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特学校（中外高等教育孕育期知识观与社会理想）

（一）城市兴起推进“高深学问”世俗化与“内圣外王”的理学理想

1、中世纪欧洲城市兴起推进“高深学问世俗化”

城市是大学的发源地。大学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城市是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场所。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就出现了“城市”，当时雅典等城邦的繁荣世界瞩目，古罗马时期的罗马城也有几十万的人口。不过，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城市社会功能比较单一，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和消费场所。罗马帝国消亡后，采邑就成为了欧洲最主要的经济形态。不过，其中的城市生活几乎都已经消亡了，商业活动更是几乎完全停滞。加之当时的欧洲瘟疫横行，人口大幅度减少，建筑遭到破坏，外族的入侵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城市的统治。“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所以，在中世纪早期，城市只是庙宇城市，其中还没有出现新市民阶层。

公元10-11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也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农业经济发达，相关产业也逐渐兴起。特别是手工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新兴职业。此时，在欧洲大陆上，城市蓬勃发展，以手工业者和商业者为主的市民阶层成为新兴阶层。12世纪，城市在欧洲真正成为主体形态。而到了14世纪，有些地区几乎超过一半的人口都从农业人口转变为了工业和商业人口。很多城市人口超过一万，甚至有个别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二十万。城市的兴起也推动了行会的演进。

中世纪大学就是行会中的一种，不同的是，这类“行会”是以精神领域工作者所组成的。中世纪欧洲的很多学生都是在外国接受本国所无法提供的教育，这种现象也促使大学的崛起。这是由于“在中世纪，一个人住在外国是要自己承担风险的。他没有对其进行冒险进入的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而他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合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学者的各种团体就在各个学习所在地联合成了许多独立的‘行会组织’”。这类学者行会组织在成立之初与其他职业行会没有本质的差异，也都同样需要法律认可才能成立，这是由于“中世纪某些事物的存在取决于它拥有的法律地位……一个城镇要想得到认可，首要的事情就是争取授予特定的法律权利。一个行会、一所大学或任何其他合作团体，从获得它的特许权那一刻起，才得以合法地存在”

中世纪行会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将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混合在一起。行会既要听命于“神”的旨意，又要服从于世俗权力。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文化，使这阶段的文化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而行会及当时城市文化中的世俗化倾向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大学。中世纪大学为了维护自身发展，也需要周旋与神权与世俗权力之间。其中，还出现了许多新型世俗学校，例如，商人公会开办的基尔特学校和手工业者开办的行会学校等等。这类世俗学校除了讲授一些实用的基础技术知识之外，同样讲授法律、医学和文学等世俗学问。

另外，就如同有人指出：“11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对当时的西欧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其中最为耀眼光芒的就是城市的兴起带来了西欧文化新的发展走向，新兴城镇成为文化复兴的集中点，世俗文化出现并得以发展。”中世纪的世俗哲学、文学以及医学等学科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哲学领域中出现了唯实论和唯名论的论争，极大地彰显了世俗社会的力量；文学领域中，大量作品都取材自城市日常生活，体现出强烈的世俗文化特征。

城市中世俗学校的兴起和世俗文化的发展都为“高深学问”世俗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城市生活本身的世俗性也为“高深学问”世俗化推波助澜。

2、宋代“内圣外王”的理学理想

宋代经过诸多学者的努力，儒家学说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对于其中的一些思想进行了扬弃，儒家学说对于个体修养的重视被宋代儒家学者们加以强调。这种新儒学的兴起与书院结合的极为紧密。宋代学院中非常强调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思想在书院中被广为传承，范仲淹就深受影响，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等在进行教学时，也都重视对学生个体道德的培养，引导学生成为“圣人”。在教学目的上，以“求圣”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理学的这种思路也就是先使个体在道德上具有“圣人”的资质，然后，才能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人”在先。这就是理学家理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让学习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在行为上自觉尊奉道德规范的要求，不是以入仕作为个人发展目标，而是要以天下为己任，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来获得为国家服务的机会。理学这种“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具体体现为：

（1）以社会伦理重塑来构建和谐稳定社会

理学家都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指引。周敦颐明确表示：“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这类言论体现出了理学的思想根源，同时，理学家们大力发展了理学，自觉容纳进其他学说的优势资源。一方面，理学批判道家与佛家学说，维护了理学的思想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以《论语》等儒家经典来应对其他学说的挑战，提升了儒家学说的地位，并维护了宋代社会思想上的稳定。面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动荡、思想混乱局面，理学家强调的个体道德修养为宋代社会所全面接受，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后代。宋代理学在思想上具有独尊地位，更开创了三教合流的新局面，“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理学的兴盛使三教能够共处，社会秩序稳定。

（2）民本主义思想

理学思想的出现就是由于理学家们以整个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先天就带着民本主义思想的因素，重视人民疾苦，提倡施行仁政、道治，尤为重视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如程颢就认为帝王应该重视人民：“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盖得之于天，与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报民。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皆是报民也。”而且，帝王要体恤普通人民的疾苦，特别是农业耕种的辛苦，“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顺民而不劳；道皆出于优佚，令无勤于绎骚。不夺其时，导以厚生之利；将求其欲，岂闻力穑之逃！”从中可以看到，理学家的基本看法就是要满足普通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且，要求以农业为主。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而这种士人的社会理想也通过其掌握的文化话语权对君主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3）以文化话语权制衡君权

儒家思想中一直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更具有为了“道”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气节。如孟子曾经在齐宣王“勃然变色”的情况下，依然提出他的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推重的士人品格：“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而儒家学者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具备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以此才能够对君权形成一定的制约。

到了宋代，理学家们逐渐确立了自身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并明确提出“道统论”来限制君主。这进一步促进了“政统”和“道统”的分立与制衡。理学家们的理想就是“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二）社会契约意识、“有教无类”与中外高等教育制度

1、中世纪欧洲的契约意识与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城市不只是人口的聚居地，数量巨大的人口及其生活的场所只是城市的必要条件之一。从本质上来看，城市就是指人与人关系不再通过社会等级、地位来维系，而是建立在契约意识，特别是自由契约的基础之上的。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就正是体现出了这一点。在中世纪，城市是在承包和封建主领地、修道院、教会领地和封建庄园的包围之中产生的。和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不同，城市主要的贸易形态和商业活动都要以自由作为保障。而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传承下来的自由传统也依然在发挥作用。这种自由传统在经济形态变化之后会更加凸显出来，于是，新兴阶层与封建领主之间爆发了争夺城市统治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新兴阶层取得了胜利，并在城市中建设起了新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也正是以契约为基础。

2、“有教无类”思想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有教无类”是孔子对于教育的主要观点，这种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萌芽期的教育思想对儒家思想的传人形成很大的影响。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之中，教育只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子弟才会享有的权利，这种“学在官府”的状态在春秋之前就一直保持，教育权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多数人不可能接受教育。不接受教育也就不可能具备知识。但是，到了孔子这里，只有贵族才能享有教育权的局面被打破了。孔子创办私学、讲学收徒，而且，他收弟子不看其家庭出身。这就使更多的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进而具备了较高的知识水平。

到了宋代，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依然为理学家们所继承，很大程度上，这种教育思想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及教育的普及程度。北宋期间，有记载的书院全国共有73所，超过了唐代及五代十国历史期间的总和，而实际上，当时存在的书院应该达到了一百所。这种数量的激增表明我国书院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阶段。北宋时期的书院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山西、陕西、山东等14个省区，岳麓书院等名闻天下。南宋虽然在政治上较为羸弱，但是，同样比较重视书院的发展，特别是一些理学家们秉承着“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大力发展书院。这一阶段，全国共有书院442所，远远超过了北宋。这些书院分别在安徽、湖南、湖北、浙江、广西、广东等11个省区。数量大、分布广，呈现出极为快速的发展态势。

可以说，“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孕育期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