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学院是几本啊（朱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朱宁

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王珍

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相比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是否还需要一个类似“4万亿”的强刺激计划，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朱宁与搜狐智库进行了对话。

首先，朱宁认为2009年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对稳定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起到巨大作用，但也带来后遗症。“我对当时刺激计划推出的阶段、执行的方式、刺激的总量等都有一些保留态度，这不只是一个财务上的刺激程度问题，而是扭曲了市场结构里很多微观主体。”

朱宁介绍，4万亿刺激之后，过去十年，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快速膨胀，从2009年的160%上升到2016年的260%。之后，我们更多进行的是转杠杆，过去总体杠杆率相对平稳，但是疫情以来杠杆率在快速上升，债务更多从企业端向居民家庭端转移。“居民家庭的债务水平快速上升，既有房地产的债务，也有之前累积的消费债务和债务杠杆复利所逐渐增长的压力。”

其次是泡沫加重，朱宁说，当年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后，直接造成资产泡沫，现在很多城市还在化解房地产泡沫的过程中。另外造成财富分配差距加大。“有钱人的边际消费的倾向较低，他已经什么都有了，所以不会再消费，但是那些没有钱的人，他现在买房子首付都付不了，他更会忌惮其他可以选择的消费，这也是目前消费不景气的原因。”

朱宁表示，今天我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其实跟解决“4万亿”的影响有关。现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都比09年有了明显的缩小。“从货币政策看，赶上美联储加息周期，又存在资产泡沫，以及传到机制不畅。过去长时间的货币宽松，使得货币刺激的边际效应在逐渐减小。”朱宁说，“从财政面看 ，过去奉行积极财政政策投资了很多项目，使得现在可投资的项目稀缺。另外，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对于今后地方政府融资的能力、投资的意愿和扩大基础设施的可行性都才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因此，朱宁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能够获得短期的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刺激经济，长期的代价终究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居民和企业来承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短期和长期之间的权衡。

“相比09年30万亿的经济体量，4万亿的刺激规模（有人认为是十几万亿甚至20万亿）确实是一剂猛药，是对经济的强心剂。但放在今天超过100万亿的经济体量，4万亿的边际效用是有限的。但如果出台十几万亿的刺激计划，我担心是否还有这样的政策空间。”朱宁说。

那么面对复杂疫情下的经济，应该如何刺激经济？

朱宁认为，如果经济下滑的态势持续更长时间，对于企业或者个人的消费信心和投资意愿将形成中长期的影响，还有可能对整个市场里的企业家精神造成伤害。“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进行刺激的，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刺激需要坚持两个原则，首先，要用市场来配置刺激资源，其次，刺激要和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协调在一起。”

自疫情以来，朱宁一直主张“新民生”的概念，通过直接的发钱、发消费券，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为了支撑这种融资，政府可以突破3%的财政赤字红线，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在发行的过程中，朱宁强调要进行更多更可行的市场化发行机制。一旦出现了财政压力的话，地方要对自己的财政负责，高一级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不应该对省一级或者地区级的政府提供刚性兑付和担保。

从中长期来看，朱宁建议财政要更倾向于投资民生和社会安全，缓解“新三座大山”甚至房地产的压力。尤其是夯实医疗、教育、就业和养老的公共基础，提升民众中长期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疫情之后，虽然储蓄率在不断上升，但这是防御性的储蓄，大家担心自己的工作，所以要增加自己的储蓄。”

具体如何实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朱宁建议如下：

第一点，货币政策要考虑数量化的政策，而不是价格性的政策。也就是可能更多地采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麻辣粉、酸辣粉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调降存款利率和准备金率。准备金率下调速度较快，继续下调会达到巴塞尔监管下限，影响金融稳定。利率赶上美国加息周期，下降空间有限。现在数量化的政策比价格化的政策更重要。

第二点，货币政策必须得兼顾短中长期的政策目标，不能为了短期的目标完全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有可能在中长期产生非常严重的政策上的挑战。除了短期经济增长，还要兼顾汇率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财政政策方面，首先扩大财政赤字空间，发行专项债，因为财政方面的压力和债务的压力是一个更加中长期的问题。

其次，要兼顾税收征收的效率和财政支出的资金使用效率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过去很长时间，征税效率不断提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快过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但财政支出增长也快，不能因为财政金额规模大，就允许“跑冒滴漏”，降低资金使用的效率。

最后，要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要增强纪律性，在地方政府进行融资的时候，应该各自承担自己的债务风险和责任。无论是从税收的分配，还是从项目投资的协调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都有较大的合作和协同空间，既要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也要提升财务的纪律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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