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按照联大《教授校外兼课规则》,到云大和其他学校兼课的教员都必须得到校方的允准,属于公派性质。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刘文典。
刘文典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他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个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38年他辗转来昆明,到联大任教。1943年春,刘文典因休假去外地而未能按时返校,被联大解聘。熊庆来知道这个情况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把刘先生聘过来任教授。在他看来,刘文典身上存在的缺点与他的学问和民族气节相比,只能算是白璧微瑕。
联大的许多教师到云大兼课的同时,云大也有优秀的教师应聘到联大讲课。如云大教授闻在宥、王赣愚、胡小石、费孝通、陶云逵等,都曾应聘于联大。由于两校学生都少,有的一个班听课的学生还不到10人,两校同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起上课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
除了相互聘任教员,云大还通过多种方式与联大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云大举办或承办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到校内院系举办的学术讲座,都得到联大的鼎力支持。如1940年9月15日中国植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六学术团体在云大举行联合年会大会,参加植物学年会的人大多是云大、联大生物系的教师。1943年起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举办的“现代学术系统讲演”,每一期都邀请西南联大著名教授演讲。云大教授主办的学术团体如“西南文化研究会”,就有联大的闻一多、罗隆基、曾昭抡等教授参加。《云南大学学报》几乎每一期都有西南联大教授撰写的文章。
同时,云大和联大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经常就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劳工问题、云南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等联合共同开展研究。这方面,云大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和联大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就是最好的缩影。云大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费孝通主持,除了云大的陶云逵、许烺光、李有义、王康、张宗颖、郑安仑外,还有联大的田汝康、谷苞、胡庆钧、张之毅、史国衡等一批优秀的学者参加。他们共同对云南农村经济、乡镇行政状况、劳工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和研究,产生了大批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联大的边疆人文研究室聘请云大陶云逵为主任,主编《边疆人文》杂志,受石佛铁路筹委会的委托,陶云逵带领联大黎国彬、邢公畹、高年华等,对铁路沿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取得大批研究成果。
吴晗教授在演讲
抗战时期,昆明素以民主堡垒著称,以学生运动为主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从193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举行提灯会开始,历经1942年1月声讨孔祥熙的“倒孔运动”、1944年5月“五四”座谈讨论会、1944年7月7日3000人参加的卢沟桥事件七周年时事座谈会、1944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和1944年12月25日4000多人参加的护国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等,到震动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几乎都是由联大、云大两校师生联合承头组织和发动。联大和云大师生成为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坚。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之时,国内的许多大学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或搬迁,或合并,或暂时停办,而这期间,云南大学却脱胎换骨,奋然崛起,不仅由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档位提高、规模扩大,而且教师队伍的素质有了质的飞跃,名师云集,教学和科研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从而使云南大学跻身于名牌大学行列。
1946年5月4日,联大结束。除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成为昆明师范学院外,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将其大量设备赠与云南大学,电讯专修科及其各类工具仪器也一并并入云南大学,更有一大批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进入云南大学参加教学和各类校务工作。联大的血脉,仍在云大流淌。
原创连载自:
天雨流芳《我的西南联大——一所历史名校与一座文化古城的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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