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黄麓师范学校（我在巢湖黄麓师范民师班）

作者：张月萍

改革开放之初，我市教育战线的教师队伍结构状况很特殊。首先是民办教师占据了半壁江山以上，其次不少是刚顶职不久的新教师，还有就是少数年龄偏大的公办教师。

为了尽快扭转这一现象，充实教师队伍力量，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政府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扩大普师班招生名额，对顶职教师进行专业培训，选拔民办教师进入师范培训等。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段时间里，黄麓师范一一这所被称为原巢县、巢湖市教师摇篮的学校盛极一时，普师班、民师班、进修班，同时招生。

不少届都几乎同时招收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班级。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即同届学生的年龄结构差异特殊，甚至有父子、父女同届或同校，舅舅和外甥同届同校等。

1986年，对于我，对于我们八六届民师班全体同学而言，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永远值得铭记的一年。

经过层层筛选，我们40人在全巢湖市数千民办(代课)教师中脱颖而出。我们相继接到黄麓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对于我们这些已为人父人母的中年人，那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将再次戏剧性地在而立之年走进校园，继续学习、深造，通过正规的师范培训，从此端上“铁饭碗”，成为正式的国家公办教师。那是何等的骄傲、荣耀和激动人心啊！

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群体。1972年，我18岁从烔炀中学高中毕业，满怀激情地成了回乡知青，从此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偿尽了人间酸甜苦辣。后来有幸当上了民办教师，我和全国成千上万的民师一样，成为当时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尽管我们的收入微薄，尽管我们身份尴尬，但是我们都以百倍的激情，全身心投身于教育事业，也朝思暮想有一天能成为国家公办教师。现在梦想终于在自己的百倍努力中实现了。一纸通知书，一个新的命运，新的身份，新的起点。我们都眼前一亮，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学习。

那西黄山脚下美丽的黄麓师范学校两年中的学习、生活，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美好的短暂时光。在那儿，我接受了正规的师范教育培训，为后面的教师职业生涯夯实了基础，大大地提高了各方面的素质，也收获了更多珍贵、浓浓的师生、同学情谊，而使我至今念念不忘。

我们四十名同学有五个女生，刚开学不久，就有一个叫胡纯妹的因产假而休学了，她成为我至今经常思念的瞬交学友。我们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很大，只有两个未结婚的夏同学和郑同学，他们不到30岁，好几个同学都已四十多岁了。虽然大家年龄差距很大，虽然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集体，但是我们情同兄弟姐妹，尽管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各有所好，但完全好象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学习上也是如此，语文、数学、英语各有所长，各有其短。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接受两年正规的师范培训，认真学习各种文化课，两年后必须通过毕业考试，拿到合格的师范毕业文凭。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怀有侥幸心理，来这儿“镀金”混文凭的想法。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在努力、认真地学习，都百倍珍惜这一宝贵的机缘，以便掌握更多的专业文化知识。我当时就曾信心百倍地想着能在黄师好好学习音乐和绘画，因为当时农村学校的音体美教育几乎是空白，我多么想以一己之力尽量地改变这一现象啊。

记得开学的第一天，黄师校长何贤景在给我们民师班开会时，他曾幽默地说道:“你们民师班同学犹如大舅，而普师班学生好比外甥，我们当区别对待”。结果校方许多地方对我们真的区别对待了，对于各门文化课的学习、要求和考核，各科老师大多也不象对待普师班学生那样严苛要求，教学方法大都是重在理解和自主学习上面。至于音体美教学，便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了。

教我们音乐的是周洁老师，她大都时间都是带我们去阶梯教室唱唱歌，并没有教我们乐理知识和乐器什么的。而我却对音乐情有独钟，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痴迷于阶梯教室里的那台脚踏风琴了。但凡有音乐课时，我总是早早地跑进教室，忘情地弹呀弹呀，经常有同学提醒我:周老师来了，这时，我才极不情愿地离开。

至于好好学习美术，那更是成了泡影。美术老师很少教我们绘画技能，通常是自己在黑板上画一幅画像，然后说道:“你们模仿画吧，下课交作业”。有一次，他将一幅头戴草帽的老农民的素描画挂在黑板上，让我们完成一幅人物画像，我硬是凭着感觉，一股认真地完成了绘画。而同学们画的画那可就是五花八门了。至今难忘的是一位陈同学画的人物像，那眼睛简直令人恐怖，让人看后啼笑皆非。更让人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所以出名，也就是那似笑非笑，让人捉摸不透的眼神吧。由此可见人物画的眼睛之奥妙程度。现在想来，当初音体美老师的做法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也完全印证了何校长“定当区别对待”的提法，因为这些科目是不需要通过毕业考试的啊。

我们的专业文化知识在那短短的两年中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教我们语文、数学、心理学等专业文化课的老师们至今都还记忆犹新。有些老师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是在严肃的课堂上，我们俨然是一种纯粹的师生关系。他们都有一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和兢兢业业的教学态度。加之我们这一代人本身也非常勤奋好学，在民师班的两年，我们确实受益匪浅。

我们的班主任管正海老师刚刚三十出头。平时一股正儿八经，一脸严肃的神情，从不苟言笑。他对工作满腔热忱，极端负责。数学课上得特别好，他工整的板书，清晰的思维，极具逻辑的解题方法，也无形中拉近了和我们的距离。我们许多曾是教数学的同学，在两年中跟着他真是学到了太多太多。但是对于有不少在学校是教语文或英语的同学而言，管老师的严谨、高要求的数学教学，还真是难坏了他们。总是担心到时候毕业考试过不了关，拿不到文凭。

课堂上，我们这些比他大得多的学生对他倒也恭恭敬敬、宾宾有礼。但作为班主任，他课后与我们这些大学生朝夕相处，有些时候还真是难为了他。曾经有几个同学晚自习后喝酒，发生了矛盾。在周末班会上，管老师严肃地批评了他们:“……都是这么大的人了……”，或许是他自己觉得说的话不太得体，或者是说得太重了，那一次，他竞然破例地笑了起来，当时的样子还真觉得非常可爱。

教我们语文的是茆致敏老师，一位非常儒雅的老先生。他的古文功底特好，上课时，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很少看学生。古典文学讲到动情之处，头仰得更高。一手漂亮、洒脱的粉笔字写在黑板上，让人赏心悦目。语文课上得太棒了，更是我终生敬佩的憨厚长者。他的作文作业从不命题，他的要求是自由发挥更好，但批改作文时却特别认真。

坐在我后面的是周代申同学，他原来是英语老师，但他擅长语文，作文写得特别好。每次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本发下来时，全班同学都会争先恐后地抢着欣赏他的文章。他的开学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生命的回音”，写的是自己曾经的苦难经历，以及自学英语当上了代课老师，然后又如愿考上民师班的经过和感受，一个作文本写得只剩下两页。茆老师一个字也没动它，到处是用红笔圈圈点点，满满的一页批注、点评，还给了他满分。这篇作文一下子在班里炸开了锅，很多同学都是流着眼泪看完的，以致于到最后，那篇作文完全变得模模糊糊，全篇沾满了我们全班同学的泪水，成为了至今我还无法忘怀的一段往事。

教我们语文基础知识的是一位年轻的沈老师，他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汉语基本功不凡。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也打下了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和语文基础知识的基本功，真使我终生受益。

教我们心理学的李世璜老师是一个办事、教学特别较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唯有他对我们的要求完全和普师班学生一样。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时，班里有十多个同学不及格。八七年新学期一开学，他便要求这些同学必须补考，我也是其中一员。记得那次补考的考场安排在附小的一个教室里。正月里天正下着大雨，也特别冷。李老师一人监考，中途有同学要去厕所，他虽极不情愿地答应了，但表现得是很不放心的样子。又要紧盯着教室的人，又不时地对厕所方向张望，显得非常焦急不安。当时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居然笑他太过迂腐。现在想起来，却对他肃然起敬，心中由衷地敬佩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

黄师同窗两年，作为而立之年的同学，那种成人之间的特殊情感和友谊总是那样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我们彼此尊重，相护呵护，绝不等同于儿时同学的那种滋味。放假了，互道珍重，惜惜相离。开学了，含喧问候，家长里短。生活中，患有胃病的肖五金同学，总是有人问寒问暖，要他注意这注意那。劳动时，身体虚弱的袁世荫同学总是被其他同学拉到一边，尽量不让他干活。还有一个至今没有任何男同学知道的秘密。八八年上学期，李秀英同学怀孕了。当时我们女生宿舍的用水，需要走出后门，到洪疃村的大塘里用铁桶抬水。为了呵护她，我们几个女同学从来不允许她沾边。毕业后的下半年，李老师顺利地产下了一个聪明、可爱的二女儿，早就大学毕业工作了。

冬天到了，几个男同学在教室里把桌子并到一起订被单，因为是旧絮，针儿老是扎不进去。他们可能不知道使用顶针就方便多了，事实上也根本没有顶针，只见他们用一块小木板放在下面当顶针一样使用，那笨拙的样子实在可笑。见此情况，我们女生连忙跑到宿舍拿来顶针，很快就帮他们订好了几床被单。

钱际康同学的女儿也正好在八六年考取黄师普师班。他们父女成了真正的同届同学，被称为当时黄师校园内一大趣闻。后来每当他的女儿来为他洗被子的时候，都会遇到同学们的调侃:看，钱际康的同学又来帮他洗被子了。紧接着就是一陈哄堂大笑。

八八年毕业考试时，学校根据当时的学生情况，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安排。三类不同的毕业班，用的是三种不同的试卷。并且在考试时，将全校毕业生相互搭配，即一个普师生配上一个进修生。两个互不相识且年龄相差很大的学生坐在一起，以杜绝作弊现象，便于监考。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班的周代申同学居然和他的一个亲学生同桌考试。周老师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以至于后来有同学逗他:是不是你的学生帮你做的数学试卷？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当年的同学们都己成为退休老人。然而那充满温馨的大家庭却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仅以此文献给当年八六届黄师民师班全体同学一一我日夜牵挂的兄弟姐妹。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