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小桥取名（我们家的三姐）-院校搜

学校小桥取名（我们家的三姐）

2025-07-21 03:06:01 阅读 66 评论 0

摘要：读小云姐《天堂里的玉兰花》，泪下不禁。这是一篇关于过去的文章，过去的岁月，过去的家庭，过去的温情。读完后你可能会觉得，时代真是变了。关于家庭和家庭的相处方式；关于日子和日子的过法；关于亲情和亲情承载。她写得很长。从抗战时候三姐出生开始讲起，然后新中国成立、

读小云姐《天堂里的玉兰花》，泪下不禁。

这是一篇关于过去的文章，过去的岁月，过去的家庭，过去的温情。

读完后你可能会觉得，时代真是变了。

关于家庭和家庭的相处方式；关于日子和日子的过法；关于亲情和亲情承载。

她写得很长。从抗战时候三姐出生开始讲起，然后新中国成立、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在这些浩翰成沧海桑田的大时代背景上，她唠叨着那些琐碎的过往。

你觉得她在讲三姐的故事，但是，那些快乐和悲伤，是亲历者或《父母爱情》《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观众们共同的记忆；你觉得她在讲时代的故事，可是那些个或宏伟激荡或晦暗惨淡的日子，只好像一部部黑白默片，在背后静静流淌，而凸显眼前的，是彩色的、美丽热烈的“她的三姐”：

三姐欢笑着，把食堂的盘子顶在脑袋上，像新疆人一样灵巧地动着脖子；

三姐倔强着，以弱小的姐姐带着更弱小的妹妹，在异乡焚烧母亲的骨殖；

三姐坚持着，命令着近乎全瘫的身体，写下关于双亲的故事；

准备好了远离的三姐，看到了美丽的玉兰花……

她忧伤而坚定地目送三姐和一个时代，慢慢又决绝地远去。

用那么浅的字写出那么深的情。

用那么留恋的字句，写出那样通透的旷达。

读完“她的三姐，她家的故事”，你也许会被一种辽远又惆怅的情绪围裹，

就像轻烟，飘过白色的苹果树。

天堂里的玉兰花

刘小云

壹

尽管每位亲人都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三姐的去世还是让大家感到突如其来，难以置信。

父母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不过都是匆匆走一遭，然后会陆续随父母到另一片天地。三姐是第一个靠近父母的，第一个重新感受父母怀抱之温暖的。

如此想来，三姐也是幸福的。

三姐名曰刘季云，顾其名便知她排行老三。她出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已投身抗日前线，她在母亲的襁褓之中躲避敌人的扫荡与轰炸。

这是我们家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是有着随时面对死亡威胁的惊心动魄的日子。但是，她始终接受着母亲最深切的呵护，她是安然无恙的。

她和两个姐姐一样，到了7岁，就开始上学读书，这在封闭的太行山上是十分罕见的。女孩子读书本来就少有，而自幼就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那实在为邻家孩子所望尘莫及。

母亲送她到邻县的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后来她的妹妹、我的四姐紧随她的步伐进入同一所学校。解放后，她和四姐同时入太原的干部子弟小学，而后升入太原六中。

太原九中成立时，她所在的班级被划归九中。高中时考入全省最好的中学太原五中，大学则在山西医学院就读。三姐一路高歌都是以高分挺进，一直是老师心目中的高才生。

三姐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也最能歌善舞的一个。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院有食堂，三姐常带着同学们借了食堂的盘子，顶在头上跳舞。跳采茶舞、新疆舞、朝鲜舞。我也跟在后面瞎扭扭，还学会了动脖子。

院里的孩子们那个羡慕啊，谁家的姐妹能有这样的舞姿？三姐在中学也是文艺积极分子，父亲早早给她买了小提琴，她也就学会了作词作曲。

“文革”前年年国庆，过五一广场检阅台时，三姐是五中的孔雀头，四姐是山大附中跳藤圈的。父亲在检阅台上，总是情不自禁地翘首张望他的两个宝贝女儿。

后排左二是三姐

父亲80年代中期去世后，三姐思念双亲，作了一首歌词《寻找童年的梦》，山西大学艺术系的一位教师为其配曲，少年宫的孩子们童声合唱，优美动听，轻松愉快，大有《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

1956年，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光。在北京工作的大姐带着新婚的姐夫回家。大姐和大哥（我们姐妹没有哥哥，父母让我们依次将姐夫称为哥哥，这样要亲切多了）身穿军装，格外英武。

我们的弟弟在头年出生，成为我们家、乃至整个机关最轰动的大事，六女一男雁成行的阵势届已形成。

经过战争洗礼的父母终于得到了安宁，喜笑颜开地到照相馆拍了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照。

照片上的三姐正值二八年华，清纯高雅，有大家闺秀般的气质，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是她面部最为动人的部分，活脱脱承传了父母的优点。

后排左一是三姐

1960年，父亲在政治上蒙难，被贬至一座小城任副市长。三姐考到省城的山西医学院的第二年，中央给父亲甄别，省委任命父亲回省委出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

当时，父亲正在山大医院住院，母亲带了弟弟和大姐的儿子从小城回省城看望父亲，得到父亲重新被任用的通知，心中安然。

父亲特作一首诗：

我有七个好儿郎，

六女一男雁成行。

一二三是大学生，

小的还没上学堂……

令父母高兴的还有另一桩事，三姐在大学里谈起了恋爱，小伙子英俊且学习好。父母双双考察了我未来的三姐夫。然后，回到小城准备举家迁回省城。他们是要等我考完初中后，择日搬家。

然而，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里，我们家发生了天塌地陷的灾难，母亲刹那间身患暴病而溘然去世。那是1962年7月29日，黑暗至极的日子。那时，三姐正准备到三姐夫的家去拜见公婆，在山大附中上高中的四姐也准备到北京去度假。

是母亲去世的电报让她们风雨不顾，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对她俩呆呆地立在家门的样子，我记忆犹新：

俩人的双腿湿漉漉的，显然是从庄稼地里踏着朝露穿行回来的。当我告诉她们母亲不在了时，俩人的提包同时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父亲用宽大的臂膀紧紧地拥住了她俩，失声哭着说：“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

自从母亲去世后，三姐一下子就长大了。大姐、二姐均已成家生子，她就成了老大。每遇周末，她一定要回家——

一大家子的衣物都要洗净熨展，还要辅导我和弟弟妹妹的学习，谁要是有心事也都要向三姐倾诉。医学院三姐寝室里的每位姐姐都给予我们热切的关爱，当然，尚未结婚的三姐夫身后也常尾随着我们。

三姐本是“文革”时大学毕业的，但是，还没来得及分配就被“文革”中断了。翌年初，我们居住过的小城连连来电报，要求我们为母亲迁坟，原因是那块土地上要修一条水渠。

真正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反正，各级领导干部均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父亲是不能亲去处理的。便委托三姐带着我去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父亲有几点嘱托，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惊动市委的领导，他们都已自顾不暇。就是说，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办这件事情。

我俩下火车后，直奔市委，找到住处后，就到母亲的墓地。因为是临时寄葬，母亲的棺柩外砌了一圈砖。如果移坟是很容易打开的。但是，往哪里迁，我们找不到地方。只好在附近的一座叫作东庄的村子里找人打探。

很意外，我们询问的对象恰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而此人又是北京知青，出身与我们大体相似，母亲在生他不久就牺牲在战场上，因此，他与我们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建议我们将母亲用土法火化，骨灰可以带到身边。

我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主意，不知所措，总觉得自己来烧自己的生身母亲，有些残忍。而三姐却立即赞同这个知青的建议，说，这是最好不过的办法，能够完全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

说干就干，知青哥拉了一辆平车，放上了镐头和一个水槽，我花了7元钱，买了柴油。就这样，三个革命者的后代，迎着二月的寒风，将母亲的遗骨一块块拣到水槽里，洒上了柴油点燃了烈火。最后，将骨灰一点未撒地包在了我的头巾里。

完成这一切后，我们找到了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这几年，都是他代表我们子女给母亲上坟的。他带着心中的悲伤，默默地为母亲做了一个盒子。母亲在这个盒子里躺了23年后，与父亲合葬。

从那个时候起，三姐在父亲心中已经完全成熟，很多事情，父亲都是与她商量后才做决定。

三姐

也就是这年，三姐结婚。1968年11月生下了儿子建功。三姐生孩子时，三哥没在身边。那个时候，医学院开始分配工作，如果能及时到任，即可拿到工资。因此，三哥先报到，同时在大同县为孩子找奶妈。

那个阶段也是我们家的困难时期，我们家被造反派赶出省委大院，住到了一个大杂院中的两间阴冷的南房。三姐坐月子只好到二姐家去，同样也是小平房。孩子生下来没奶吃，父亲便将自己订的牛奶天天送给三姐，由妹妹侍奉着。

仅半个月的时间，三哥回来接三姐母子。正值寒冬，滴水成冰，一辆走风漏气的三轮车把三姐母子送到火车站。三姐就是这样，为了生计，连冬天里的月子都坐不下来，就到了塞北大同县。

三姐一家在大同县的日子是艰苦的。但是，他们俩硬是凭着自己为人的谦和和敬业的精神，一步步改变着自己的境遇。

从公社卫生院，到煤矿医务所，到县医院，到后来，三姐当上了县医院副院长，分管卫生和教育的副县长，雁北地区卫生局副局长。三哥的事业也热气腾腾。

三姐和三姐夫

在这里，他们养育了两个孩子（女儿玲玲出生在大同县），从农村老家接孩子的爷爷奶奶及小妹妹一起生活，并为两位老人送终。但是，也是在这里，三姐患上了让她痛苦折磨三十年的类风湿病。

三姐和三哥是八十年代后期调回省城的。三姐到了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处任副处长，调研员，三哥则到了太原市公安局河西公安分局。

为了照顾三姐的身体，三哥婉拒好几次提拔的机会。他说，这是别无选择的，我不会因此而后悔。但是，他的本职工作还是非常敬业的。太原电视台在河西公安分局的推荐下，曾拍电视片，分三集播放。

三姐凭了三哥无微不至的照顾，尽管类风湿病痛使得三姐周身的关节都已严重变形，甚至影响行走和自理。长期服用激素，内脏也逐渐受到损害。

但是，她还是经常带着病痛下基层调查研究，解决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科研技术问题，甚至出差省外，乃至出国考察。完满地坚持到60岁，正点退休。

贰

三姐的儿子建功、女儿玲玲都非常优秀。建功从辽宁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银行，女儿玲玲从山西大学毕业分配到建设银行。

尽管俩人的工作为同龄人们所羡慕，但是，兄妹俩还是先后离开太原市，先到深圳开拓，最后落脚于上海。

女儿玲玲拿定主意，不管到哪里发展，必须将父母带到身边，母亲身体不好，孩儿尽孝至高无上。正巧，玲玲离开太原那年，父母双双退休。

三姐家有句经典的总结：

跟上父亲北上大同，

跟上母亲回到太原，

跟上建功南下深圳，

跟上玲玲落脚上海。

无论什么情况，全家人都要生活在一起。

在深圳时，三哥每天用轮椅推上三姐到花园里赏花，感受南国的风光。常有人过来与他们打招呼，甚至向三哥致敬，向三姐伸出拇指。那时，油然于他们心中的，自然是相濡以沫带来的甜蜜。

建功和玲玲到上海后，很快又打开了一片天地，分别买房购车同时又在风景最优美的松江为父母购置了一套住房。于是，三姐就天天渴望能在松江与我们姐妹们敞开心扉地聊我们的以往和未来。

他们先是住在闵行建功的家，后来为了接送玲玲的儿子上下学，又迁至宝山。生活条件是非常优越的。

但是，三姐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乃至在2005年患白内障使得她双目几近失明。尽管如此，她还是紧贴着屏幕，坚持看完了电视剧《汉武大帝》，并且颇有感想。

白内障的困扰使得她眼前漆黑一片，甚至比类风湿的折磨还要难受。三哥和孩子们将她带到上海长征医院做手术，医生看到她的身体状况，有些犹豫。

她恳求医生：救我一命吧，看到光明，或许我还会活一阵子。医生被她的坚强所感动，冒着风险，以高超的医术让她重见光明。

之后，她常对儿女说，医院真的神奇，我天天能见到你们，活得才有信心。躺在自家的床上，儿子特为她买了一台超薄屏液晶电视机，放置她的床前，她照例天天在关注国家大事，特别爱看中央电视台的10频道，“大家”、“讲述”、“百家讲坛”等栏目她看得津津乐道，以至于经常与我在电话里交谈。

我哪里会想到，差不多这个时候，三姐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7月31日，我们姐妹们分别接到三哥的电话，说三姐已经被120车送到就近的宝山医院。医院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你们也来见见她吧。

我们的行动犹如三哥的电话那般急促，大姐、我和妹妹分别从北京和太原乘飞机赶到上海。在机场，建功说，他妈妈今天的情况尚可，不让我们慌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求直接前去宝山医院。四姐此时正在日本，一周后也赶到上海，弟弟则是在稍后到达。

跨进医院病房的那一刻，我们目瞪口呆：这哪里是我们熟悉的三姐，人已经消瘦得脱了形，躺在病床上昏睡，似乎连我们靠近也没了反应。

真的，我在这里根本就不忍心用任何词语去形容三姐的形象，只是想贴着三姐的脸吻吻她。也许是我们的呼吸给她带来清醒剂，沉睡了两天的三姐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而此时，我们又看到了三姐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有神，真的，还非常有神。

大姐和三哥已经控制不住感情，眼睛立时红润起来。我和妹妹事先有约尽量不要在三姐面前掉泪，以免三姐更难受。

三姐看到姐妹们围在她的身旁，声音极其清晰地说，幸亏眼睛的手术成功了，不然我怎么能看到亲爱的姐妹们呢？她说，医生在抢救我，我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是最低的，闯过这关，我大概还能活一段时间。我很想姐妹们。

我们也对着她细语，三姐，你会顺利闯关的，我们陪着你。三姐又说，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对姐妹们讲，你们来了，我就没有顾虑了。

我们对三姐说，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医生接受治疗，医生不让你激动，更不让你劳累。有话咱们今天说一点明天说一点。

三姐很配合，把要说的话分成几天。但是，每次都很激动。其实，她要说的，几乎都是在怀念父母亲。

她说，我们姐妹们对父母亲的感受是分阶段的。每个人把自己感受的那个阶段写出来，才是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母亲。由于我和妹妹有不少的陪侍病人的经验，因此，刚到上海那两天，我们俩还真起上了作用。

三姐开始是止不住地腹泻。这次还没收拾干净，下次就又跟上了。我们俩手脚不停地为三姐忙碌，担心三姐这样拉下去，再次出现危险。

用药强行控制后，才算减少了三姐这个痛苦。转入干部病房后，大夫给她输了血，输了大量的白蛋白、氨基酸，营养上来后，三姐又有了食欲。每天能喝上鱼汤、鸡汤，面色也就缓过来了。

这时，孩子们给她请了护工，我们的任务就是陪她忆旧。这几天，她的心情异常地好。我们觉得可以放心了，准备离沪。

走的那天，她特意多订了两份饭，嘱咐三哥和要为我们送行的建功，谁也不要打搅我们姐妹，亲亲的姐妹要在一起共进午餐。那顿饭，我们吃得极开心，就像在我们自己家。

给三姐嘴里喂口米饭送口汤，她如同我们的小妹那样乖巧和满足。分别时，我的眼泪不由得滴落下来，轻轻地俯在三姐的身边，真的在她的额头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吻。这一吻，是祝福，也是留恋。实际上，是诀别。

我们回到太原不久，三姐居然出院了。回家后，她的饭量有增。为此，三哥很高兴，常给我们发短信，说如此下来，三姐到年底可以增加体重，如果乐观点发展，或许还可以下地走动。

三哥每天在侍奉三姐的间隙，要到外边去走走。有时，还会随手采摘一两枝盛开的鲜花，让三姐观赏，给她以与病魔抗争的信念。不久，三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在太原为她和三哥各织一条毛裤，她的裤长要与我的一样。

其实，我知道，三姐的身体已经萎缩，无论如何裤长不会及我。但是，我理解她的心理，必须按照她的嘱托，认真地办了这件事。春节前，她又打电话，想吃家乡的咸菜和高梁面，我也一一照办。

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此时，她正在酝酿并正式开始动笔写下了长达万言的文章《相约松江》。

文章是在三哥特意为她购买的硬皮笔记本上写的。三哥说，这篇文章大约写了一个月。之后，又写了遗书，还写了对松江住房的装修意见。

我那时正在筹划为父亲的诗稿出集子，此外，每个子女至少写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然后，非常正规地出版一本书，以悼念我们的双亲。

我将这个打算与众姐妹作了交流，大家都很赞同。但是我特别担心三姐的身体没法完成这项工作，电话里对她说，我会把你在医院给我们讲的那些父母亲的事情写出来，替你来完成这个宿愿。

然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姐妹统统没有想到，三姐的这篇文章如此完美。美到一气呵成，情至深处。文章的起承转合，自然衔接。

稿件的工整是健康人都难以达到的那种水平。很难想象，一只连一勺饭都难以喂到自己嘴里的手，居然一笔一划苍劲有力地写下了如此厚重的一篇文章。

更难以想象的是，三姐到了后期，全身只有脖颈和手能动，其他部位都必须由三哥或是儿女帮助才能挪动，但是，仰天而卧，手中的那只笔是如何使唤的？

那是用尽生命极限的力来创作这篇传世之作。如果不是长期以来反复构思的心里话，也绝对不会文思泉涌，宛如唰唰雨注，行云流水般倾倒出来。

当然，这是我们到上海奔丧之后才看到，并为之扼腕长叹的。

进入2006年3月份，三姐很少亲自来电话，连三哥的电话也极少。死神已经步步逼近三姐，她打电话的力气也已经无存。通常都是三哥打给大姐，报告三姐当日的状况，再由大姐分别给各地的姐妹通报。

大姐说，三哥已经十分疲惫，但是还是特别尽心。他太心疼被病魔如此残忍折磨的爱妻，除休息日儿女守在三姐身边外，其余的时间24小时都是由三哥来陪侍的。

到底送不送三姐到医院，三哥和子女尊重三姐的意见。有一天，三姐看到三哥连续30多个小时没合眼，心疼，提出到医院。

但是，当孩子们将医院、救护车联系好后，她又坚决地否定了这个意见。她是个极要强的人，不愿意死在医院，与其让医生做没有任何意义的抢救，不如她安然地长眠在自己亲人的怀抱中。

那样，她既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平静地逝去，也可以充分感受家庭的温暖。死的时候，只有亲人在身边，那是她唯一的意愿。

家人随她的心愿，儿女甚至女婿都特理解她的心情，只要她稍稍有点精神，都能伏在她身边轻轻细语。

她实在不放心与她朝朝暮暮相处四十余年的三哥，对孩子们说，我就是发愁你爸爸发愁。这话咋一听，有些绕口，细分析，那就是她担心她一旦走后三哥一个人心情不好。

这些年来，三姐基本上是在床上度过的，三哥的生活节奏基本上是风里来雨里去，锅里来碗里去，屎里来尿里去。三姐没有力气大便时，都是三哥用手一点一点往下抠。

夜里三哥从没睡过整觉，为她变换睡觉的姿势，几乎是每半个小时就要进行一次。三姐卧床时间虽然长，然而，身体各部位都很干净，从来没有任何异味，自然是三哥勤快而辛苦。

苦是苦了点，但是，三哥觉得只要三姐有口气，家就是完整的。

三姐不放心三哥，除了对儿女们表示，还逐一对我们姐妹们交代。就在三姐临终的前一周，我接到上海的电话，是建功的声音。他说，五姨，我妈妈跟你说话，但是，你不要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只是强制着感情，对三姐说：“三姐，你好吗？”

三姐对我说：“我可能会自然地死去，之后，你们不要埋怨你三哥，行吗？”

我忙说：“三姐，你再坚持一下，抗过了清明，你会好的。”

三姐又说：“你有过托梦的经历吗？有人给我托梦，说我已经脑死亡了。但是，这话你不要对别人讲，讲了不好。我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忏悔了，我会很轻松的。”

我对三姐说：“我不会对别人讲的。你的脑子还相当的清楚，怎么会脑死亡呢？三姐，你等着，我们不是还要等到七月份到松江去吗？坚持，呵，三姐，你要坚持。”

回忆起打这个电话的情景，我是激动的，声音是颤抖的，而三姐却是平静的，是一字一顿的。

事后，我问各位姐妹，你们接到电话了吗？他们都接到了，内容大体一致，都说三姐放不下三哥。

至于托梦的事，三姐真的没对他们讲，我也不敢对他们提起，真怕眼前对三姐带来不幸。现在，三姐已经故去了，我不妨说出来。这似乎是说明三姐完全接受了死亡，虽然无奈，但是，丝毫没有畏惧。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三姐近半年来，对基督教逐步接受并深信有天堂，死亡真的不可怕，要去升天堂了，身心再不会受病痛的磨难了。

接下来几天的信息都不好。医生会诊说，只能想法减少病人痛苦，别无他法。但是，临终前两三天，三姐居然从窗口看到盛开的玉兰花，嘴角露出了欣喜的目光。

她对孩子们说，你们看，玉兰花开了，多美！

3月29日，孩子们高价请来了一位护工，护理了三姐一晚，天色将明时，三姐抱歉地问护工，累不累？这位护工特感激，人都这样了，还如此善良，还在关切别人。

3月30日，大姐来电话说，三姐已经输不进液体了，液体刚进去就渗出来。31日早晨8点多，四姐从天津来电话，说三姐还剩最后一口气了。

三姐先让三哥躺在她身边，然后，非常释然地自言，我要升了，我要升了，接，接。那是说，她要升天堂了，有使者来接她。

三姐是在建功轻声朗读圣经的过程中陷入熟睡的。玲玲说，妈妈睡了。

叁

我们是在第二天赶到上海的。同机飞到上海的，有妹妹和弟弟以及三姐单位的老干部处李处长及干事小马。四姐从天津飞达。

晚间，大姐的孩子们到达。我们同父异母的小弟也在当日晚些时候到达。此时，三姐已经被送到殡仪馆。这些事项都是三姐的女儿女婿操办的，周到细致，都是按照三姐的交代逐一办理的（我真的没见到过什么人物在即将去世前会交代得如此细致，连穿什么内衣外衣都交代清楚，骨灰放在什么地方，将来如何与三哥合葬，都写在了一张纸上）。

与三姐的遗体告别是在她去世的第三天。我们到达时，告别厅已经布置好。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离尘世迈进乐园，到天国永享幸福。

这也就是三姐最后的寄托，她的心是安宁的。三姐静静地躺在一张铺满鲜花的床上，安详得如同熟睡。我知道，她又开始了新的旅程，新的梦。

四周布满了花圈，三哥的自然放在最醒目的地方。除了儿女的和单位的，我们姐妹们各自的家庭各献一只。省计生委的李处长代表单位宣读悼词，言辞恳切而动情。

李处长控制不住对昔日同事的怀念，泪流满面，以致哽咽，极其沉痛地向三姐告别：刘处长，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建功代表子女向妈妈告别，虽然简短却让人欲断魂肠：

妈妈，您走的时候，妹妹说，妈妈睡着了。妈妈您睡得好安详，好美丽。天堂里再不会有病魔侵扰您，天堂里有好蓝的天。

妈妈，您前几天还和我说，上海的玉兰花好美丽，和我们北方家乡的花不一样，玉兰开了满树的花，叶子却躲在后面羞羞答答，若隐若现。

妈妈，你已经两年没下地去过院子了，会突然赞美起玉兰花，说得那么仔细。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妈妈，您是看到了天堂里的玉兰花正在盛开……

妈妈，您临走的时候说，您发愁我爸爸发愁。您总说，您好福气，有一个最好的老公和一双最好的儿女。您病痛这么多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您卧床不起，都是我爸爸，风里来雨里去，锅里来碗里去，屎里来尿里去。您总说您崇拜我爸爸。

妈妈，您的儿和女心疼我爸爸，您不要发愁，妈妈，您刚走，妹妹就抱着爸爸说，爸爸，我和哥哥会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

妈妈，儿子给您和父亲买的房子正在装修。没想到您没等到住进的那一天。

妈妈，您在不久前还在病床上忍痛写下一篇长长的文章《相约松江》，要和太原、北京、天津的姐妹兄弟一起相约松江的新房子。

您在文章最后说：我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相约松江吧。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地去述说，去回忆昨天的故事……我们可以在屋里说，也可以到户外去说；我们可以在绿丝毯似的草坪上说，也可以在碧波荡漾的湖边去说。我们可以开怀大笑，也可以放声去哭，尽情地宣泄我们内心的感情，我们还可以唱起当年的歌去回味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那美好的年华。来吧，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相约松江吧。

妈妈，我的姨姨、舅舅们来看您了。今天下午，我们将带您一起去松江实现您心中的期待，我们将一起相约松江。妈妈，我想您，永远想您。

建功的一席话引得我和姐妹们失声痛哭。我们每人手中举一朵小小的黄菊花，绕着三姐轻轻走过，再次端详亲爱的三姐。

这是我们最后一眼看你的遗容了，定睛，再定睛。时间凝固，空气凝固，姐妹们最后一次对视，最后一次……手中的黄菊花款款落在你的脚下时。

最后的时刻不容置疑地来到了。你将被推走，将要变为灰烬，将被永久地盛在一只盒子里。

呵，你将上自在的天堂里去，找我们亲爱的父母亲。三姐，我们姐妹们曾是一轮圆月，如今，你走了，圆月终于有了缺口。

这是迟早的事情，不知道哪年哪月，将有另外一位姐妹随你而去，逐步的，我们都会与你相约天堂，你不会孤单的。

离开殡仪馆时，我们有些走不动，怅然所失，总觉得生生将三姐抛在了这里。其实，玲玲怀里拥着的，就是她至亲至爱的母亲。

下午，我们带着三姐的骨灰驱车前往松江。为了让三姐多看几眼上海的新貌，我们的车绕行上海一圈，渐渐地，松江景致进入我们的眼帘。

松江在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附近，距离淀山湖、周庄都不算远。近年来开发了松江新城、大学城，三姐的新住宅就在新城的泰晤士小区内。

远看，各个小区浑然一体，造型各异的楼群显示出国际大都市的气势之博大；深入小区，又会感受到欧洲风情，精致而宁静。

三姐的那套住房恰在一条静静流淌的自然河边，河面上架又一座独具匠心的小桥，取名“蓝桥”。这使大家一下子想到了“魂断蓝桥”，呵，三姐正是魂归蓝桥啊。

未曾料到，三姐的《相约松江》墨迹未干，她却独自上了天堂，我们姐妹们竟然以这样的方式与三姐“相约松江”，我们亲骨肉之间血脉相连，情感地久天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