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专业（扩招）

目前，公共卫生从业者的收入普遍低于医生，有些社区的公共服务机构收入，甚至低于护理。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杨杨

选还是不选公共卫生专业？对今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们，这会是个问题。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专业迎来了一波热潮。2月末，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说，今年研究生预计将扩招18.9万人，公共卫生是扩招的四个重点专业之一。此后，众多高校要么计划扩招，要么积极筹备公共卫生专业或专门学院。

这样的举措有现实基础，我国公共卫生人才的缺乏，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无遗。“加强高校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培养”，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以及近期行业人士的热门建议。

但业内很多专家担忧，这样的重视很可能又会是“一阵风”。2003年SARS之后，公共卫生也一度成为小热门，很多学校就是在当时建立的预防医学专业，可没过多久就热度不再。

目前，已有的公共卫生学院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招不到最好的学生、很多学生中途转专业，毕业后就职公共卫生机构的比例更是畸低。

部分原因是培养与需求的不对等。相对于数量，公共卫生体系更急需的是高学历、复合型的人才。而公共卫生人才的待遇、职业发展都没有保障的现状，则是整个系统留不住人更主要的原因。

怎样扭转局面？专家给出的药方是，需要全社会对公共卫生体系、疾控部门有足够的重视，需要“疾控体系的常态化”。

扩招进行时

今年4月初，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成立。它成为清华历史上“成立速度最快”的学院，仅30天就获批成立了。

在疫情后兴起的公共卫生教育热潮中，这只是一个典型事件。

除清华外，南方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健康医学院、湖南医药学院等高校，都相继成立了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则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学科下设置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二级学科。

这只是名单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很多高校正在积极计划筹建同类学院。一些已有公共卫生专业的高校，则推出了扩招计划。

推动这股热潮的，是疫情之下凸显的公共卫生体系人才的巨大缺口。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颜虹说，我国每万人仅有1.4名疾病防控人员，美国的数字是我们的5倍。

中国疾控部门的人员配置，甚至还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数量。2014年下发的《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要求疾控人员按1.75/万人进行配置。疾控人员的扩容速度，远远不如一线医护。过去10年，疾控的团队在全国医务人员中的占比从2.53%下降到了1.53%。

人员配置跟不上，公共卫生机构不得不缩减。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2018年年末，全国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8034个，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862个。

要补上这个人才缺口，就必须在源头加大人才供给。公共卫生之前一直是个小众专业。全国3000多所大专院校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还不到3%，每年培养的公共卫生专业本科生也只有7000人左右。

急需怎样的人？

数量只是一个问题，公共卫生教育还面临着结构和质量的问题。

首先，当前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科设置、知识储备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说，我国现行的公共卫生教育模式是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所以整个团队中，医学背景的居多，而非医学的人才，如管理、法律、政策、工程等方面的公共卫生医师太少。

“好的地方是我们的公共卫生医师也可以当临床大夫，不好的地方，是很多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单靠医疗技术就能解决的。”李立明说，环境改造工程、城市需要多少绿地面积、改水改厕怎么做等等，都不是医学问题。

公共卫生要求精通“十八般武艺”。比如好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要会设计调查问卷，在教学中，卫生统计学及数理思维的训练也需要加强。

与此同时，这个工作还需要紧密接触政策层，如果对“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理解不到位，就势必会影响相关战略的落地实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认为，公共卫生教育目前在基本课程设置上太过狭窄，缺乏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这导致了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衔接不够紧密。

在欧美不少国家和地区，这两个学院是平行建设的。由此很多专业人士提出，公共卫生专业是否应该从医学院里独立出来？

其次，公共卫生的实践需要视野宽、有综合背景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但现实中，我国公共卫生疾控队伍一半以上是大专以下的学历。

这一人才结构的调整诉求，要求高等院校未来偏向高等级人才的培养，比如像国外一样“以研究生教育为起点”。

最后，培养的重点也需要“纠偏”。

此次疫情中，一些公共卫生团队在早期曾受到一个质疑——“更看重发论文”。这种导向其实也体现在教育上，人才培养更多偏重研究，以论文和学术水平拿学位。

“公共卫生教育的指挥棒未来还是要转向关注现实需求、解决现实问题。”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样才能在重大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怎么用好人才？

怎么能留住人？这是公共卫生系统当下面临的更为现实的问题。业内普遍认为，“出口”问题不解决，公共卫生教育的热潮很难持续。

现状是，这个专业的学生和从业者，都在寻求“转行”。以复旦大学为例，公共卫生学院排名前10%的学生几乎每年都会转向临床医学，其他专业转过来的则少之又少。一届学生毕业时，可能只剩下了原有人数的60%～70%。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也很少去公共卫生系统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说，国内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包括北大、复旦、协和等的毕业生，最终选择“对口就业”的人数不到总量的2%。

即使选择去了疾控部门的人，也在持续出走。

2004年中国疾控团队在人数上达到了顶峰，当年有21万人，之后便逐年下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郝模的统计显示，从2009年到2017年间，疾控中心卫生人员和卫生技术人员分别减少了3.0%和4.1%。这几年还有加速流失的趋势，仅2018年一年就有近3000人离开。

前述业内专家告诉记者，一个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大学阶段学的课程要比临床医学的多很多，但工作后的收入增长、职业发展空间却都很有限。目前，公共卫生从业者的收入普遍低于医生，有些社区的公共服务机构收入甚至低于护理，很多人因此转行去了医院。

虽然也是“医师”，却不能看病、开处方，普通人完全不知道疾控人员是干什么的。这支每天和疾病斗争、打仗的队伍，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认可和尊重，很多人时常感觉“处境尴尬”。

社会观念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公共卫生体系职业设计和政策导向的改革，却已经箭在弦上。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近期表示，健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准入、使用、待遇、考核和激励机制方面，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目的是稳定团队、让团队里的人踏实工作。

李立明建议，这方面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包括设置15个台阶的考核制度，保证一个人在系统内至少能有30年的职业生涯。同时收入也和级别、职称脱钩，让众多的从业者从争行政职位、争高级职称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