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自然科学院（妇产科主任金茂岳为江青接生）

在延安革命时期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回族妇产科医生，他曾作为助手和白求恩大夫一起做过外科手术，他也曾长期担任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保健大夫，他就是金茂岳。

金茂岳在世时曾多次和自己的孩子说：“无论是老金、金老还是金局长、金厅长、金院长、金主任.......我一直都是金大夫。”

与延安中央医院的情结

金茂岳的祖籍远在山东济南，在他父亲那一辈全家就迁移到了泰安其父亲度过四书，又自学了中医在泰安的城西门外的白衣堂街开了家药铺，靠着经营药铺维持一家的生计生活并不是很宽裕，但还是坚持供养自家几个儿子上学读书。

1934年金茂岳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妇产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又经过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实习工作一年，继而在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了医生。

此时日军已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正虎视眈眈的妄图吞噬中国，国家正面临着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危机，金茂岳作为一个正直、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存亡也忧心忡忡。

1938年1月13日金茂岳等到达延安，当晚该医疗对受到十八团军及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医疗对成员备受鼓舞纷纷表态要加倍努力工作。

经宝塔山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的介绍妇产科金茂岳与内科谢金奎留下了该医院，边区医院给金茂岳安排了一个窑洞，另外安排其两个孩子到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到达延安第三天金茂岳便开始了工作。

1938年春天白求恩在马德里保卫战结束后来到延安，当时十八军团军的卫生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带着白求恩大夫到宝塔山边区医院参观，傅连暲、金茂岳一起带着白求恩参观病房和各科的设备情况。

白求恩参观以后称赞窑洞他说：“这个地方好，这里窑洞不怕敌人轰炸。”三天以后白求恩又来到边区医院，这一天他穿着咔叽布工作服戴着八角帽，左臂上带着八路军的臂章，光脚穿着草鞋。

当时白求恩对金茂岳说：“你看我除了鼻子以外，像不像个中国工人？”金茂岳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医务工人，我还要向你学习。”当时金茂岳仍然是医生的常规打扮：西服、皮鞋，穿着袜子。

白求恩对工作及其负责人，及其热枕他对病人一个个的问一个个的查然后把查问的情况详细记在本子上，再作出诊断和处理，金茂岳一面陪白求恩查房一面为他做现场翻译。

当白求恩看到医院有待日本伤病员时他激动地说：“中国抗战一定胜利！因为中国有这么好的领导机构有这么好的俘虏政策，还有这么好的窑洞不怕轰炸，真是伟大！”

为了交流医术金茂岳邀请白求恩为联防部长司令员萧劲光的女儿萧凯做扁桃体割除，金茂岳诊断病例后认为只有做扁桃体摘除手术才能控制关节炎的发展，因其是妇科大夫不是耳鼻喉科大夫没有器械又不会这项技术操作，所以请求白求恩做手术金茂岳做助手。

做手术时全身麻醉了的萧凯躺在手术床上，白求恩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体取了出来，几分钟后萧凯站了起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

金茂岳对白求恩说：“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白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他指了指自己的头和手，“有了头去想一想，有了手去为他解决问题嘛！还有比他们更好的器械吗？”白求恩大夫的话是金茂岳深受启发。

几天以后白求恩又来到边区医院他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后来金茂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主张战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应该一心一意为伤员着想，应该到战场上救护和医治伤员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不是坐等伤员来找医生。

后来白求恩坚决要求上前线虽然毛泽东找他谈话，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白求恩临走前为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的痔疮动了手术，解除了傅院长的痛苦为其留下一个特殊纪念。

白求恩介绍了他在西班牙使用的马鞍手术箱，这一点对金茂岳启发很大她也模仿者做了一个，对后来的以来哦以及伤员抢救工作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通过与白求恩的接触金茂岳深受启发和教育，从此以后他在工作中尝试着去创新，并且牢牢记着：作为医生就要一切为病人着想。

经林伯渠提议1939年9月延安中央医院成立时调金茂岳做医务副主任并支持妇产科食物，后来组织上调黎平与魏洁去妇产科做助产士。

“不搞特殊”

1938年夏天傅连奉命筹备中央医院，金茂岳任医务副主任并主持妇产科事务，1940年7月江青来到妇产科，因为她是第一胎所以很紧张。

金茂岳给她做了细致的产前检查并教给她一些生孩子的常识，8月3日江青在医院顺利生下了李讷，金茂岳和黎平把李纳接到这个世界上。

江青住院期间毛泽东曾几次前来探望，一天毛泽东又来医院特别对金茂岳的关照表示感谢，他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聊着，在了解了江青住院的情况后一再叮咛说：“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对她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中央医院副院长石昌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动机，发动起来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说：“医院病人需要安静养病发电机的噪声太大是有影响，应该让他们搬远些，但现在江青还在这里住院，若马上搬走发电机恐怕会产生误会，影响不好还是等江青出院以后再说吧。”

江青出院以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了，毛泽东那种决不搞特殊的品质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医务工作者。

当年9月16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请客答谢中央医院的医务人员。”傅连、石昌杰、金茂岳等17人来到杨家岭，江青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忙着招呼大家，朱老总夫人康克清也被主席请来做陪。

这些医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内科主任毕道文大夫生于印尼祖籍广东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1936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马德里陷落后来到中国，他在魏一斋的翻译下，回答了毛泽东的询问畅谈了自己的经历。

毛泽东也关心地询问了黎平的入党问题，当时宴会分别在两个窑洞举行，毛泽东陪男同志们一桌吃，康克清、江青陪女同志们一桌吃宴会气氛融洽，饭后江青借来照相机给大家拍照，毛泽东与男医生们在窑洞外合照了一张康克清和护士们在窑洞里合照了一张。

医疗中毒事件

1942年春的一天金茂岳接到通知要他到杨家岭去参加一个会诊，金茂岳敢去一看傅连暲、马海德都在那里，他们说王明因为心脏不好长时间失眠发生了休克正在抢救。

事后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王明自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称身体不好长期处于休养状态，王明身体确实不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其都很关心，王明住院后主管中央医院的李富春亲自来到中央医院，嘱咐傅连暲要对王明的病认真负责，毛泽东也曾亲自来探望王明。

李富春和傅连暲都亲自交代金茂岳要他给王明检查身体并组成医疗小组，由金茂岳主要负责，刚开始金茂岳认为不太合适提出自己是妇产科专业最好能找内科大夫主治。

后来李富春对金茂岳说：“你是党员中央觉得你管比较合适，你和其他大夫关系比较好，还是希望你协助傅院长管一管其他再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研究。”

王明住院后金茂岳为他进行了多次检查发现：王明的心脏有点肥大，有些杂音；扁桃体肥大经常发炎容易感冒，同时他还得过胸膜炎有点咳嗽，肺部不太好，再进一步检查化验就无法进行了，因为当时中央医院没有电，仅有一台X光机也没有办法使用。

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向傅连作了汇报，又找黄树则、马海德等会诊研究治疗方案，大家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恶化先把扁桃腺割掉，其他就是调整饮食和休养了，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及治疗意见告诉了王明，王明同意。

可当时手术需要用麻醉药、消炎磺胺药片和静脉注射用葡萄糖，黄宗洋医院都没有便向军委卫生处请求支援，王明也给军委写了封信并让他的警卫员专门去取药，正当这些准备工作进行时，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手术无法进行。

金茂岳就用刚拿来的、当时最好的消炎磺胺药片给王明服用，服用两次以后王明感到心脏有些疼痛，磺胺药就停用了，后来针对王明的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采用了传统的甘汞疗法为他治疗。

这些诊治和用药方案都是经过医疗小组集体讨论通过的，一段时间以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金茂岳就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用甘汞，但当时只通知了白班护士在护士交班时上白班的护士忘记了停用甘汞的交代，加之护理记录也有疏漏夜班护士给王明继续服用甘汞，使其病情有所加重。

后来又请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的中医李鼎铭来诊治，李鼎铭诊断认为王明肝火旺盛他开了方子金茂岳看了一下，是黄连和茱萸等李鼎铭要求在服用中药期间停服一切西药，一段时间后王明病情渐有好转。

同年春苏联医生阿洛夫来到中国为王明治疗，金茂岳将延安医疗小组给王明治病的情形告诉了阿洛夫，他特别讲了王明服用了两片磺胺药感到心脏疼痛而停用的事。

但阿洛夫却说他过去给病人使用这种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特意从苏联带来了磺胺药准备给王明服用，阿洛夫给王明服用磺胺药后有出现过以前症状最后怎么处理的金茂岳就不知道了。

后经过化验查出王明尿液里汞含量超标，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一听说便到中央医院朝南，怀疑医疗小组幕后有人指使吵着一定要追查出幕后操纵者，金茂岳回忆说他在为王明治疗的后期有好几次去王明家诊病，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国民党证。

金茂岳说：“我哪有国民党证？我不是国民党员。”

王明说：“是！因为你是红十字会的人。”

金茂岳解释说：“参加红十字会的人，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员，有许多人不是我也不是。”

后来金茂岳再去王明家时，王明又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国民党证借给我，介绍我去重庆看病做一个证明呢？”

金茂岳说：“我确实没有国民党证，我在重庆也不认识什么人。”

其实王明向金茂岳必要国民党证显然就是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谋害自己的，阶级审查他的身份。

孟庆树到中央医院闹了以后，中央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对王明的病情重新会诊，并派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主持召开调节会，按照中央的意见傅连暲组织了延安个医院的主要医生进行大会诊。

参加大会诊的有黄树则、王斌、陈应谦，还有马海德边区政府的曲正也参加了，金茂岳介绍了王明的病情、诊断、用药等情况会诊人员一起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医生一致认为针对王明的病情，金茂岳和医疗小组的治疗基本正确，但使用磺胺药对肾脏有些影响，使用甘汞治疗是有一定疗效的。

但服用时间过长导致病情的家中，金茂岳对只来哦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这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制度检查不合格措施不当造成的一次医疗事故，不存在“暗害”问题，事后中央医院将会诊结果上报了中共中央。

为此事金茂岳也为自己经验不足和疏忽感到愧疚，特意到王明家中向他致歉，王明当时表示说：“这也不能怨你。”

但这件事并没有结束，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不断向中央告状，就在阿洛夫来到延安的那个月，中央办公厅有人来通知金茂岳：“去给首长看病”，结果他一到枣园便被社会部的人拘押，罪名是“蓄意谋害王明”。

在拘押审查时，康生指使人对金茂岳大搞“逼供信”，要金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有意谋害王明。但金茂岳实事求是，不承认任何不实之词。

在金茂岳被拘留审查一年多后有一天，突然有人通知他说：“老金，你好久没参加晚会了，今天晚上礼堂有晚会你一定要去啊，愿意跳舞就跳舞。”那晚金茂岳参加了晚会，毛泽东也出席了那天的晚会。

有人把金茂岳领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金茂岳你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啊。”晚会后没几天金茂岳就被无罪释放，回到中央医院工作岗位。

实施很清楚王明对党中央批判他的错误怀恨在心，趁机发难把他病情恶化说成有人要通过傅连暲、金茂岳来暗害他，借以中伤中央领导和毛泽东。

在金茂岳被关押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上学的其子金德崇也被拘押审查，后来金茂岳教育金德崇说：“孩子要记住毛泽东说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这四个字救了咱们一家子啊！”

肩周炎引发的方针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在那一时期集中时间精力，对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和经验作了较多的总结，并且思考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

就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了一系列文章，因长时间的伏案写作和思考使毛泽东患了肩周炎肩膀疼痛，胳膊麻木。

1942年初的一天，金茂岳接到通知，要他去杨家岭窑洞为毛泽东诊病，进了窑洞，金茂岳就在毛泽东对面的椅子坐下，听毛泽东叙述肩膀疼痛、不舒服的症状后，他给毛泽东做了认真的检查。

检查完金茂岳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患了肩周炎很可能就是因为劳累和受风引起的，我给您开一些药再配合按摩针灸治疗会好的。”

说着金茂岳站起身，仔细查看了一下毛泽东窑洞内的环境布局，窑洞的陈设很简单，外面靠门口有两把会客的椅子里面靠墙是一张办公桌，然而桌对面的防空洞口引起了金茂岳的注意。

金茂岳随之对毛泽东说道：“主席您看，您这张桌子的位置正对着防空洞的洞口，从防空洞里吹出来的冷风正吹着您的肩膀，您应该把这桌子挪一挪地儿避开那个防空洞口，要么就在防空洞口挂上个布帘儿挡挡风。”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

金茂岳这次出诊看来给毛泽东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不久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还提起了这件事，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所谓学风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

毛泽东幽默地比喻说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其实那次到杨家岭的诊病，也给金茂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随口说出的“预防为主”，让金茂岳很以为然，他认为延安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药品也比较匮乏，在这样条件下提倡预防为主是个好办法。

在几次为毛泽东看病中，金茂岳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毛泽东作了交流，毛泽东很耐心地听取和吸收了他的意见，后来在延安边区医疗工作的方针中，多次提出“防治疾病，以防为主”的口号。

1941年延安曾爆发流行了伤寒病，几个月中延安中央医院就收治了百多名伤寒病患者，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也患伤寒住进了中央医院。

毛泽东即使来哦接了疫情并多次指示卫生部门加强防疫，努力防治，当时对伤寒病没有什么特效药中央医院就想方设法，专门研制制订了伤寒病人的科学营养食谱用改善伙食的方法来补充治疗。

这一方法也普及到各科病人当中，对儿童患者还强调要多喝豆浆、牛奶，补充营养增强抵抗力，以营养补充治疗促进疾病预防。

传染病的流行，更加引起了党中央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高度重视，1943年春中央医院组织了巡回医疗队，一面给延安周边群众治病，一面宣传卫生防疫知识。

1944年春节中央总卫生处和中央医院还编演了宣传卫生防疫的秧歌剧《护士拜年》，人称“卫生秧歌”演出后引起了轰动，毛泽东也看了演出和听到了群众的热烈反映赞扬道：“卫生秧歌好！”

在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下，党的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得到了加强，卫生工作被列为党对边区群众工作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

党中央还指示卫生部门要作出规划，争取在五年至十年内使每个县都有一所医院，每个乡或村都有一个医生或助产士。

1949年4月金茂岳随中央进入北京，1952年4月任中直二院和北京平安医院院长，1958年4月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1972年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1987年7月17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