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学院是几本（经受今生）

“跨界——李勇诗画讨论会”谈话录（下）

嘉宾：陈思和、王国伟、许德民、陈墙、杨乃乔、金柏松、孙良、海上、李保传、王六一、王长江、陈忠村、陈丙杰、陈晓兰、吴永平、黄晚、李勇（按发言顺序）等

时间：2019年12月7日

地点：上海市“之禾空间”

主持人：陈昶

李保传：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动漫史料研究专家，动漫文化策展人，2013年度中国动漫十大名片人物。

大家好，我来自杭州。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就先谈一下我所认识的李勇以及李勇的诗画，站在我的角度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也是我真实的一个看法。

我跟李老师是本家，算起来认识很多年了。李勇老师一般平时说话很少，研讨会上大家能够感觉到，是一位不那么健谈的一个人，前些年跟王老师（王六一）举办活动的时候，李老师也是团队成员之一。

最初在介绍李勇老师时我也并没有过多注意到他，但真正关注他是在王老师给我李勇那本诗集（《经受今生》）的时候，我在回去的高铁上翻这本诗集，才敏感的感觉到李勇还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通过他的诗集才真正认识的。

在他的很多诗中都带有某种情绪在里边，由此会联想到你所认识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就像今天下午的主持人，她非常想知道李老师是有着怎样的机缘参与到绘画中来的，其实在她说完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谈？因为我知道这个要谈的话题一定是很沉重的。

今天李老师讲的曾经的遭遇我也是第一次听，记得有一次在贵州荔波的时候，听他简单提到过，当时我没有让他继续往下讲，隐隐感觉到这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沉重到一个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开口说出来。

所以再看看他的绘画，这种感受体现在画面中则会更加明显，下午主持人这样一讲，我心里特别难受，这提问该怎么回答。当李老师回答完问题的时候，主持人去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参会者，我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果然，李老师沉默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道出过去的实情，实际上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这个沉重的话题原来是如此沉重！

李勇油画（2016年）

之前我知道是话题沉重，却不知道是如此的沉重，这种沉重从他的画作和诗歌里面可以体会得到，人生曾经的一些经历在字里行间和笔触色彩中有着直接的联系。

他用绘画和诗歌其实表达了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反倒觉得认识李勇老师不是通过与他的交往，而是通过作品实实在在了解他的。认识一个人，通过对作品的理解和共鸣是不会有太多的隔阂的。

刚才几位老师也在谈，联系到文人画的问题以及学院派的问题。我对李老师的绘画，不是说通过这些层面去理解的，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绘画、就是诗歌，没有其他额外的更多的框框架架约束他，画就是画，诗歌就是诗歌，没有那么多的条件束缚在里边，如果非要用学院派的条条框框的藩篱去衡量他，就不是李勇的画。

绘画最原始的东西表达出的是创作者内心的原始欲望，想要表达这种欲望，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很多女孩子都去整容，大家都整容成蛇精脸的时候其实就失去了个性，千人一面的艺术是没有更多的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的。

李勇油画（2016年）

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在创作过程中，美术作品的创作一定会牵扯到材料的问题，一开始对材料的驾驭不一定娴熟，这个材料只是一种媒介工具，目的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想法，如果在创作过程中，反而被这些媒介干预了我们内心真正想要表达东西的时候，这个媒介就成了一种阻碍，通过材料工具把内心想要表达的语言描绘出来，把想表达的情感紧紧抓住,不管使用的是水墨或油画都不重要了，在画里面想要表现的内心认识才是最真实的。

关于美学的问题，什么是美学？真的东西、善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如果你的画不真（不是“像”的真），内心创作的驱动力上不是善的角度，也不是美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小小的建议，不一定成熟，谢谢大家。

王六一：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国际多媒体文化协会秘书长。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听一下上海朋友对李勇作品的评论后，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我很赞同几位老师的说法，走自己的路。

座谈会主持人问李勇的创作的动机时，我觉得他只说了一半。

人生异常的事件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这两年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井喷。如果认真看一下李勇的作品，应该说诗在功夫外。他的艺术根植于贵州特殊文化的土壤。你交什么样的朋友就是什么样的人。

李勇与我是同乡，我们又在一起做一些工作。我感到他和贵州文化艺术界关系非常深。贵州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如蒲国昌、何士光等老师对他都有影响，这些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李勇最难得的是剑走偏锋。

艺术最怕的是雷同，最怕的是模式化、程式化。美术史上经常有改写历史，理论被推翻的时候，大可不必在乎要用什么标准来评判。我自己喜欢，有人喜欢就行。

李勇油画（2017年）

李勇坚持走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希望能发扬下去。

我曾带李勇的作品到国外好几次。西班牙、埃及、法国的艺术家不会像我们这么客气，他们表露了对李勇作品的喜欢之情。作为他的朋友，我觉得蛮高兴的。

这个座谈会对你能有一个借鉴和参考的作用，切勿人云亦云，艺术贵在创新！谢谢！

王长江：中央党校一级教授、著名政治学学者。

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完全在我学术之外的会。虽然确实是一个门外汉，但有交流可以学到好多东西。一开始李勇邀请我参加这个会的时候，我就说我完全是来学习的。

刚才听了大家发言，的确感觉到很有收获、很有体会。但是让我讲，不是这个行当里的，恐怕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对刚才的话题感兴趣罢了。从这个角度看，外行大概也有外行的作用。

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在搞自己创作的时候，人们对他会有一个评价。

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评价？

几位老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说，当诗人、当作家，当然要当伟大诗人、伟大作家，那就必须在历史上有点儿位置，这是一个角度。有的说，文学艺术嘛，就是自娱自乐，自己高兴就好，无需老是那么高大上。这又是一个角度。也还有别的各种评价方式。

从左至右：金柏松 王长江 王六一 李保传

看来角度是多元的。从这个方面看，不同学科倒是有些相通的地方。在我看来，评价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无疑是在评价一个文化人。

这个文化人，究竟怎么才算合格？

我看来也简单，就两条：第一条是你有没有人文情怀，第二条是有没有批判性。

我和李勇相识、接触，时间都不是很长，但是他的作品之所以也能打动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就是因为这两条。

昨天来的时候，晚上和几位相谈甚欢，谈到知识分子的话题，我也讲到我自己，我最近在思考知识分子这个问题。

到底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的定义非常乱。比如识字的和不识字相比，识字的就被看作知识分子；读过中学和小学比，读中学的就是知识分子；读大学的比读中学的，大学生就算知识分子。这么去比，有时也比出问题：在现实当中我们有时会感到，有的人读了书，但怎么看也觉得他干的不是文化人的事；而另有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倒让人看着有几分知识分子的骨头。

这又是为什么？

实际上是因为人们内心深处往往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判断标准：一是人文情怀，一是批判性，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标准。

识字不是一种炫耀，不是要告诉大家，我识了字，我能知道比别人更多的东西。

知道了更多的东西之后我会去思考，思考之后会由己及人，我会问我从哪儿来，我会全盘反思自己的生活，回过头来会用我的标准，树立做人的准则，将心比心地去评价别人。

如果自己过得好，我会去想别人为什么过得不好，怎样使人们都过得更好一些；如果我过得不好，我会去想，怎么让别人避免过像我一样的生活。

杜甫的草屋塌了，他就想能盖一些大房子让天下人都淋不着雨多好。这就是人文情怀。

现在很有意思的是很多读了大学、研究生、乃至于读了博士的人，实际上不能叫做知识分子。

为什么？他们读了一大堆书，却缺少人文情怀。他们学的那些东西纯粹被当成了工具，只是用来交换，只是用来换取利益的。哪里有利益，学的这些东西就用到哪里去。通过学习，有了一套逻辑框架。让我论证杀人合理，我也可以用这套逻辑框架，只要有利可图，能得到好处。需要我把黑的说成白的吗？可以，可以用这套逻辑框架说得振振有辞，尽管心里也知道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这是一头鹿，皇上说：这是马。既然说成马能让皇上高兴，那就当它是马好了，这就是所谓的指鹿为马。

李勇油画（2015年）

难道这样的人能叫做知识分子吗？可以叫文人，但是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词，“无耻无人”。

因此，评价一个作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有没有人文情怀，是不是悲天悯人，是不是通过一种反思承担人类之善、人性之善的传播。

我从李勇的作品中能看到这种人文情怀，能看到这种反思和传播。我就会觉得很不错，能给我带来震撼和思考，并且是不限于文学的思考。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李勇书写王长江老师的评论

第二，我还讲到要有批判性。知识分子和批判性是连在一起的。当我有了知识，在此之上建立了一套价值评价体系，再用这套价值评价体系评价社会的时候，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就会在我的评价体系中留下刻痕。

这些刻痕，有些在水准之上，有些在水准之下。对在上面的，我会肯定、赞许，对在下面的，我就会持一种批判性，而不管它们多高的职位、多大的权势支撑着。

所以，人文情怀产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独立性又必然与批判性相关联。

因此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满腹经纶，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却怎么看也不像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依附权势。权势者最希望得到有知识的人的认同，但独立性往往使知识分子保持和权势者的相对距离。所以，批判性和人文情怀一样，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与生俱来的东西。没有它，只有奉承和顺从，是不可以叫做知识分子的。从这个角度看人如此，看作品也是如此。

评价一个文化产品，少了批判性，也就少了独立性。从李勇的作品中，我能看到这种批判和反思。

李勇油画（2014年）

传播人文情怀，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尽了自己的责任，就问心无愧，就有好作品。

至于能不能因为承担了这种责任或写出了被认同的作品而进入历史，那是后来人的事情，他们自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有的人会在历史上有一笔，有的人则可能没有。

但对于我们自己，重要的是尽责，而不是为了入历史而入历史。从每个人的内心发出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去传播人文情怀，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有这些已经足够。

希望李勇能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至于说前进到什么程度，交给后人去评价好了。

陈忠村：著名诗人、画家。

我来讲几句，很多人对我不了解，我认为我算是写诗的。因为写诗在没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诗歌进入大学语文，也算是进入文学史了，好几本文学史都点到我了，没有读大学的时候。画画在中国美院读到博士后。

我跟李勇老师不认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比我大的诗人或者是画画的，只要是好的我都有印象，毕竟几十年做这件事情，当时对李勇不认识，看到陈老师，我和陈老师最近有一套诗要捐给他们，他跟我讲要来。

李勇老师把书寄给我的时候我翻了半个小时，说真心的，不是不愿意来，后来产生两个疑点：第一经历，突变；第二，为什么这么一个人还读了香港大学的EMBA，我是人民大学的EMBA，突然突变为什么画这个画写这种诗？

我自己的画展明天开幕，今天下午赶过来。

李勇（左）陈忠村（右）

基于这两天来和他的交流。我个人是写诗，高中时候写的诗歌进入大学语文，目前包括舒婷、北岛都在《大学语文》里边，后来研究我们的很多，现在拿国家课题，很多在研究，我是打工诗歌代表，当时编了很多打工诗歌，后来在中国美院做的博士后，没有读过大学，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

关于艺术特别是十几年来一直研究国内，负责任地讲写了几十万字的批评文章，自己认为有一点小成绩。

作为艺术有人经常问我，陈老师你能告诉我什么是艺术？我是中国美院的博士后，我一下子就无语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艺术，但是我知道什么不是艺术。

这两点不是艺术：

1.拿张宣纸让一个小朋友在撒泡尿这肯定不是艺术，大家承认吧？

2.拿美颜相机拍张照然后画张画，这肯定不是艺术。很显然两个极端不是艺术，艺术肯定在这儿之间。越离美颜相机拍的照片画的像越远，越离小朋友撒在宣纸上的尿越远越是艺术，离的越近越不是艺术，这是我对艺术的一个定义。

艺术有很多种，当时我看到李勇兄的画之后，第一以前没有经过训练，你经过训练画这个画立马想到三庭五眼，七个半头，只要是画画的人都知道，眼睛在中间，一定在中间，跟一个三角形是180度，一个圆是360度，一定是这样的，只要经过专业训练，这个东西没有经过就没有约束你，这是一个好处。

但是我想，国内有一个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绘画保罗克利，不管是抽象还是具象，现在国内全世界他的影响很大，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是国内研究保罗克利为数不多的一个人之一，最近商务有我一本书14万字写保罗克利的。去保罗克利美术馆呆过，他也写诗，他的诗写的很好，我翻译的。他有一句话，他的艺术不是呈现可见，而是把不可见变为可见。

你是把不可见变为可见了，这个话之前还有一句话：你看他的定义，你看他画的速写，你看他画的东西全部画的具象了，他的速写都画的很认真，成名作都是抽象的，都看不懂，都是差不多的。小东西都是规规矩矩的，因为他研究过自然，他把自然研究透了，艺术呈现把不可见变为可见，这是保罗克利给我的一些影响。

包括有老师提到了塞尚，我认为这个观点可能要商榷，塞上是现代艺术之父，是富二代，他父亲是银行家，他在没死之前已经有成了。为什么？他在死之前十几年在画圣多维亚山，很显然他想推翻自己，他是当代艺术之父，没名的时候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已经进入到艺术史，他什么意思呢？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看成一个球体、圆锥体、圆柱体，比如一个人圆柱体，头、球体、分解任何一个物体，这个观点让他成为现代艺术之父，后来他画了十几年，累死在这个山下边，他也不缺钱，最后买个貌似盖个房子，什么也没有。

很显然他在否定他自己的观点，他在寻找一个与自然平衡的东西。我认为是回答视觉。

陈丙杰（左）海上（中）陈忠村（右）

有的老师提出来，他要回到真实，真实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这样讲，我有首诗是写母亲的，进入大学语文。很多评论家我最了解我的诗想表达什么。当然都评价，朋友都评价，搞的很高大上，其实我没有任何想法。我看到她，我有一种母爱。

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家，我离我家还有500米，我母亲喊我的小名，我立马知道她喊我；甚至我母亲离我还有200米叫我一声我就知道是我母亲。这是真实。

生活中把真实搞局限化了，真实有很多。经过美术学院画色彩、构图，一构图对不起，这个时候会有问题，鸟声、风声都在头之外，任何艺术要获得真实，真实就是王夫之有一句话讲“显现真实，貌其本容，如所存而显之。”就够了。

我今年不大，40多岁，经历过两个半的一夜愁白头。第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当时身居要职，国内的红二代，一夜之间愁白头；第二个一夜之间愁白头，我自己也经历过，现在还不能公开，也是一夜之间接近愁白头的状况；我感谢生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经历，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我们如何享受经过后的自己。

那天（薛志敏）看到我，当天晚上我就被带走了。其实我现在还不能公开讲，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经历过一夜之间生命给我们的恩惠，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当年那个自己错了，我们要回到真正的自己，以前很多自己都是虚伪的。

这种情况下，李勇兄，我们用一个如何回到自己最认为真实的自己，感受自己，诗歌怎么去写，我们写诗写那么多年，画画画那么多年，经过学院派训练一把，技法上的东西肯定不是我们要追求的。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真”，这个“真”如何去做，是当今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写诗可能会为文字的真。

李勇油画（2017年）

现在很多文字被整个社会腐烂掉了，比如说像临摹、小景，多好的两个词，什么叫临摹？以前是丰收了，敬天地，拜鬼神，感谢上苍，存在着代表不存在者生存的显现，多么好啊，现在变成一个抄袭别人的东西。我认为写实要回归真！画画也是这样。

特别是一夜愁白头的事物的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心的真，一个是生活的真，怎么在这两方面多发挥会更好玩。谢谢大家！

陈丙杰：80后诗人，博士，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

刚才不少老师们的发言中提出都提到类似的建议：让李勇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即可。我对绘画是外行，我只从诗歌的角度来谈一下李勇的诗歌创作。

在此，我先提出一个问题：从当代诗歌谱系来看，李勇的诗歌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只是让李勇沿着自己的路走，或许并不能提供什么有益的帮助。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当代诗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修辞过度和同质化倾向。这个不良倾向在当代青年诗人中尤其明显。

陈丙杰（左）黄晚（右）

当代诗歌写作到了青年一代这里，他们缺少的不是技术——这个时代和诗歌风气最有利于技术的复制——甚至可以说，从技术角度而言，他们一开始的起步就比他们的前辈高得多，他们缺少的，恰恰是一个精神的重力。

这种重力可以是对历史经验的咀嚼和反刍，也可以是对自我存在的面虔诚谛听和坦诚表达。

但当代生活的沉重感，很容易被速度和匆忙浮起来，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反常的轻。

这个时候，扒开修辞的符号遮蔽，让自我真正面对当下生活和自我内心，才可能让诗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和真诚的养料。

我常看到道路边用沥青和地板砖围起来的树，只露着树脖子，还被地砖卡着。这些树太需要让自己周围的土壤裸露出来接受水分和阳光了。

李勇油画（2015年）

诗人和诗歌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当代诗歌在呼唤真情的归回，呼唤抒情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诗歌可以穿透被修辞符号化了的现实，从而在抒情中展示出感动、震撼和启发。这样，存在才可能在无戒备状态中显示自身。

从这样的梳理中不难看到，李勇的诗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大家今天很认可的东西，即从自己的存在体验出发，从自己很痛的体验出发来写诗。这是难能可贵的。保持这样可贵的品质，是李勇诗歌的一个长处。

李勇油画（2016年）

但是，李勇的诗歌还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读他的诗，常有出戏的感觉。起码，我作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被”走神。这种“被”，恰恰是因为整首诗的艺术力量无法自我融通，无法产生持续的吸引力；某种杂音不时地阻碍着整首诗形成自恰的审美空间。这种杂音，有时候是一个与诗歌行进无关的修辞打断了诗歌的行进，有时候是用词的不准确消散了诗歌的光晕。包括今天看到的这些诗，包括以前的诗集《经受今生》，都给我同样的感觉。作为一个读者，当我把前阅读经验清空为零之后再来读诗的时候，一首诗首先应该让我觉得震撼，我才会反过来体会哪里好。但李勇的诗歌恰恰在这里阻止了我这种审美期待。

不过，李勇诗歌的问题和当代诗歌普遍存在技术过度、修辞过剩的弊端恰恰相反。在李勇这里，恰恰需要的是在技术上得到磨炼，而不是放缓甚至放弃技术的打磨。虽然我一直坚持内容和情感是第一位的，但好的诗歌一定是要注重技术的。这个技术不是说要让修辞脱离情感乱飞，而是要在情感的基础上打磨技艺，让情感以更健康、更舒展的姿态现身。

李勇油画（2017年）

再说句题外话。一首好诗，在我看来，首先是你内心的东西在召唤着你不得不去表达；然后，内心的声音又召唤着你不断地修改、打磨这些草稿，最后让这个声音真正地在诗歌中现身，就像所谓的道成肉身一样。

此时，神性、人性、物性就三位一体地驻扎在这首诗中了，就腊神话里那个石匠一样，他全身心投入到大理石的雕刻中，最后这个大理石女神真的复活了。

这是我对你的一个期待。谢谢！

陈晓兰：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

感谢李勇先生组织这个雅集，感谢邀请！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活动，幸会今天到场的艺术家和诗人们。

我与李勇先生相遇是2016年7月初，在我的家乡张掖，在河西学院举行的贾植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及贾植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讨会上。

贾植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河西学院举办（2016年）

李勇先生从大西南到大西北，专程参加那次活动。因为贾先生的关系，天南海北的人又聚在了一起，而且是在他身后。由于贾先生，拉进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距离。

1990年在贵阳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第三届年会，贾先生率领陈思和老师、王宏图、张新颖兄等复旦团队参会，这个会议是贵州省文化厅和贵州大学承办的，李勇的岳父王恒富先生是文化厅厅长，我的硕士导师之一钱荫愉先生刚刚调离贵大任文化厅副厅长，我就自然而然地做会务工作。见到了贾先生和陈思和老师，冥冥之中这次会议就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

10年后我决定读博士时就毫不犹豫地投奔到陈思和老师门下。要说人生有一个分水岭，那这就是我的分水岭。过去贾先生周围聚集了非常优秀的人。贾先生去世后又通过他把复旦和河西学院，把上海和张掖联系了起来，甚至又把贵州的诗人李勇吸引到张掖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这一切也都是缘。

右一陈晓兰 右二李辉 右三陈思和（2016年）

陈晓兰（左）李勇（右）

1988年我从张掖到贵阳，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到贵州大学读书。我的导师是徐达先生（他是复旦55级的学生）、胡日佳先生、钱阴愉先生。他们引领我走上学术道路，对于我的为人、做学问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从他们三位老师身上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最近阅读李勇先生的诗画集《花开见佛》，看到何士光先生的序，勾起了八十年代在贵阳的情景的回忆，我导师徐达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做当代文学评论，特别关注贵州文学，我常常听到他对于何士光先生作品的赞赏，《乡场上》我就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的。

姜澄清先生在李勇的诗画展活动上讲话，他的右侧是何士光老师。（2016年）

看姜澄清老师的序，他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他是那样的有个性、博学、智慧，幽默。我导师这一辈的学者越来越少。

还有他们的学生辈，王良范、张建建、彭晓勇，他们构成了80年代贵州活跃的文化气氛。

贵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贵州人像大西北沙漠地区的人的一样豪爽，但多了几分细腻。如果说，西北人是大漠风暴的儿女，贵州人可以说是大山的子民。

李勇油画（2019年）

我不懂绘画，但喜欢绘画，也喜欢古典音乐，这两类艺术让我暂时脱离世俗的纷扰，我也常常读诗，是为了增强自己对于新的语言的敏感度，因此，这里就只谈谈李勇的诗，谈谈几个印象深刻的意象。

在你的诗中，山是一个常常出现的地点，阴雨，阴暗也是常常出现的天气状况。不过这不是最显著的特征，因为你并不愿意刻意追求地方性，并不是要特别地展现贵州的地方文化和性格特征，而是更执着于宏观、抽象的、普遍性的价值，如给人最直接的、最强烈的感觉的主题就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对于生命的认知。

李勇（左）陈晓兰（右）

“我从哪里来，走向何方，做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追问，而现实并不能让人实现这人生意义，因此迷茫：“面向北方，找不着北”。

“每一天都会升起来吗，我的太阳。”感觉到不断怀疑又不断鼓励自己相信这人生的意义。

因为人生的意义不是在追问中实现而是要付诸行动的。而今天的诗人却行动的空间和可能性非常小。因此，这种追问与迷惘一样，显得无力，并不能深入骨髓。因此，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缺少一种强有力的冲击力。

陈丙杰（左）陈晓兰（中）李勇（右）

这是由我们这一代人的定命所决定的。这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体验，自19世纪后期的西方象征主义到20世纪初的现代派诗人都遭遇过、表现过这种经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用全新的语言和方式表达今天中国的现代体验，是诗人和作家的任务，必须有语言和艺术形式上的革新，已有的形式和语言已不足以表达复杂的经验。

所以，与前面的老师所说不考虑形式技巧而创作原汁原味的作品的观点不同，我更强调形式，作家、艺术家必须有高度的形式上的自觉和高超的表现技巧，并且要有语言上的创新，还要有对于时代精神的哲学的把握。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探讨了文学类型的原型，发现神话、传奇，史诗，悲剧，现实主义小说、讽刺作品，这些类型对应于春夏秋冬四季。冬季：万物调零，黑暗，死亡，英雄消亡了，小丑纷纷登场成了作品的、也是时代的主人公。这是一个价值颠倒的季节。19世纪的小说，如雨果、左拉、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都特别爱用黑夜与黑色，波德莱尔酷爱的意象是深渊，左拉喜欢写阴雨天，在《萌芽》里，天空、大地、道路被煤烟染黑了，连人的舌头都是黑的。

李勇油画（2018年）

李勇诗歌《黑夜，我的心黑了》：“我的心黑了，黑色的声音，黑色的梦，虽然太阳，星月还是明亮的，但你什么也看不见。”最后：“我的心我的心也是黑的。”如果“我”就是叙述者或主人公“诗人”，那么，诗人的心黑了，什么也看不见，或者看见的只是黑，那就是很可怕的，当然也是深刻的。

就像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处处感受到周围人吃人的预谋，看到人的吃人的本性，最后说自己也吃过人。这个认识振聋发聩，没有人能逃脱现实的秩序，不论你多么激烈地批判你所在的现实，你也有份儿！

《新约》中使徒保罗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天天都在做。为什么？因为：心里愿意，肉体软弱。

贾植芳先生在论知识分子的回归时也说过：放弃早期的浪漫主义理想和个性主义精神走向反面，后来所做的都是自己先前反对的。言行不一，知行分裂，导致的结果就是伪善。在冬天讽刺喜剧的时代，连伪装都不必了，文明的面纱彻底撕碎，以丑为美。

“人生为何”“何谓人生”“我是谁”的哲学命题被生活的智慧所替代，到处充斥着教人如何生活得舒适、幸福、及时行乐的生活窍门。讽刺喜剧的冬季结束后就是春季，神话传奇就会出现。就像古希腊、希伯来创世神话开篇：起初一篇混顿，黑暗统治一切，于是从黑暗中产生光，然后有白天与黑暗之分，有光体掌管白天与黑夜，并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理念。

李勇油画（2014年）

李勇的诗歌最常出现的季节是春季，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是光：月亮、太阳、灯光、玻璃反射的光、流星、火柴、甚至烟头的微光。如第一首《北方》结尾：“有一个人，渴望光明，照亮每一个地方”。寓意非常明白。

读李勇的诗，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喜欢用“行走”的意象。这也是与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四处行走，登山、行走在大路上，甚至远行异国，到了土耳其、爱琴海，即使是充满异国情调的风景也一定要与人生的感悟联系在一起，而且落脚点还是在人生的问题上。

虽然说，旅行，离开故乡、故国、离开现在，或者说离开自我，就是解决现实困境的一种方法，暂时有效，只不过离开眼前的困境面对新的难题、新的风景而已，新的风景转移了对于现实的执迷，短暂地离开现实的困境。

在西方文学中，旅行一直与转型、毁灭、与新生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我们不过是这个尘世间的过客，我们常常处身在这个迷宫一样的世界中，迷路，背负着沉重的行囊，迟迟不能出发，踏上通向生命目的地的路途。

吴永平：上海市吴昌硕文化艺术基金会监事长，上海信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么一个活动，今天在活动中能结识到这么多的大家、名家，是我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今天，李勇老师讲的那些往事，让我想到或许很多人、很多事的发生、变动都有一定的因由。昨天，我也是偶然的跟陈昶发了一个微信，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我问她最近忙什么，说我想跟她碰个头。然后她说：今天有这么一个活动，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不应该放弃。

从左至右：吴永平 陈墙 李勇 王长江

对书画、对诗文我是有一些追求的，但对书画我没有太多的见地。我进入书画这个领域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我从九十年代到现在干了二十七八年的期货行业，因为我女儿曾跟吴昌硕先生曾孙吴超先生学书法，我有幸进入上海市吴昌硕文化艺术基金会，结识了很多创作传统书画的海派大师，在过程当中受到了他们的教导，了解一些传统书画的知识和典故。

李勇先生在2013年遇到的事情，就我看来不一定都是坏事，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好事。

第一个好，首先是让李勇先生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第二个好，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李勇先生又从诗的领域进入到绘画的领域，就这两点而言是坏事变好事了。

从左至右：陈丙杰 吴永平 赵时旻 李勇 金柏松 王六一 陈晓兰 海上

李勇先生进入诗画领域创作、交流、展示，我想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出发点首先是取悦自己，当然可能的情况下也要追求社会认同，包括您出的画集、诗集等等，包括写的这些字，本质上还是有一种对社会认同的追求；不说名扬青史，而是做最好的自己！

把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感悟通过你的诗、你的画表现出来，这就像王长江老师最后讲的那些一样，你的评判是交给历史去评判，做最好的自己最重要！

黄晚：上海师范大学老师，博士，《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杂志编辑。

我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黄晚，杨乃乔教授是我的博士导师。其实今天也是非常偶然才来到这里，因为杨老师跟我很久没有见面了，他上午告诉我下午有这么一个活动，我住的比较近，就过来了，所以可以说我是非常贸然地闯入了这么一个空间。

陈丙杰（左）黄晚（右）

此前没有拜读过您的作品，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自己的感悟。

首先是“跨界”这个观念。之前好多老师讨论当代艺术的问题，虽然我没有办法从技术性的层面上来谈，但是我想说其实“跨界”这个观念是非常现代性的，因为对于“界”的认知，实际上是基于对异质性的体认。

从您个人的人生经验来说，可能是由于某个很特殊的事件，导致了您对于这种异质性的体认。在这个体认之后才有了对于命运的敞开和反思。

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诗，您对于生和死的反思已经跳脱出了对当下性的沉迷，并开始对这种沉迷进行一种反观，这也是现代性非常根源的一个观念。

刚读到您一首诗：走在路上/经受今生/你和我/花开见佛/结束/抑或开始，就给了我这种感觉。

前面丙杰也谈了他对于当代诗歌现状的一些焦虑，他回溯到80年代，我觉得可以回溯到更早。对于当下诗歌板结的现状，我想怎么样解答刚才说的现代诗歌的焦虑。

如果从80年代继续往前回溯，可以回溯到像穆旦、戴望舒他们那样一批诗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在现在看来是很早的具有现代性观念的诗人，从他们那里获得启示。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提倡诗歌的抒情性，抒情性是我们能够坚守的一种途径，因为抒情性可以重构审美化的生活，抒情性在精神层面上就是对于生命尊严的一种捍卫。

李勇油画（2018年）

您这本书上说到一句话“回到生命本身就是生命的存在”，我是非常认同的。

包括我对于您的诗画的理解也是从生存的维度上来理解的。实际上生存的维度是可以统摄包括艺术、文学等等所有的面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论是诗歌、书法还是绘画都只是一种表达的介质，我对您的理解就是通过这些介质，感受到了您的生存姿态，您对于生命的敞开和拥抱的尝试和努力。谢谢！

李勇：诗人、画家。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给我的指导和鼓励，谢谢，谢谢！

时间很晚了，有两位老师现在就要去机场。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您们！！！

（完）

注：本文由“经受今生”平台和作者授权发布 。

值班编辑：小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