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女子职业学校（嫌弃妻子旧式女子）

前言

父母是世界上与我们最为亲近的人，但这种亲近更多源于血缘亲情而非心灵上的距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因而常常会产生代沟从而引发各种矛盾。

这种矛盾在近代社会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对包办婚姻的不同看法。当时的年轻学子，大多逐渐接受了新式教育，因而对于传统的包办婚姻很是排斥。无论是基于内心还是基于理想，包办婚姻于他们而言都是令其斥责的所在。

然而他们的父母却是从晚清走向近代历史之中的，他们没有接受新思想与新观念，一如既往地按照传统给家里的子嗣安排婚姻。

这种无可奈何的婚姻，在旧社会造成了许多悲剧，但闻一多却是一个例外。

深受桎梏，被迫结婚

闻一多生于1899年，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中华民国成立。早在之前中国便有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各先进思想纷纷涌入中国，闻一多也便成为受其熏陶的一个人。

在那个年代，有见识的青年学子都对西方国家充满向往，既为了感受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也为了给未来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

1921年，闻一多在清华的学业马上结束，即将前往美国留学。而这时，家里的信也一封封地寄了过来。

闻一多不用打开看就知道，那是催婚专用书。九岁那年，闻一多与表妹高孝贞在两家人的笑颜中被订了娃娃亲，一个是书香门第，一个是官宦世家，在长辈的眼中便是门当户对、亲上加亲。

然而，随着闻一多的长大，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得到他，更主张自由恋爱，对于包办婚姻这种封建糟粕嗤之以鼻，自然也就不乐意父母替他安排的这场婚事。

但即使如此，又有多少人能拗得过父母的呢，于是闻一多回到了家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虽然答应了家里的要求，闻一多在成亲当日还是表现得很抗拒。人生大事这样的日子里，他一大早就将自己关在书房内，直到父母催他换喜服才出来。

碍于父母、碍于自己应下的承诺，闻一多与高孝贞就这样结为了夫妻。

双向奔赴，终成眷属

若说闻一多与近代那些所谓的风流名人有什么区别，大概是他的一颗责任心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望。

不同于其他人，不认同包办婚姻便可以放着家中的妻子寻求自由恋爱的对象，闻一多一开始的想法是既然做不了精神契合的夫妻，便做一个不至于毫无交流的朋友。

于是，面对不通文墨的高孝贞，闻一多开始让她读书写字，学习知识。但当闻一多在1922赴美留学之后，他却发现高孝贞根本就没有读书。

这让她很是郁闷，于是托弟弟给高孝贞带信，如果高孝贞不学习，以后怕是朋友也没得做了。这时高孝贞才知道让她读书写字是为了什么。

不同于闻一多的反抗，高孝贞这种旧式女子，是早就认命了的。与闻一多成亲那天，由于闻一多“一不祭祖，二不行跪拜礼，三不闹洞房”的要求，高孝贞省了很多婚礼的程序，她以为闻一多是在关照他，而婚后的读书写字生活于她而言也是夫妻之间相处的一种模式。

后知后觉的高孝贞，收到闻一多的话之后，开始到湖北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读书期间，高孝贞与闻一多通信逐渐有了精神上的共鸣。

虽然学识上高孝贞远远比不过闻一多，但两人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多，闻一多对高孝贞逐渐由负责转变为欣赏与爱。

这个本就落落大方、举止有礼的女子，在闻一多撇弃偏见之后，渐渐成了耀眼的存在。他们两人的信件，除却知识上的交流，也有了生活的分享。

22年底，闻一多与高孝贞的第一个女儿诞生，当他在信中得知此事的时候，用了文人最擅长表达喜悦的方式——作诗。

短短几天之内，闻一多就作了五十首《红豆》系列的诗歌表达自己对妻子的喜爱， 并且将自己的婚姻列为人生三大圆满的事情之一。

在之前，闻一多对包办婚姻十分抵触，对高孝贞也是有着诸多偏见，这种剧本放在当时社会其他人身上，就当是如同徐志摩、徐悲鸿那般引发家庭悲剧。

但闻一多基于责任，基于对自己理想的追去，迈出了“改造”妻子的第一步，或许如今看来，这种带有专制性与独断性的行为是丈夫对妻子的霸权，但当时他的做法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因着这个决定，他与高孝贞实现了真正的对话。

而高孝贞也并未停滞不前，她主动前往学校学习，并因此与闻一多展开交流，双方的感情就在这种共同话题之下逐渐产生，并且变得炽热。

在那个时代，这或许是最好的双向奔赴的方式。

比翼鸳鸯，矢志不渝

但感情升温的同时，闻一多又陷入了矛盾之中。作为一个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他对包办婚姻的态度是贬斥的，是不能接受的；作为一个人，他却又是真正地喜欢上了高孝贞。

喜欢高孝贞，便意味着是对包办婚姻的妥协，是允许这种落后思想的存在，这与他的反封建的志向是相悖的。

正是如此，他才会写信告诉梁实秋自己有无限的痛苦与悲哀。这是在反包办婚姻与喜欢高孝贞之中形成的一种矛盾心理。

但最终，他还是说服了自己。高孝贞与自己同样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两人在不知不觉间拥有了幸福的生活。

因而，即使在留美期间，出现了另一个令闻一多心动的女子，他也恪守着自己的责任，未越雷池半步，将还没来得及成长的幼苗掐死在了诞生之初。

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开始了在北平的工作生活，而他也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接到了自己身边，开始了举案齐眉的夫妻生活。

1937年，国内的局势已经走向混乱，高孝贞离开北平探望父母的时候，闻一多便带着三个孩子在北平家中成了望妻石，其对妻子的思念也愈发热烈：

“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妹妹，你在那里？从此我再不放你离开我一天，我的肉，我的心肝!你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

这种近乎肉麻的话语，很难想象出是闻一多所说。足以表明，曾经对父母安排的婚事极为不满的闻一多，如今对高孝贞有多么地满意。

抗日战争之后，西南联大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大学教授之一，也便来到了昆明。抗战时期，紧迫的形势与艰苦的生活弥漫在每一个家庭之中。

为了家中的妻儿，闻一多改掉了嗜烟的毛病，高孝贞曾经作为高家娇生惯养的女儿，却逐渐从事了耕地等农活，并且还亲自为闻一多制烟。

即使是艰难的岁月里，闻一多与高孝贞对双方的感情也并未因生活而消磨，反而更为浓厚。但抗日战争期间都活下来了的他们，却在日本侵略者走后不久阴阳相隔。

除却诗人之外，闻一多还有一个我们所熟知的身份：民主战士。

当国内形势严峻的时候，闻一多早已成为特务眼中开价40万的人，许多人劝他离开，劝他躲避风头，而他却不妥协，不畏惧。

1946年7月，闻一多好友李公朴遭到国民党暗杀。作为第二号被暗杀人物，闻一多没有因此东躲西藏，反而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大肆斥责国民党的行为。当天，闻一多回家的路上，即将到家门口的时候，一声枪响之后，头部中弹的闻一多就此身亡。

闻一多从事政治行为，便注定要在无形的枪林弹雨之中穿梭。作为一个妻子，高孝贞自然是希望闻一多平安无事，自己的家庭一家团聚。

但如今的她，陪着闻一多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春秋，两人之间的情感，是“我懂你”。因此即使知道可能有这一天的到来，高孝贞仍在精神上支持者闻一多的活动与行为。

闻一多去世之后，高孝贞也走上了他的道路。她更名为高真，将自己在北平的家变成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1948年，她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统区，来到了解放区的领地。曾经大字不识一个的女子，却站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解放战争之后成了河北省与北京市的政协委员。

尾声

近代社会之中，反对包办婚姻的想法大多出现在男子当中，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女子，分明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却总是得不到爱情更是得不到家庭。

闻一多作为近代社会的一股清流，虽然厌恶包办婚姻，却也为高孝贞指明了道路。读书不仅让他们在旧社会的压迫之下产生了爱情，更让高孝贞深知明理的重要性。

在女子地位普遍地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当时，闻一多肯伸出手拉高孝贞一把，高孝贞能够抓住希望，开拓自己的眼界和见识，这才有了双方恋爱的基础。

在婚姻之中，幸福的婚姻往往伴随着某些牺牲。互相懂得、互相成全，也才能让两人更加契合，成为彼此无法分开的两个齿轮，闻一多与高孝贞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