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学院（731部队战争罪行有多严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我国东北，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日战争也正式打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将侵略势头伸向了华北、华中、华南，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各种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但与此同时，在表面上残酷的常规军事行动外，日军在入侵前和入侵过程中，在背后逐步形成了一项更加残忍，丧失人性的策略，那就是组建了以七三一部队为主体的细菌战部队。

一、七三一前奏

关于细菌战，在1899年的荷兰，英、美、德、法等国就签订了《海牙公约》，严禁在战争中使用毒物和有毒武器，日本也在签字的26个国家之列。

1925年，国联召开日内瓦会议，包括日本在内的37个国家签署《日内瓦协定书》，协定书也规定了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但在这场会议中，只有两个国家不愿签署这份协定书，那就是美国和日本。

日本虽然表面承认该协定书的合法性，却阳奉阴违，尽管《日内瓦协定书》是在1928年2月8日就开始生效，但从该年开始到日本投降，侵华日军共使用了1919次化学武器，使用范围遍布中国20个省。

即使是在战后的审判和采访中，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北条圆为首的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官员，还固执地认为细菌战的使用是战争史的一大进步。

在战前，日本高层就大力支持细菌战的研究开发。

以七三一部队为中心，日本当时建立起的是一套完整的细菌战体系。

七三一部队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军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

1932年，在日本陆军省颁布的三五七五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设立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之后又动用二十余万日元对其进行扩建，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梶塚隆二、石井四郎、西村英二等都在其中任职，担任防疫研究室主任的梶塚隆二，之后还成为了关东军军医部部长。

这些人在生物学、细菌学等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水平，不到一年，这些机构和人员受到日军最上层的重视。在次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迁入我国哈尔滨，在五常背荫河镇设立了细菌试验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加茂部队，也就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

不过让日军未能料到的是，加茂部队的背荫河试验场很快遭到暴露，石井四郎被迫将加茂部队转移到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一带，也就是陆军医院南院，因此加茂部队也被日军称作“南栋”。

1938年，石井四郎将“南栋”的大部分机构设施迁走，仅将第三部和诊疗部留下，“南栋”也就成为七三一部队的第三部分支存在。

事实上“南栋”的职能远远不仅是一个分支所能概括的。“南栋”负责内容包括毒气的检测，患者的病理检查和水质检查，甚至还承担着生产细菌炸弹的任务。

同年六月，日本关东军设立平房（哈尔滨南）特别军事区，共120平方千米，1939年七三一部队的基本设施修建完成，1940年正式启用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拥有正式代号——“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与此同时，关东军还设立了七三一部队的若干分支部门。根据驻所不同，名称也不同，在平房本部的是“满洲七三一部队”，牡丹江支部为“满洲第六四三部队”，林口支部为“满洲第一六二部队”，还有番号为六七三、五四三、三一九等都是七三一部队的分支机构。

如此大规模的细菌战机构布置，完全可以满足日军生产大量的不同种类的细菌武器，即使战局不利，某一支细菌战部队遭到打击，其他部队仍能继续发挥细菌战的任务。这样日军以七三一部队为主体的细菌战体系正式形成，为后来实施细菌战奠定了基础。

二、完整严密的细菌战体系

石井四郎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研究应当分为两种，分别是进攻性研究和防御性研究，防御性的细菌战研究可以在日本本土进行，但是进攻性的细菌战研究，就必须在日本国土之外进行了。

所谓的“进攻性细菌战”，就是指对细菌病毒的培养和繁殖，以及细菌炸弹和细菌炮弹的研究。

七三一部队在转移至平房后，就开始重视细菌的培养繁殖和生产。七三一部队下属第一部细菌研究部以负责人姓氏为名，设置了17个班来负责不同种类的细菌研究。如田中班负责研究细菌的传媒物跳蚤，吉村班负责研究人体生理和冻伤问题，凑班负责研究霍乱，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令人不寒而栗。

七三一部队第二部细菌实验部下属四个班和两个实验场，主要研究病虫害的传播和动物饲养培育。第三部防疫给水部负责制造细菌武器的载体，第四部细菌生产部不仅研究细菌，还研究应对部分病菌的疫苗。

总而言之，七三一部队的各个部门对至少30多种细菌展开研究，并且通过细菌、原生动物、微生物、病毒这四种方式发动细菌战，而且这些研究不仅仅针对人，还针对动物和农作物。

从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解密的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七三一部队还进行过细菌炸弹和炮弹以及飞机喷洒等多种类型的细菌武器。截至1940年，七三一部队一共研制了十余种便于携带的病原体炸弹并进行了野外实验。在1937年到1942年之间，七三一部队至少生产了将近两千枚细菌炸弹。

从种类上看，七三一部队始终将容易携带、方便攻击、杀伤力强作为研究细菌武器的主要目标，还会考虑在不同天气下，细菌武器的攻击效果和炸弹制造成本问题。

防御性研究主要包括免疫学、预防接种学和血清学，同时展开对进攻性细菌战的防御免疫的研究工作。

为了加强对细菌的防疫，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从事细菌学研究的北条圆总结了一套细菌防御的措施和手段，七三一部队的重要成员高桥正彦和植村肇共写了22篇研究报告，几乎所有的报告和研究都与进攻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方向一致，由此可知，防御性细菌战研究与进攻性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

除了七三一总部外，各个支部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

牡丹江支队首要任务为培植跳蚤和繁殖鼠疫菌。为了增大跳蚤的繁殖量，牡丹江支队在专门设置培育室和储藏室的基础上，用铁桶作为培养容器，以期培养更多的实验跳蚤。

1941年，为了配合德国打击苏联，日本总参谋部要求加快对苏细菌战研究，牡丹江支部在几天内就收到总部运抵的六个大锅炉，以进行伤寒病菌和沙门氏菌的培养工作，此外还有200个装跳蚤的罐子，每个罐子都存放了一两只寄生着跳蚤的老鼠。

即使如此，在1945年6月，牡丹江支队几乎全员出动，到附近的农村和农田中捕捉老鼠，仅几个月就捕获7000多只，这说明在战事紧张甚至在日本投降前夜，牡丹江支队仍给七三一部队运送了大量老鼠作为实验材料。

在林口镇附近的林口支队可以每月生产450克纯细菌，如果加上高压蒸汽灭菌锅炉和孵育室，每周生产的纯细菌量可达324公斤，如果同时用60吨的培养材料生产，则可以产出500公斤以上的纯细菌。

在孙吴地区的孙吴支队除了负责养殖老鼠和跳蚤外，还承担着人体实验的任务。

1939年冬，孙吴地区的日军士兵中有20多人染上不明原因的疾病，这些人症状多是发热、蛋白尿、皮肤出血等，于是这种疾病被命名为“孙吴热”。1941年，已经有超过10000名日军士兵感染，死亡率超过15%。这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七三一部队以此展开研究，实验对象主要为“猿”和豚鼠，其中的“猿”，主要就是活人。

三、恶魔

要论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当属石井四郎，正是在他的细菌战思想影响下，日本的细菌战理论才逐渐形成。

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8年开始，石井四郎就到国外搜集有关细菌战的情况。石井四郎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细菌学、病理学、血清学和预防医学。他通过《革兰氏阳性双球菌的研究》一文成功获得博士学位，这为他日后研究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奠定了基础。

1930年，石井四郎从海外收集细菌战情报归来，回国后他便以演讲、讲坛的形式在日本政界和医学界大肆宣扬细菌战理论，当中并不隐瞒用人作为实验对象的观点。

不仅个人如此，石井四郎还招揽了大量医学专家丰满自己的细菌战理论，逐渐石井四郎的观点得到了日本各界的支持，他还通过血缘、姻亲、同乡、师生为纽带，招募到了增田知贞、北条圆等著名医学家，组建起自己的细菌战研究力量。

石井四郎认为，要对细菌战目标的环境情况进行深入了解，为此七三一部队专门组成地志班，调查进行细菌实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绘制成精准的地图和调查报告，这为七三一部队实施细菌战打下了一定基础。

石井四郎还十分重视细菌感染媒介的问题，尤其他认为跳蚤在当中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七三一部队也大量通过跳蚤来传播鼠疫病菌，因为根据实验，七三一部队制作的鼠疫炸弹极不稳定，但是跳蚤却能够充当几乎完美的传播媒介，且更为廉价、隐蔽。

在进攻方式上，石井四郎提出散布、运输、以及防御细菌的手段问题。石井四郎曾在平房地区进行了十余次空投细菌的实验，但实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还对操作者造成了伤害，经过多次实验，石井四郎最终认定，细菌炸弹才是最为有效的细菌武器。

除石井四郎外，北条圆、增田知贞、牧中佐、阿部俊男等都为细菌战的理论形成“添砖加瓦”。

在北条圆的《关于细菌战》和增田知贞的《细菌战》文章中明确提出，为了在战略层面上赢得主动，使用致命性细菌对敌进行军事打击时理所应当的，这完全规避了国际社会对毒气作战的限制，在石井四郎正式提出细菌战理论后，这些人更加兴奋地投入到细菌战的研究之中。

牧中佐提出，细菌战应当优先选择敌国军队作为目标，细菌战不仅要应用在军事进攻中，目标还应该扩展到敌军要塞、城市、自来水和水源地，并且还可以利用细菌战破坏敌人的军事和民用设施，牧场和农场也可以视情况摧毁。

增田知贞的《细菌战》直接言明细菌战的进攻目标应包括军事地区、集结军队的城市、水源供给地、物资储备地、河流、公共场所、交通枢纽、家畜聚集地等。

由此看来，日军根本没有将1907年的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放在眼中，仅1938年，日军就为了报复在华北铁路公路沿线遭到的打击，大规模在沿途各个村镇的水井中投放霍乱、伤寒病菌，导致该年华北疫病大流行，仅八月一个月，就造成我四五万华北军民死亡。

四、惨无人道

1939年5月，日本与苏联在中蒙边界爆发了诺门坎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七三一部队首次登场使用细菌作战。七三一部队利用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等病菌投入实战。

为了加大对苏联的打击力度，七三一部队首先对诺门罕附近展开详细的地质调查，完成了《诺门罕附近的兵要地志摘要：地势及地质（道路、河川、湖沼、湿地）》。

石井四郎还特意组织相关人员携带必要器材深入内蒙调查，七三一部队还成立了“敢死队”深入诺门罕附近的哈拉哈河散布霍乱、伤寒、痢疾等细菌。虽然日军在此次战役中败北，但七三一部队却得到了日本军方的肯定，石井四郎甚至还受到了嘉奖，这极大地推进了七三一部队对细菌战的研究和细菌的生产工作。

1940年到1942年，七三一部队更是丧心病狂地将细菌武器运用在我国南方地区。

根据鼠疫专家陈文贵以及国民政府卫生署记载，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一架在常德上空投下了大量谷麦、絮纸、毡棉等杂物，纷落鸡鹅巷、关东庙和东门一带，大量的常德居民都目睹到了此事发生。经过国民政府防疫部门化验得知，这其中隐藏着大量的鼠疫杆菌。

11月12日，常德出现了第一例鼠疫病例，一位名叫蔡仙儿的12岁少女在11日晚高烧不退，13日便宣告死亡，经过解剖诊断，蔡仙儿所患病为败血性鼠疫。

此外根据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长川岛清少将供述，日本确实曾在常德一带投放鼠疫跳蚤，并引发了当地鼠疫病毒的大流行。北条圆的《关于细菌战》一文，多次提及鼠疫杆菌的情况，而“凑巧”的是，这篇文章正是撰写于1941年。

截至1945年，常德鼠疫造成了近8000名常德民众死亡，而根据当时对常德城区进行防疫注射统计，全城人口共六万余人。

除常德外，日军在浙赣战役中，在浙江地区也实施了细菌战，导致浙江地区因为日军霍乱病毒死亡1006人，伤寒、副伤寒受害者2174人，痢疾受害者514人。除此之外，其他细菌以及浙江其他地区共计受害多达两千余人。1998年到2000年，衢州政府曾经进行过专门调查，认定共有5000余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年龄最小的仅有3个月。

除此之外，七三一部队在中国内地进行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实验。

为了进行活人实验，七三一部队专门设置了关押实验者的“特设监狱”和进行试验的“四方楼”，当时大量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被称作“木头”、“圆木”，成为人体实验的对象。七三一部队还通过口服、注射、相互传染、野外实验等方式进行实验，为了获得准确的效果，整个实验过程都不会使用麻醉剂。

根据《英格利斯报告》记载，七三一部队将实验对象穿上防弹衣和头盔绑在木桩上，在其身旁引爆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距离最近的仅有25米。其中一次实验中的15个活人，6人被直接炸死，4人被炸伤感染，其中三人最后死亡。

七三一部队还派人伪装成中国民众，身背鸽子笼深夜潜入中国村庄，将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放出，这些跳蚤依附于当地老鼠和民众身上后不久就会发生鼠疫，或者将细菌装在里直接扔到人群聚集处，或者将其混入食品中供孩子食用。

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七三一部队造成的影响仍未消散。

在日本战败前，为了掩盖细菌战罪行，将大量细菌工厂炸毁，导致其中带有疫病的老鼠四处逃窜。导致了一直到1954年，建国都九年了，哈尔滨地区仍断断续续发生过多次严重的鼠疫。

七三一部队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决不可高估任何侵略者的道德底线，警钟，仍需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