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山经典学校学费（创办）

记者／陈祥

大陆文化界知名人物在2021年第一位逝者，就是出版家沈昌文，文化界一片哀悼声。他并非老一辈共产革命家，也非民国时期就名闻遐迩的左翼学者文人，他只是一介店铺学徒出身，但却从做校对开始，成为能影响当代思潮的大人物。

官方给出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出版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月10日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沈昌文

沈昌文的成功难以复制，他的基因里有浓厚的市侩、精明、务实特质，他的职业让他磨练出圆融处理人际关系的超强本事，再加上对文化的热爱之心，造就了业内成美谈的“沈昌文现象”。他广结善缘，在位不在位期间对所有人都友善。本刊记者在2010年初次见到他时，正是一副老顽童形象，如所有新闻报道描述的那样，他背着双肩包、骑着自行车从家赶赴与老友俞晓群相约的午饭。他还是一位京城美食家，尤其熟悉苍蝇馆。

一切，都跟其早年经历密不可分。

住棚户区进精英学校的特殊童年养成“奴才主义”

1931年9月26日，沈昌文出生在上海闸北一户富裕家庭里。父亲是上海富二代，家里经营专门给写字间送外卖的“包饭作”餐馆。母亲是宁波人，曾是沈家的租客。祖父去世后，祖母掌管家产，还要养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如何育儿，当时一些上海富人家庭盛行一种在后人看来很荒诞的观念，即让儿子吸食鸦片。男人只要沾上鸦片，就不会外出赌博和嫖娼，鸦片烧钱有限，赌和嫖则是所有浪子败家的公式。

果然，父亲日夜躺在家里腾云驾雾，没干过坏事，也没干过好事，他在儿子三四岁时就去世了。沈昌文晚年追忆往事时，只记得人生最早的记忆是在父亲灵前哭泣，却不记得父亲模样。不久后，餐馆生意变差，家中房产不够抵债，祖母决定全家撤离上海、躲避债主。祖母带着也抽鸦片的大女儿去烟台投奔小女儿，小女儿的丈夫在烟台海关工作。母亲带着沈昌文去宁波老家。至于上海的房子，就让债主们自己去分割占有。

不到半年，一家人又离开烟台和宁波，重在上海汇合，重新打拼生活。祖母和母亲做保姆，沈昌文进入一所宁波人办的差劲小学。他们在棚户区租了房子，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板缝很大，沈昌文清楚记得躺在床上就能通过板缝看街景。母亲一直抱怨，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上海人，她当初应该嫁给可靠的宁波老乡。活生生的生活境遇，也塑造了沈昌文的认知，他一直觉得宁波人跟上海人不一样。

接下来，家里按照宁波人的习惯来培养孩子，母亲还要不断跟祖母争论，唯恐上海似懒人般的恶习传染给儿子。家庭教育第一条是，让孩子吃得苦中苦。再有钱的宁波家庭也会送孩子去店里做学徒，三年学徒期结束后才有资格回家继承产业，宁波人嫁女儿绝不选择没吃过苦的男人。

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母亲和祖母在这一点上倒是有共识。沈昌文改进家附近的名校——工部局北区小学。家里负担不起昂贵学费，正好二姑夫的兄弟在工部局工作，他的子弟学费有优惠，因为对方孩子们是“昌”字辈，沈昌文就将原先名字“沈锦文”改名“王昌文”。

从1937年到1943年，沈昌文在这所名校里读完小学六年级，他成绩优异到自二年级起就跻身免费生行列。同学们都家境优渥，沈昌文也只能冒充好家境，祖母规定他只能跟同校孩子们玩，禁止回家后跟周围穷人家孩子玩。

出于隐瞒不堪家境，沈昌文从不跟同学们谈论家里情况。一个住在贫民窟的孩子，每天走路去精英子弟的小学读书，回家后要跟周围孩子隔离，生活比较畸形。他忧伤总结童年如何影响一辈子：“我从念小学开始，就在人性扭曲的情况下长大。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他们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

但他的心理素质非常好，永远乐观，从小擅长在困境中寻找有利条件。“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

不仅如此，沈昌文还自嘲又自豪总结，童年生活养成的“奴才主义”让自己一辈子受用。“我的这个‘主义’，日后帮助我避免出格，在党的领导之下没怎么犯错误。所谓‘揭竿而起’‘拍案而起’这类本领和行为，我从来没有。”这当然不是当“奴才”，而是精神做事，圆融待人。

“小马屁精”店铺学徒不停上函授学校并接触共产党

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英语改国语，因为日本占领了租界。沈昌文具有很强的语言天赋，英语和日语都能拿第一。然后，他考上工部局的育才中学，改姓名沈昌文。他凭成绩可以获得奖学金来抵销学费，但租界当局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不存在，奖学金发不出。幸好有教育界名流自掏腰包发放了一年的奖学金，但第二年无以为继。加上因为数学能力不行，沈昌文已经失去优等生地位，成绩只处于中等偏上，他只好在初二时候选择退学。

一家人的选择很务实，先养活自己，读书的事情以后再说。就这样，1945年3月，沈昌文被送到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即金银首饰店。从老板到伙计，店里清一色的宁波老乡，伙计都是来自宁波农村的文盲半文盲。

遵照传统，沈昌文行拜师礼仪，牢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行业精神。金银行业的风气很不错，宁波老板也是个实在人，很注重对学徒的培养。沈昌文承认：“老板不但在生活中养育我，而且负责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

沈昌文的“奴才主义”发挥作用了，他自言就是一个“小马屁精”，一边认真踏实干活，一边用心服务老板一家人。各方面讲，沈昌文都是一个优秀的学徒，加上有其他学徒不具备的文化教育水平，他深受老板一家的喜爱。为此，老板栽培他学习做账务，他就可以少干很多杂活。才一年时间，他就负责账房工作。

作为学徒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他还能在老板读报猜灯谜时候帮上忙，更是让主人刮目相看。很快，抗战胜利，美军来到上海，商人们需要跟美军做生意，沈昌文在英文学校里打下的英语底子，在此时发挥了无人可及的作用。

沈昌文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学徒中的优等生，他在1946年开始去读业余的函授学校，半工半读生活。看到学徒不赌不嫖，用少得可怜的零花钱积攒起来去交学费，老板更加喜欢沈昌文了。不过，金圆券改革来了，上海禁止黄金买卖，所有金店只能关门。沈昌文的师兄弟们大都被遣散了，他被老板留下。

老板要转行，除了做黑市交易，他利用已经积攒下的钱财来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玩乐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店铺里打牌搓麻将，因此聚集了一批社会名流，包括国共成员，甚至前汪伪要员，有人甚至还住在店里。沈昌文在伺候大家的同时，结交了不少文化人，在读书、书法上受指点颇多，他很感恩这段幸运经历。

银楼位于法租界和中国地界交界处，地下党出了事就往租界跑，国民党不能进租界抓人，银楼一带因此上演了太多的抓捕行动。银楼学徒沈昌文对共产党的最初印象，就来自于此。老板老家在宁波镇海，附近四明山是新四军三五支队根据地，老板有大量亲戚参加了三五支队。老板没有政治倾向，就是赚钱和享乐，他很喜欢新四军，只是因为可以跟新四军做生意。

新四军成员常来店里借宿，由沈昌文负责安排。来人往往会在衣服内藏着几串打土豪没收来的金戒指，用它们去市场上买军队物资，尤其是药品，以及电台用的真空管，最后甚至要买机帆船。这些事情，自然是交给沈昌文去跑腿，他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共产党，思想上受到影响。跟他来往最多的，是老板老乡、地下党员、左翼文人、《牛虻》译者李俍民。

上海的职业函授培训业很发达，付费和教学灵活，交一个月钱就能学一个月的课程，求知若渴的沈昌文学了会计，然后是无线电收发。其间，他坚持去公园里跟着自愿教学的老师学习，学过古文、英语、俄语、世界语、西班牙语。靠宁波老板给的零花钱不够支付学费了，他就去附近的赌场做服务员，去高尔夫球场捡球。

学习充满快乐，但他还是对自己的半失业现状、缥缈的未来充满焦虑。他的所有培训班都只念三个月左右，没有读完一项。解放军在1949年4月进上海后不久，沈昌文考上一所“野鸡大学”，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他的现实目标很明确，毕业后当通讯社的报务员。

秘书岗位上靠“急用先学”方法走上“坦境”

新时代新机遇来了，沈昌文在1951年初考上三联书店的校对员。他在替人买左翼书籍、报刊的时候注意到了“三联”招牌，对它产生好感。但三联要求校对员至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沈昌文和几个同学灵机一动，伪造一份报纸及其图章，用图章制造介绍信，一起被录取。

三联在上海招收的校对员里，有10人被派到北京，包括沈昌文。他稀里糊涂告别上海，这是他自去宁波之后第二次出远门。沈昌文一边做校对，一边就读北京中苏友协的俄语夜校。他关系最好的同学，居然是张治中女儿，他得以周末常去张治中家补习俄语。

作为一个小职员，沈昌文无惊无险经历过三反、五反运动，但差点栽在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中。他交代了自己全部过往经历，包括造假账，这下可能要被人民出版社（当时的三联书店只是人民出版社多挂一块牌子）辞退了。

回忆初次遭遇政治运动的坎坷，沈昌文总会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的“小聪明”起了决定作用，他翻译了几篇俄语文章并发表在报纸上，在1957年更是翻译出书《书刊成本计算》。当年，既懂出版又懂俄语的人才稀缺，沈昌文的职业表现立即吸引了社领导范用、王子野的注意。工人职业出身更是为沈昌文加分，工人阶级政治分子是一张很吃香的身份标签。

1954年8月，沈昌文成为王子野的秘书，随后获得“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这样，我在出版界里就开始慢慢站住了。开头站住，全靠俄语。”沈昌文回忆自己用努力加小聪明进入坦境，“这以后，就一帆风顺，没有再受过大的挫折。”

沈昌文强调是靠“急用先学”方法走上“坦境”。他在秘书岗位上如鱼得水，本就是上海滩伺候人的店员出身，他仔细周到服务好领导，包括送王子野太太去医院生孩子并接出院。沈昌文还有能力在高层次文化知识上服务领导，如应付王子野随口问一些书上的专业问题，他会事先把上级的提问预习一遍，去图书馆翻书备好答案。

当时的领导本就是出名的左翼学者们，听领导们整天讨论专业问题，沈昌文从中学到许多知识。“我忙得非常愉快，真是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那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呀！”

平地起楼阁，出版业务逐渐兴旺，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到处是机遇。资料室开放后，沈昌文把几万册书大概翻了一遍。当然，他一开始的目的并非出于爱好阅读研究，而是要应付领导，要在最短时间内替领导找出相关资料。沈昌文最怀念从1954年到1960年这段工作岁月，感叹相当于读了6年研究生。事实上，这6年正是人民出版社下属三联书店编辑部的黄金时代。

从参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到1960年进“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沈昌文一直抓紧一切机会看书、结识领导和老学者。尤其是1960年开始的工作阶段，让他认识了大量老翻译家，为今后翻译书籍打下基础。能借工作之便利，看大量文献资料、内部书籍，沈昌文沉浸在欢乐中。

“我的大量工作是为首长服务，从人民出版社的首长服务到中宣部的首长。也因为有这样给首长服务的经历，后来到‘批林批孔’的时候，我又被抽出来为首长服务了。”沈昌文回忆出版生涯时候并不回避自己一步步往上爬的经历。但他从不得陇望蜀要更多，他如此自我评价：“我一辈子虽然力求政治上的进步，但是我这进步是以个人的晋升为限。到了‘小知识分子出身’可能谋求到的进步的限度，我就不再‘进’了。”

再往后是政治狂飙的年代了，等重归平静时代，沈昌文真正发出耀眼光亮的时刻来了。主管新创刊的《读书》杂志、执掌重建的三联书店，他以这两个身份在文化界奠定地位，并给几代国人同胞提供饥馑年代的精神食粮。如何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做到无人能超越的平衡水平，沈昌文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这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