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族学校（父亲安乐死当天）

2018年6月7日是父亲安乐死的日子。

这一天的下午，我们家人和父亲在瑞士私人医院的一间“尊严屋”里围坐在一起，我们还特意在茶桌上摆放了鲜花和蛋糕；大家拍着手，唱着歌；每个人都面带笑容，屋里充满了欢乐气氛。

但是，由于父亲是这次聚会的“主持人”，所以欢乐了个多钟头后，父亲觉得距离那一刻差不多了，俨然进入了0倒计时，便催促道：“可以开始了！”

于是一个碧眼金发的瑞士女医生端着药水来到了父亲面前，并且问父亲：“你确定决定好了吗？”父亲马上慷慨地回答说：“决定好了！”

女医生这才把手中药水递给父亲。接过药水后，父亲问医生：“要一口喝完？还是分两口喝完呢？”

女医生回答说：“不一定要一口喝完，分两口，或者三口喝都可以的，只是喝完了之后，要长呼一口气。”结果父亲分了四口喝，最后一口，只见他一饮而尽，唯恐留下一点而影响药效似的。

我一边忍不住流下眼泪，一边对父亲说：“爸爸，我们爱你，我们都在这里。”而母亲也一边为父亲抚摸背脊，一边安慰父亲说：“放松心情，别想其他的，以后再也不疼了，不疼了！”

过了大概不到5分钟，父亲便睡着了，永远的睡着了！从此再也不会听到他喊痛了，再也不会看到他被病痛折磨而受痛苦的样子了。的确，父亲是解脱了痛苦，但是我叫“爸爸”，父亲也再不会应了。

我看了下时间，是18点58分。

〈1〉

随即，我想起了父亲一生不平凡的经历。

1933年4月3日，父亲出生山东省济南市。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爷爷傅忠贵随国军参加了抗日，但是在父亲6岁时，爷爷在黄河边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

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年之后，奶奶也由于过度劳累而病逝，父亲成为了孤儿，过着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直到后来进入宋美龄在南京创办的“遗族学校”，才安定下来。

1948年，15岁的父亲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不得不说，父亲的童年是苦难的童年。不过，这些苦难磨练了父亲的意志，也成了父亲奋进的动力。

1957年，父亲毕业于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

由于父亲爱好体育运动，特别是篮球项目，再加上他有一副1米86高个子的好身材。因此父亲被选入了学校篮球队，经常去参加一些篮球比赛。

1958年，父亲篮球队参加日本东京第三届亚运会，还拿下了银牌的成绩。

但是1959年，父亲在一场比赛中，不幸腿部受伤，由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残疾，但毕竟不方便进行篮球运动了。父亲因此宣布退出篮球队。

之后，父亲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成为了一名篮球赛事解说员、体育记者和主持人。由于他以前参加过许多次篮球比赛，因此在解说时，经常能无误的指出球员的某些问题。

而且解说得很有趣味，急缓相当，急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缓时绘声绘色，趣味横生。父亲还创造出了诸如“盖火锅”、“擦板得分”、“低肩侧投”等经典解说词语，使得观众听起来生动形象，如临其境。所以都喜欢看他主持的节目。

1968年，父亲现场传播第2届亚洲女子篮球赛赛况，由于解说表现生动，获得了广播金钟新闻报道节目奖。

父亲也由此被观众称为“台湾的宋世雄”。宋世雄是20世纪北京十分著名的体育赛事讲解员。

1990年，父亲受聘解说北京亚运会赛事。这年除夕夜，父亲和母亲郑正钰还受邀参加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父亲还表演了串场节目“山东大实话”。后又与沈春华一起主持过台视综艺节目《大家乐》，且荣获了金钟奖优良综艺节目奖。

因此，父亲在事业上算是很成功的，而他的婚姻说起来也不错。

〈2〉

父亲最开始是迎娶了饶利珍为妻，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傅璟玲，也就是我的姐姐。不过，姐姐4岁那年，饶利珍参加了赴叙利亚的医疗工作队，那一去就是三年半。

之后，饶利珍又去了美国，父亲便对那段婚姻失望了。

1972年，父亲认识了主播界名媛郑正珏（júe）。由于两人都是主播界的明星，因而都很倾慕对方，聊起来有许多的共同语言。郑正珏虽然是有夫之妇，但跟那人感情不和，因此离婚嫁给了父亲。

两人婚后十分恩爱，不过遗憾的是两人婚后没生下有一儿半女。

1993年，在一次见面会上，父亲遇上了自己的粉丝陈秋萍，而且不久便生下了我。

应该说父亲很有担当，在母亲怀上我的时候，父亲便把母亲带回了他的家里，向郑正珏坦白了一切。

当然，父亲把母亲开始带进家里时，郑正珏很不满于父亲的这种行为，但是当考虑到母亲已有身孕，而她怀不上时，于是妥协了。

就这样，我于是有了两个母亲。

而且，在生母怀我和坐月子的时候都得到了郑正珏的悉心照料。从我慢慢长大到至今，我们一家4口都相处的非常和和睦睦。

〈3〉

但是，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今天喊这疼，明天喊那疼。直到2016年的一天，父亲突然反复发烧，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阻塞。

医生说需要装支架才能排出胆汁。当第2次换支架时，却又被诊断出胰脏癌。医生说如果第3次装支架就会有生命危险，甚至只有一半的存活率。

装一次支架只能抵半年，不到两年就换了三次，光装支架就动了三次手术，把支架拿出来再换进去，如此反复折磨。到2018年胰脏癌进入晚期时，父亲身上摘除了胆囊、胃也切除了一半，以及盲肠、痔疮的手术，总共开了8次刀。

1.86米高个子的大汉，因为大小手术，最后暴瘦到只还有49公斤的体重。父亲大小病不断，左眼视力退化，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靠人搀扶，吃饭也困难。有一次半夜想上卫生间，结果跌倒地上爬不起来，直到家人发现。

因此，父亲从原本想治疗，转为极力寻求安乐死。

对父亲提出的这种想法，我们当然是极力反对。他从胆囊发痛，痛得特别难受时，就想到了安乐死。我们劝他：“很多人没有胆也可以活得很好。”可父亲说：“痛又不是在你身上，我已经83岁了，活够了！”

到发现胰腺癌时，他更坚定了安乐死的想法。看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们开始动摇了：相比于父亲躺在床上失去尊严，或许我们让他自然、顺利的离开，会更有人性。

于是父亲开始探访可以达成他安乐死心愿的地方。比如美国加州、荷兰、比利时，但最后选择了瑞士。因为瑞士是唯一一个可以接受外国人执行安乐死的国家，而且历史久经验丰富，每年大概有200多病人前往。

父亲深深体验到了被病痛折磨的感受，由此联想到了跟自己类似的重症患者，于是父亲希望安乐死能够合法化。如果台湾把安乐死合法化了，父亲也不至于远赴瑞士。

于是父亲把这个议题上书给了蔡当局，但由于赞成票数少于反对票数，而未能实施。

为了让父亲感受到喜悦，从而能够尽可能地减缓他的病痛，我和我的未婚妻提前举办了婚礼。父亲为了能够顺利出席我们的婚礼，他需要每天打4次止痛针。

但这也只是一时的缓解作用，不能减轻实际上的病痛，因此父亲发文表示：

“家人朋友等多次劝说，要我放弃安乐死，选择继续治疗，但是自己已经忍不了病痛，按着定命，人必有一死，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心已决，不会回头。”

2017年11月，在父亲的一再要求下，我们全家来到了瑞士。来了不久之后，父亲刚好又生了一场大病，再加上台湾传来安乐死有合法化的希望，于是我们把父亲劝了回来。

然而回来之后，父亲对舒缓疼痛的新药物产生过敏，即使到了医院，他仍旧不停地翻白眼，身体一直抽搐。看着骨瘦如柴的父亲，八十五岁了，几乎每三秒钟一次就应疼痛做起来又躺下，然后就陷入濒死之状。

抢救过来后，父亲痛苦地说：“想死也死不掉，想活又活不了。”这句话一下子让我们觉得，如果11月份去瑞士的时候，喝下那杯药，让他平安地睡着，无痛苦地“走掉”，其实对他还好些。

父亲非常希望当局能够马上批准“安乐死”合法化，以便他能够马上如愿，所以父亲一直在等那一天，可是等来的只是“安宁治疗”就是给不愿意接受治疗的病人打止痛针，那只会给父亲带来更大的痛苦。想等安乐死合法化，却是遥遥无期。

曾经我疑惑的问父亲关于“安乐死”的问题。我问：“安乐死，人都死了，怎么会安乐呢？”父亲解释说：“安乐死当然是相对于受严重病痛折磨的人而言的。这样的人又不能自理，整日被病痛煎熬着，想自杀就去上吊，或者其他残酷的办法，那是很痛苦的，而且那些不能自理的人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而安乐死是喝下一杯药水，然后静静的躺下睡着了，这就叫安乐死。”

对于绝症，安乐死不仅解除了折磨，又可以避免“过度医疗”，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2018年6月，父亲最后去瑞士“尊严屋”的路上，仍旧说，他希望可以把安乐死推动到合法化的那一天，或者在“安宁治疗”法里面加上一条“在当某些条件达成的时候，病人可以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父亲说，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很伟大很困难的事。父亲去瑞士之前，就拜托朋友们来帮助成立“台湾安乐善终立法促进会”。等我们带着父亲的骨灰回来这天，就说促进会通过了审核，并已经成立，由我兼任理事长。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同样寻求安乐死的病人，解决困难，因为去瑞士，或者到国外去消费太高了，一般的人无法负担得起这笔钱。父亲去瑞士安乐死总共花费了300多万，用尽了他平生的积蓄。

之所以我们在父亲安乐死前举行一场家人欢聚会，而且拍成了视频，这是父亲的要求，还要求我们把视频公之于众，目的就是要向外界公开他做“安乐死”的这个选择，以此来推动“安乐死”的合法化。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永远想念！

亲爱的朋友，你是支持傅达仁，还是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