免会产生厌烦情绪，但看到女儿那么天真可爱，心里还是喜滋滋的。感觉累，但是快乐着!

正当我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和享受天伦之乐时，8月12日和18日连续接到部队“速归”的电报。因为是休战假，假期较长，可我的假期还没到，又要被部队召回。军令如山。没办法，我只好于23日携妻子和女儿一起从上海乘火车返回部队。

这是女儿第一次到部队，我们担心她不适应长时间的旅途生活。也许是第一次坐火车，女儿在途中很活跃，和下铺的一个兰州小姑娘玩得很起劲。我用在老山战场上托人买的照相机，给她拍了不少途中生活的照片。现在看到她那些照片，还能想起那时她在火车上顽皮、可笑的举动。

回到部队才知道，急召我回来的原因是参加基层整党和老兵复员工作。

一回到部队，我就忙于具体事务工作中，无暇顾及妻儿。女儿开始对当兵的有点怕，不要人抱，后来混熟了，成天跟营部的叔叔们在一起玩。每每听到女儿叫我“爸爸”，看到女儿融入到战士中间，在军营中快乐地生活着，工作的烦恼、身心的劳累立马云消雾散，我的心里充满阳光，脸上撒满笑意。

撼动人心的报告

战后回到家乡，我被家乡人民视作英雄，市、镇、村三级领导登门看望慰问;4次应邀参加了市、镇召开的“八ー”座谈会，作了6场介绍老山作战情况的报告;也参加朋友邀请的小聚，回答他们关于老山作战情况的询问。

战后回到家乡作报告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是我在作战后期所担心的事。那时担心的是:老山作战的报告地方上听到的和看到的多了，那些上了电视、录了音的报告，有的是作战亲历者的诉说，有的却是经过作家的修饰，凝聚着文人们的智慧和结晶，往往是催人泪下，感人肺腑;而我也有惊心动的经历，也有激动人心的故事，但若一般地讲讲，人们会有个比较，和电视上、录音里的报告相比，就显得我讲的不行，有失我的身份。如果好好准备，我自信不会讲得太差。但在作战后期战事甚忙，没有时间准备;战场天气又热，没有条件准备。

那时，我寄希望于战后回乡没有人、也没有单位请我作报告。可是在临下战场前，我收到了直塘中学初一(4)班班主任汪燕老师的信。她在信中介绍了该班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班务工作情况，让我和她的学生通信，并诚地邀请我回去给他们上课。在此之前，我已经收到该班14位学生写给我的10封信和寄给我的书签。由于后撤的准备工作和战场防务交接工作的繁忙，我没有时间一一给那些学生回复，只是给他们班全体学生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同学们:

你们好!前天，我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收到了你们班陈刚、杨燕秋等14位同学写给我的10封信和寄给我的书签。一次能收到这么多信，而且是来自家乡小朋友的信，使我欣喜若狂，感激万分。我想这10封信一定代表了你们全班的共同心愿。为此，我向你们全班同学并向你们的班主任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在惊喜中认认真真地一一拜读了你们的信。透过你们虽欠刚劲却是娟秀的字迹，虽是稚嫩却又充满深情的笔调，使我看到了你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前线战士的崇敬;你们封封书信的规范、语句的通顺和学习生活的如实汇报，又使我看到你们的学习是用功的，你们幼小的心灵是纯洁、诚实的。

你们的老师组织你们开展“树理想、学英雄、做主人”的活动，是提高你们思想道德素质的好方法。开展这一活动，我想是旨在激发你们刻苦学习的热情，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我相信，这一活动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你们应该珍惜和平环境下的学习生活，切不可浪费了用许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好时光。在老山战区，许多学校被越军炮弹炸毁，许多学生上不了学，而且他们的生命和我们一样时时受到越军枪炮的威胁。为了使这些祖国的花朵不因战争而夭折，我营100迫击炮连在阵地上为他们办起了帐篷小学，由我们的战士担任老师。学校开办时只有一个年级8名学生，后来扩大到两个年级24名学生，使该连所在村的学生入学率达到了90％。连队用炮弹箱订成课桌、凳子，给他们买了书包，统一制作了校服。这些学生深深懂得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学习格外刻苦认真。去年底，在麻栗坡县统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的课堂纪律是很严格的。一次，我想进去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当我刚跨进帐篷时，突然听到一个学生喊“起立”，正在埋头做作业学生像军人听到了冲锋的命令一样，齐刷刷地站起来，并异口同声地喊:“首长好”。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我没想到的，赶紧连声称好。而当我离开时，他们又全体起立喊:“首长再见”。我从心底为他们有如此严明的纪律和周到的礼节而高兴。他们的学校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北京、天津和东北的18所学校跟他们联谊，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了援助;中央电台、电视台和全国性大报几十次播发他们的消息;康克清奶奶还为他们题了校名，立了校碑。我想，你们的学校环境、学习条件要比他们优越上百倍，那么，你们一定会比他们学得更好，纪律更严。

“祖国万事连我心，无私奉献为人民。”这是我们老山战士的人生追求和行为准则。无私奉献是我们战士的本色，为国为民是我们战士的品格。在我们前线的干部战士中，有许多人放弃了求学深造、获得足以荣耀一生的大学文凭的机会，毅然奔赴了南疆的战场。我们营就有一位年轻的连长，在拿到天水师专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的同时，部队接到了参战命令。“是上学校的考场还是上人生的考场一一战场?”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大家懂得:只有牺牲少数军人的上学机会，才能使更多的学生在安全的环境里就学。然而，我们的干部战士又舍不得放弃任何获得知识的机会。他们利用战斗间隙，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里，就着微弱的烛光，任凭蚊虫叮咬，任凭汗流浃背，孜孜不倦地自学，去啃那些应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在老师或教授辅导下学习的大学课程。我已人到中年，在战士们自学精神的感染下，去年也系统地自学了些大学课程，并大胆参加了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场设在猫耳河里，头顶上炮弹呼啸而过，笔下却是书写答卷的沙沙声。隆隆的炮声和沙沙的写字声是多么不和谐啊!但这毕竟是事实。经过两天半紧张的考试，我竟获得了大学语文、形式逻辑等五门课的合格证书，其中自然科学还得了86.5分的好成绩。同学们，这是在炮火连天，随时都有牺牲的战场上自学的成果。我想，你们在明亮舒适的教室里，在老师的精心辅导下，是不是应该取得更好的成绩呢?

你们都愿和我通信，但因战事频频，恕我不能一一复信，此信一并作复。

你们都希望得到象征英雄的老山兰，但那毕竟是一种象征，恕我没有条件寄给你们。

给你们寄去两本《前方来信》一书，以表示我对没能满足你们要求的歉意，也表示我对你们给予的热情的谢意，更表示我对你们寄予的一点希望。

因为我们即将转换任务，请同学们不要再来信。最后，请通过你们代向直塘中学全体师生问好!

祝你们学业进步!

署名后面的落款时间是:1987.3.20.零点15分草毕。

后来我的信被学校刻印发给了全体学生，汪燕老师也给了我妻子一份。是我的妻子将它保存了下来，才有了原信的全文。若不然，时隔20多年后，我是记不起那封信的全部内容的。

本来给学生们回信后如释重负，可是汪燕老师的邀请又成了我的负担，我不得不有所准备。就像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于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忙里偷闲，抽时间草拟了回乡后作报告的初稿。我从4个方面描述了战场的基本面貌，自我感觉还算满意，回家后万一推辞不掉，非作报告不可，那么稍作加工就可以讲了。有了初稿，心里踏实多了。

记得学校快放暑假前的一天上午，我应邀到直塘中学作报告。会场设在学生们吃饭的食堂里，听报告的是该校初一的全体学生。摆放在课桌上的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着的空心字:老山英雄报告会。在会标一侧的黑板上用粉色粉笔写着“向老山英雄们学习!向老山英雄们致敬!”的标语。当我走进会场时，学生们全体起立鼓掌;当我站到主席台上时，学生们向我行少先队举手礼，然后少先队的大队干部给我献上红领巾，帮我系好。在少先队辅导员顾培玉老师的开场白后，我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开始了战后的第一场报告。

因为没有扩音设备，为了让坐在后面的学生能够听得清楚，我提高了嗓门。在部队喊口令、开会讲话、野外给部队作动员练得多了，自我感觉嗓门洪亮，中气挺足，可这天却哑了，不一会，后半句的音调就上不去了。自己感觉讲得很费劲，估计学生们听得也很吃力。虽然看到学生们没有交头接耳开小会的，都仰着头，听得很认真，但我感到没有达到我预期的像给部队作动员时的那种使人激奋的效果。

报告中，我给学生们展示了老山战场的一些实景照片，也展示了老山作战的纪念章等实物。

我的报告结束后，学生代表朗诵了他们自己创作的赞美老山英雄的诗。

他们的诗让我感动。我深知那诗不是赞美我的，那是对全体老山将士的赞誉。

作者在给直塘中学学生作报告时战士老山作战纪念章

我的家乡——支塘镇政府叫我去作报告，并邀请我的妻子一起去。

那天的报告是在镇政府的会议室举行的。参加报告会的是镇、村的干部、工青妇和民兵的骨干。面对家乡的成年人，我讲得比较放开，如实地介绍战场上发生的实情。

我首先感谢家乡政府在我参战期间，对我和我的家庭在多方面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家乡各级领导在我战后休假回到家乡后对我的亲切慰问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随后，我向大家介绍了我营在接到参战命令后改建、更换装备、人员调入等的基本情况;介绍了在战区集结地仅有一个多月时间的训练中，完成了本来需一年训练时间才能掌握的新装备的操作技能、作战需用的专业技术的过程;报告了全营官兵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团结战斗所取得的战果。

和平时期，我们为什么与越南打仗?耗费那么多的物力、牺牲牲那么多人的性命、给那么多军人家庭造成痛苦，这仗值吗?这是善良的人们心中始终存在的疑问。

为了替大家释疑，我在报告中，从东南亚斗争形势和我国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宏观出发，通过对越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实现援助柬埔寨人民的斗争，维护地区和平的目的，阐述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从加强部队建设的微观出发，通过在轮战中检验和锻炼部队，达到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阐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了中越战争的过程。

越南人民在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正义国家人民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本该抓住战后和平与良好的国际关系及周边环境，利用可以大大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和得到大量外国援助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获得休养生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长治久安。但是，越南当局将缴获美军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视作地区扩张的资本，越发自大和自狂，给自己戴上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帽子。不仅仅武器装备充足，越南认为自己经过战火考验的兵员战斗素质也是第一流的，因刚同美国交战完毕，自我感觉达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

在这种盲目狂妄自大心理的驱使下，越南当局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1977年底和1978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柬埔寨，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柬埔寨军民的有力回击。从1978年2月起，越军改变战略，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埔寨进行侵略。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按照常理，越南在柬埔寨作战的同时，应尽力避免同我国发生冲突。然而，由于利益的使然，越南却凭借空前雄厚的军事实力，逞一时之勇，不把刚经过文革内乱的中国放在眼里，横蛮地掠夺和驱赶华侨，公然同我国对抗。

面对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实现“印支联邦”野心的种种表现，我国政府在向越南发出严厉谴责和警告无效时，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了。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外交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79年1月30日，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

在同休斯敦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他说:“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1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后，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东京对田中首相说:“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他表示，中国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的话已经明确告诉日方，中国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了。果如其言，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文章的第二天，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17个师、22.5万人的我国边防部队，以12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全线上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于3月4日占领凉山。

战争进行到第十天，邓小平会见陪同美国财政部长访华的美国记者时说:“越南说他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我们除了要打破它这个神话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也不要他们的领土。我们还要他们懂得，他们不能任何时候都为所欲为。”

我边防部队在达到预期目的后，于1979年3月5日起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但是，越南当局不顾我国政府“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的声明和在我国边防部队撤出之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的正告，在我国宣布撤军之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从18到45岁，女性从18到35岁的所有公民条件具备者，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的队伍。从而越军迅即占领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在我境内侵扰挑衅、制造事端。

出现上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只能履行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1981年和1984年，我军先后出击，攻下了法卡山、扣林山和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开始了由各大军区派部队轮流参加的长达5年之久的老山地区防作战。

我部就是参加老山地区防御作战的轮战部队之一。

在简要回顾我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老山地区防御作战的历史后，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一年多战场生活的感受:有构筑阵地的艰辛，又有被军区授“模范阵地营”称号的喜悦;有战胜特大洪灾的劳累，又有避免重大损失的欣慰;有冒着危险到最前沿看望观察所官兵所流出的汗水，又有付出后安然的心情;有吃不上饭和以南瓜代菜的艰苦生活，又有每次炮击后所取得的重大战果;有越军几百发炮弹在阵地周围爆炸的威胁，又有一次次从马克思已开列名单上的解脱。

我用自己6次从越军炮弹下逃生和耳闻目睹战友受伤、致残、牺牲的事实告诉大家，战场上的生命实属朝不保タ，战场上人的感情也太复杂和异样。

战场的记忆有些是痛苦的，无心言语;有些是愉快的，津津乐道；有些是后悔的，不想言明；有些是动人的，令人心仪。

报告到最后，我有些激动。我说，能参加这样的会议，能向家乡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自己参战的经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兴奋而又十分复杂。因为在382天血与火的战场上，在带领部队与敌作战的日日夜夜里，我的生命和战士一样随时都会消失，越军疯狂的炮弹曾有6次想要我的性命，然而，我次次幸免于难。但是，也有数以百计的年轻战友为了祖国的安宁，永远留在了南疆的红土地上。所以，当我回到家乡，享受着人生的天伦之乐;当我坐在这样宽明亮又舒适的会议室里，更加怀念那些为国捐躯和为民受伤致的战友，更加思念仍战斗在老山上的兄弟部队的战友。

报告会结束后，妻子跟我说，她是第一次听到我讲述在战场上遇险的经过，听的她很紧张，手心里都冒汗了。

是啊，若是我还在战场上，妻子知道了这些险情，还不把她急死。所以，我人在战场时，没有把这些让人担心的事透露给她。

烈日炎炎，碧波荡漾。在昆山巴城的阳澄湖浴场，身着五颜六色泳衣的男男女女在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美浴。

我和妻子应几个邻居、朋友之邀，也在浴场游泳。

我甩开双臂畅游着，感受却与在前线827高地上小溪里的游泳完全不一样。这里水面开阔，水流不急，略有点风，但水浪不大;这里不只是清一色的男人，而是美女如云，成双成对；这里没有枪炮声，耳旁传来的是嬉笑打闹声;这里不用担心身遭越军炮弹袭击而毙命，即使游入深水区出现险情，也有救护人员及时保护。

泳毕，一行人在湖边的餐馆用晚管。

“打仗害怕吗?”

碰杯喝酒，喝到尽兴时，话语就多了，曾经当过兵的邻居、色织厂厂长钱惠忠问我。

“害怕!非常害怕!”对朋友用不着隐瞒，我实话实说。

我告诉朋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战场上的人，无论是兵是官，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刚上战场时，由于对战场情况不了解，对作战过程和规律不掌握，怯战、恐慌心理特别严重，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随着时间的推移，熟悉了战场情况，掌握了作战规律后，有时心情不怎么紧张，可以走出猫耳洞，甚至在早晨或晚饭后在阵地周围散步，放松放松，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神秘的晨曦和落日的璀璨。但是，一旦战场上炮声响起，人的心情立马紧张起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也许敌人的炮弹忽然间就在你的身边落下，每秒之间都可能划上你人生的句号。

我向朋友介绍了我数次遇险的经过，也介绍了我所亲眼目睹的战场惨状。

那是1986年9月1日上午，我在团卫生队看到三营八连一名战士被地雷炸掉脚的彩色照片:白的骨头，炸烂的肉聚成一堆。真是不堪入目。没过多久，三营送来一名营部的伤员，三个手指被炸烂，要截手指。这个战士躺在手术台上哭，就怕把他手锯掉。一个劲地叫:“不要锯我的手!”看着让人心酸。

还有就是我营榴炮二连的陕西泾阳籍战士李金超，1985年入伍不久就随部队一起上了战场。他是有线班战士，先是在芭蕉坪通信线路维护站，后来上了25号高地，与侦察班、无线班的几名战友一起，一直坚守在最前沿的观察所。1987年3月21日，他吃过午饭后走出猫耳洞，发现挂在树上的电话线被炮弹炸坏的树枝压着，掉在半空中，便准备上前捆绑，被侦察班长李顺清叫住，告诉他电话线下方的草丛中有很多地雷，上去很危险的。李金超听说后便回到猫耳洞里休息。大约下午1点左右，他又从洞中出来解小便，抬头又见到那根半挂在空中的电话线，出于电话兵的职责驱动，他不假思索地上前，准备先掀掉压在电话线上的树枝，然后再进行捆绑。当他伸出双手将树枝掀下山时，由于惯性，身体失去重心，脚下一滑，随后便是“轰”的一声，他踩上了地雷。当战友冲出来，发现他已被地雷炸掉了左脚的前脚掌，倒在血泊之中。

战友们在连长的指挥下，立即将他送下山，在战地救护所包扎后，由师野战救护车送往后方师野战医院，他的班长唐中清随车护送同去。到师医院后，为了防止感染，马上进行了截肢手术，从膝下七公分处锯掉。当帐篷中传来锯齿的嚓嚓声，等候在帐篷外的唐中清焦急万分，而李金超表现得很顽强，截肢时没叫一声。过了一会，一位军医把唐中清叫进帐篷，把那条锯下的残肢给了他。此时，唐中清拿着战友的残肢忍不住嚎啕大哭。毕竟是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又快要下战场了，他才19岁，那么年轻的战士，一条腿就这样与身体分离了，一条假肢将伴他漫长的余生，谁见了都会难受的。

我在为我的战士惋惜的同时，也深深地自责自己没能尽到责任，完好无损地把战士交还给他的亲人。

我讲着讲着，一桌子人都停下了筷子，一点声响都没有，空气好像凝固了。

“吃!”“喝酒!”不知是谁说了一声，打破了这沉寂。

在回家的车上，邻居、木器厂厂长邵春怡告诉我，如果我再讲下去，他的眼泪屏不住了，肯定会哭出声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