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系（前FT中文网总编张力奋）

2015年1月14日，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张力奋通过个人微博宣布卸任。这位1980年代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8413班（下称8413）先后担任辅导员和班主任的资深媒体人，决定回母校任全职教授。

张力奋

8413在近两年被视为媒界的传奇，与前辈学长相比，他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和参与了传播技术的飞速变革、媒体产业化的快速推进。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的阵痛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多元化、思潮多样化。在他们职业角色的分布上，几乎全景式地体现了新闻传播事业在当前所呈现出的开放性和复杂性。8413成员如今在相关传媒机构担任要职，如：

曹国伟，新浪董事长兼CEO，2009年在其主导下，新浪微博成为风靡全国的互联网产品。

王长田，1998年，建立中国第一家专业电视策划与制作机构“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现为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光线传媒发行的电影《泰囧》（票房：12.66亿元人民币）《致青春》（票房7.26亿元人民币）成为现象级影片，2012、2013年投资制作发行影片20部，总票房超过40亿元人民币。

裘新，现担任上海报业集团社长，在其领导下的上海报业集团，近些年创办的澎湃新闻网、界面新闻等新媒体网站为纸媒转型确定了新的方向。

因为上述以及更多8413成员的努力，8413班级传奇的成分被放大，许多媒体人甚至新闻系科的学生认为，8413的不少成员是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最重要的一代人。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人，或者说由传统媒体人转型而成的新媒体人，他们对新闻行业的坚守极为不易。如果非要评价8413成员在媒体江湖中取得的成绩，那么他们保持了当初在复旦读书时的初心这一点，至关重要。

2015年12月29日，张力奋接受我的专访时表示，对于自己，不愿多谈，可是对于8413,对于新闻系科未来人才的培养，他愿意谈谈。

在谈起8413时，张力奋直言对于当年的学生们拥有如今的江湖地位“从没有想过”，他说，在复旦时，对学生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作为一个记者，要拒绝世故和势利。”

我将张力奋的受访录音整理并做补充后刊登如下，希望还原真实的8413，也希望对坚持在新闻行业工作，或者对新闻抱持困惑态度的同学有所帮助。

重新开始的新闻人培养

现在外面对8413的传闻很多，有的信息可能不太准确。作为8413的老师，我来谈，可能相对准确一些。

复旦有个传统，每一个系，都有个代码，比如，中文系是11，历史系是12，新闻系是13。你哪一年进的学校，就把哪个年份加在这个代码前面。我自己是1980年考进了复旦新闻系，是8013。我的这批学生小我四届，1984年进的复旦，就是8413，这个代码，相当于年号。

我本科毕业是1984年，当时中国对大学毕业生仍实施国家分配，学生没有自由择业的可能，这与现在不同。在当时的条件下，你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国家来决定你毕业后到底做什么。

大学里，我学业不错。因此毕业前，系里决定让我留校做老师，在刚组建不久的广播电视教研室。我适合当老师，但不太愿意留校。读新闻系，自然想到外面看世界、当记者。对学校当时的安排，有些抗拒，因此也没考研究生。当时,硕士生极少，我以本科生的身份留在了复旦，当助教。

此时 “文革”结束刚四年，博士、硕士非常少。很多教我们的老师，多是“文革”以前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也有不少年迈的资深教授，“文革”中下放或遭迫害，“文革”后才从全国各个角落（比如五七干校）召回到复旦,当时的教育待兴，师资奇缺。

当时的复旦很开明，最早取消了专职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班主任都由青年教师、研究生兼任。每位青年教师都要轮值辅导员和班主任职责。当年我留校在新闻系执教，兼辅导员、班主任。

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8413成员在校门前的合影

对于8413，当年共招进60多位学生，几乎来自全国各个省。我先任两年辅导员，后又出任两年班主任，其间，8413还有一位辅导员叫黄瑚，一位班主任叫尹德刚。8413的最后一学年，我考取英国留学，淡出8413。

培养学生需要引导他们拒绝势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洋溢着一种剧烈向上的冲动，国门初开，国家百废待兴，渴望与世界重新融合，汇入文明大海。当时，新闻业从“文革”的重创中复苏，重新直面历史，记者的社会地位较高，肩负社会责任，颇受尊重。当时，8413的大部分同学，都希望毕业后当记者。比如，裘新同学的学业很优秀，顺利考上硕士研究生，但最后再三考虑，决定放弃，进入新闻界做实务。

虽然我在8413的身份是老师，但我比8413的学生仅年长4、5岁，一直与他们亦师亦友。“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大学发展状况仍很艰难，尚未恢复元气，资讯、研究资料或书籍都短缺。外文书报更是稀缺，只有零星的过期报刊或盗版复印件。很多教授、老师在“文革”及各种政治运动中备受摧残，研究也荒废多年，比如当初老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1979年才被平反。那个年代，中国是在文化和知识的废墟上重建大学。

常有人问，有没有料想到8413会有今天的江湖地位？

我从没有想过。追求成功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对我来说，每个学生都重要、都是独特的个体。有些同学，很早就崭露头角，机会也多一些。比如，裘新，他的学业与写作一直很强，是个才子；曹国伟，从上海中学考来复旦，动手与社会活动能力很强。1988年，复旦代表中国赴新加坡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为中国夺得该项赛中的第一个冠军，五名辩论队选手中，有两位（顾刚、李光斗）出自8413，顾刚还是“最佳辩手”；王长田，当时我完全看不出他日后会成为光线传媒的创始人。那时，王长田喜欢跳交谊舞，写诗、练书法；现任南方报系副总裁的曹轲，当年叫曹红卫。他在班上很安静，不太说话。有些学生，看得出一些日后的轨迹，有些则看不出，所以后来对我来说就有很多惊喜。

一开始就冒尖的学生，机会自然就多些。我向来主张多给学生机会，越早越好。越早，机会的效益就越大。我留校当年，受校方委托，为1985年复旦校庆八十年创刊一份校园杂志《复旦风》，编委、作者、摄影、编辑，不少来自8413。值得一提的是，8413成员顾刚、裘新、李光斗等成为《复旦风》的编委和作者，曹国伟则作为摄影参与了《复旦风》的相关工作。

《复旦风》创刊号

在聊到8413过去或者现在的事迹时，我都会想到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其实我们常说的教育，有一点对它很重要，那就是你得尊重自己的教育、你的训练、你的职业。于我而言，我选择了新闻这行。我对8413的同学说，如果你选择从事某个职业，你就得尊重它、体恤它。世上做任何事情，只分成两类，专业的人和不专业的人，其差别在于是否受过良好训练。

当时留校，我只是个助教，完整教的课很少，加上一些讲座。后来在复旦考上硕士生，重新当学生。其实，“文革”后进的大学，那时的学术与研究训练都比较弱，我能真正教给学生的东西其实不多。但有一点，我讲得很明确。平时课堂、讲座上讲的，可能有错，但一定是我思考的结果。对新闻记者，知行合一很重要。我跟学生讲的东西，首先自己得信。自己不信，学生也很难信。我不讲。

新闻业，是社会公器。这应该是常识。一个社会，有公器，比没有公器要好，有专业、忠于职守的新闻界，比没有要好；资讯畅通，沟通良好，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正常。我告诉学生，我的观点很可能有错，可能误读，但它们是思考的结果。

大学应该是个知识与体验的绿洲。人生一辈子，从年少到年老，逐渐被社会同化的过程。我提醒学生要好好享受大学的四年。大学四年，有自由和时间，为一生的知识与训练打下基础。这些储备，终身受用。

8413部分成员多年前在复旦大学校门前的合影

当年，我和8413同学说得较多的，是一个人、一个记者如何避免世故和势利。世俗社会，这些很难避免。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抗拒世故和势利。这对这个职业非常重要。最近几年，外界和我谈到8413，光环都照在江湖地位比较高的10多位同学身上，比如王长田、曹国伟、裘新、李光斗、陈颂清等在新闻及文化圏有影响力的。8413中，当然不乏成功者，但作为他们当年的老师，最欣慰的是，他们一直在抗拒世故、势利和冷漠。

8413班中，也有些同学后来离开了新闻界，改行了。这很正常。时代给了他们跨界的机会。有的成了资深的投资人、国际投行高管，有的是执业的精神分析师，有的做了资深公务员，有的是企业家, 有的是董事会秘书，有的是。有的选择做了自由职业者，跟着自己的感觉与内心走，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个体。我钦佩他们的自信，以及投身新事业的适应力。这很了不起。我或许没有他们的勇气。

感恩和念旧是8413的特点

2014年，8413同学筹办了一个入校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由在广州工作的同学发起。不到半天， 已40多人报名。最后，两夜三天的聚会，70多人的班级，现场到了60人 （有一位在美国，派弟弟出席）。

裘新1988年为8413班级毕业时所写的《再回首》一文

有的大学的同学会，因为出了些成功人士，反而聚不起来，分裂了。有的同学觉得自己事业无大成就，没有脸面见老同学，这是人之常情，但是，8413很多同学都很想回到这个有归属感的地方。同学聚会，全部自己掏钱。事业上最成功的同学，承担得最多，无论人力物力财力，以身作则。像上海报业集团的裘新同学。聚会当天，有个无法请假的重要会议。会一开完，立即飞往广州。

8413成员在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合影

在8413，成功意味着承担更多义务，做事要更有气度，更能扛得住同学们的玩笑。8413的同学，无论当记者或经商，都做得有模有样。王长田的光线传媒现在（截至2016年2月14日）市值333.7亿元，还有很多同学他们的事业有不同的发展、人生有不同的际遇，但相同的是，他们成功的源泉，在于保持了当初在复旦读书时的初心。

筹办入校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要编花名册。我看到草稿上，每个人名旁都附有职务，我就问，为什么要有职务呢？我觉得职务在同学圈里不重要！当时，我建议撤掉花名册里的所有职务。职务对我们来说并不很重要。明年你可能就没这个职务了。

8413部分成员的老照片（1）

8413部分成员的老照片（2）

活动筹办初期有40多名同学报名，后来我受委托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又增加了10多名。聚会一起拍照时，大家感觉很好。如果班里出了几个富豪或媒体大佬，但连聚会都聚不起来，又有何意义？

8413成员的合影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特点

当下的社会，似乎一切都以利益作为依归，8413同学，有很多优点，这让我自豪。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被采访者，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处理新闻事件，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民间疾苦，对一个记者（或者媒体人）来说，这些都很重要。

记者要用身心去感受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资料不全、老师水平参差不齐，学术训练与规范也较弱，比如我都不记得当年上过如何写学术论文的课程。纵然如此，在大学的短短几年，汲取了对我们受用一辈子的东西，特别是精神与气质。

新闻岗位已成高危职业

那么多年，我跟母校一直有些联系。几年前还回复旦做过客座。最近接触是在2015年6月，复旦校友会组织了一场“致青春”的晚会，把1980年代老校友请回去，向1980年代致敬。1980年--1989年，共十届，我还是1980级的代表。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复旦的味道还在。

原本计划50岁重回大学。现在，拖了几年。我沒有什么大规划。半年或者一年以后你再问我（对复旦的印象），或许能告诉你真实的感受。

常常有人问，复旦气质是怎么样的？要定义一个学校的气质，很难。我虽然无法讲清，但隐隐约约又感受到某种东西。比如，复旦的学生对权力和官位相对看轻，比较小资和浪漫。入学时, 我们并没有专门的校史介绍或教育，也没有唱过老校歌，也不记得老师讲校风。气质如何而来，应是日常的潜移默化。

科班的新闻教育，关键在严格的专业训练。媒体是公器。当你采访一个CEO、董事长、总统、总理、将军，向他们提问时，你的专业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于你的训练与职业修养，来自你的公共服务角色以及对公共知情权的维护。技术会不断发展，教育的本质不会有根本改变。我在复旦待了8年。她给了我很多包容，有温暖的回忆。我响应她的召唤。

我毕业那年接受留校的决定后，曾住在学校对面的教工宿舍。我觉得，一个社会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它的大学。大学就应该和外面的社会有所不同。大学虽不能真空，但应该比外面有更多的自由思考、情怀和包容。这是任何一个好大学必须具备的。我也希望回到这样一个环境。

这么多年过去，再回复旦执教时，当年的很多老师已故去，新闻这一行已成脆弱的高危职业。对此，我心理自然复杂。和当年我的老师一样，对当下的新闻教育，我们需要深度的自省。我是相信新闻教育的。但我们必须有共识，到底需要怎样的新闻教育？

回校开设什么课程，还在考虑中。我在英国念博士的时候，研究兴趣之一是19世纪英国传媒发展制度史，可以作为英国式社会变革与相关制度起源的参照点。这类课题，虽然不时髦，却很有价值。我希望回复旦后能开这门课。这不是在讲中国，也不是讲当下。但我觉得，媒体和技术越是往前发展，我们越应该停下来回头看，看一看人类过去的200年是怎么过来的？

应该让学生们知道专业研究的甘苦，如何一步步走过来。历史上，英国提倡渐进、优化改良，它的转型经验，对中国有参照意义。这是我的学术兴趣之一；另外，我在英国读博士时学过的社会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的范畴里。我会尝试做一些跨学科的议题。

比如，媒体素养。媒体素养并不仅仅是纯粹的媒体素养。现在中国面临其新闻业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制度安排，不仅与新闻记者与媒体相关。比如多媒体，虽然它技术更新很快，但不变的是重新建构人和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当新的网络媒体技术使我们有无数种与他人沟通的可能时, 我们的世界彻底变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Logo

技术在改变我们。有些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了我们的认知方式，挑战了教育的本质。比如记忆对我们的小辈来说，已不像以前那么重要，当然，技术也会带来一些遗憾。不过，在多媒体语境下，我们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印证我们的假想。

为什么年轻人不想当记者了？

当下中国的新闻系科，我注意到几个现象，最近四五年，我去过不少于10所中国顶尖大学的新闻系科做讲座，讲座前我都会在现场临时做一个民调，毕业以后想当记者的请举手，每次举手的比例不超过15%，其余的同学都对记者的热情有限。我那个年代，很多学生认为不当记者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你不当记者，你读新闻系做什么？这个变化所需的时间，只不过短短一代人。

另一个现象，新闻系科当中，广告和公关专业的毕业生比新闻专业的受欢迎度更高。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一个正常社会，有选择，比没有选择要好。有很多同学选择广告或者其他专业，是个人选择。

中国现在有差不多1200个新闻系、学院、系科在教育部注册。然而难堪的现实是，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学生，并不希望当记者。这个反差太大。即便现在已经当上记者的同学，他们的新闻生命都很短。基本上，40岁以后还在第一线工作的记者，已经不多。所以，记者这个职业，最后渐渐在中国成为一碗青春饭。

我一向把新闻记者、工程师、外科医生同样看待，都是手艺人。当你开刀的时候，主刀医生拥有30年经验，你心里会安定一些，如果这个主刀医生只有几个月经验，你心里更多的是不安。而我们现在，有没有给老记者、老编辑、摄影记者、战地记者以荣誉和尊重呢？我觉得，现在显然不够。我很自豪到了这个年纪，还在第一线采访。这就是我的训练。一个五十岁的医生还在开刀，这应该是你的自豪，而非不成功。国外白发苍苍的老记者在第一线是很普遍的。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

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当记者？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看不到这个职业的未来，你很难怪责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做一个更好的选择。如果在你的周围，有很多的老记者工作到五六十岁，不仅有职业的尊重，还有相当不错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他们有社会和公众的尊重，他们能有条件保持住当年接受的训练，保持住新闻人应该有的品格，有前述的社会承受和接纳，我相信记者这个工种的接受度，会更高。

回说到8413,8413同学中做新闻本行的比例还是很高。这碗饭不好吃，可他们仍在坚持。对他们，我是（有一种）对同仁同道的尊敬，与他们是否很成功没有关系。社会评价体系，总是向成功者倾斜，赢者通吃。可8413有不同的生存与评价逻辑。切求不虚荣地生活，力求尽力做好自己的事。还有一些不是最成功的同学，他们更是8413的支柱。

中国现在是大国弱媒体，急需有公信力和公共关怀的主流媒体的出现。我作为一个普通老师，更关注的是怎么把自己的经验经历与学生分享。能让他们看到这些职业可以长成为一棵树，茁壮成长，即便100年、 200年之后，我们不在了。职业还在，媒体也在。后辈的人，能在这棵大树下做相应的事情。这些都是教育很本质的东西。

近年里，我关注过澎湃新闻网的创办。澎湃CEO邱兵所写的几篇文字被统称为“邱三篇” （或者戏称为情怀文），我很喜欢（这样的文字）。虽然他不是常态意义上的发刊词或者创刊词，但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他的真情流露，是最值得称道的。

澎湃新闻网上线时，CEO邱兵以《我心澎湃如昨》一文作为发刊辞。

附录

复旦新闻学院8413班部分成员简况

张力奋，复旦新闻系8413班辅导员、班主任、广播电视教研室教师。FT中文网创刋总编辑、FT前副主编。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第一财经传媒首席顾问；

曹国伟，8413广电班班长，现为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新浪微博董事长；

王长田，光线传媒创始人、总裁；

裘 新，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解放日报前总编辑；

陈颂清，解放日报总编辑；

徐蓓蓓，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曹轲，南方报业副总裁，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

顾刚，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复旦冠军队成员；

李光斗，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1988年亚洲大专辩论会复旦冠军队成员；

唐卫彬，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

常 勃，中宣部办公厅主任；

庞 承，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研究院院长；

李建国，江西电视台副台长兼任卫视频道总监，2012年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奖者。

吴冬三，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陈艳华，中新社上海分社副社长。

李天扬，新民晚报评论部主任，2014年长江韬奋新闻奖得主。

周志伟，8413甲班班长，粤传媒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