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大学外援女（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建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签署的无线电教官派状）

　熊式辉生于1893年，江西安义县人，1920年受孙中山先生的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学校，1924年毕业，清末，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南昌行营参谋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江浙皖剿共总指挥，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等多种要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授陆军中将军衔，主政赣政长达10年，是国民党内新政学系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民国时期江西五大名人之一。

督赣十年熊式辉（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谭洪安，熊学慧）

1931年12月15日，一纸来自南京的委任状，把年方38岁的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推上了江西省主席之位。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举行临时会议，面对胡汉民、汪精卫两大党内反对派“逼宫”的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下野”。

而一个半月前，在与南昌相隔千里的“红都”瑞金，熊式辉的同龄人毛泽东，尽管刚刚率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仍然遭到共产国际撑腰的“左倾”激进派批判，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

蒋、毛二人分别领衔的国共两大阵营持续数年的激烈较量中，土生土长的赣人熊式辉，第一次冲到了最前线。留在老一辈江西人记忆中的，是他面对战火纷飞的乱局，督赣十年，居然能让积贫积弱的江西，获得了大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1临危受命

接获任命消息后，人在上海的熊式辉随即飞赴南昌履新，不料中途飞机失事，他从空中摔下，幸而接近地面时被树枝挂住，只跌坏了踝骨，治愈后脚仍有些瘸，人称“熊拐子”。

熊式辉大难不死，似乎预示着此行十分凶险，但隐藏着起死回生的机遇。在当年朱毛红军连战连捷，中央苏区日益坐大的情势下，江西省主席显然不是一个美差，而刚从中原大战抽身出来的蒋介石，认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誓戡“内乱”，不是忠心耿耿的得力干将，也绝不会委此重任。

熊是南昌市西北郊安义县人，年少时热衷学习军事，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在南京读军校的他连夜赶赴武昌参加学生军，并加入同盟会。1915年，他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在国民党元老、江西老乡李烈钧麾下任职，1921年获保送日本陆军大学，三年后学成返粤，不久以军代表和师长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回了老家，一度出任江西省政府委员。

他之得到蒋介石信任和青睐，除了确有过人学识和能力外，还与1927年8月蒋氏的首次“下野秀”中坚决表态共进退，以及1930年中原大战时发表拥蒋通电(熊时任淞沪警备司令)，声讨冯玉祥的“义举”有关。早期“剿匪”失利后，蒋介石亲临南昌行营督战，把熊式辉也带了回来，旋即取代指挥不力的前省主席鲁涤平。

根据中共官方史书的说法，曾经连战连捷的江西苏区中央红军，之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1933～1934年)中遭遇失败，党内斗争导致战略失当是主因，而敌人采取了步步进逼的“碉堡战术”，杀伤力也甚为巨大。积极落实执行这一战术者，正是军校科班出身的“新官”熊式辉。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建立和巩固农村基层组织，是以熊式辉为首的战地智囊团向蒋介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借势复出)奉上的又一道杀手锏。结果大家都清楚，苦战一年后，根据地不断被蚕食的红军终于支持不住，于1934年10月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5年元旦，熊式辉向2000余万江西人发表新年贺词，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全省官民要上下一心，咬紧牙根，拼着三年流汗，努力用双手来做“复兴事业”，建设新江西。江西省政府随后确定1935年为“建设年”。

近年来内地出版的《江西通史——民国卷》中对此较为客观地评价道，自红军退走后，江西地方当局一边继续“清剿”游击队，一边着手善后与建设，“在熊式辉主持下，收拾残破，力行革新，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打下基础”。

2战时奇迹

自辛亥革命以来，除了李烈钧外，江西一直处在外省籍军阀统治之下，他们或各存私心，只顾捞好处，或忙于抢地盘、无人真正关心江西的经济建设。熊式辉走马上任，顺应了长久以来“赣人治赣”的地方呼声，而他也确实不负乡亲父老所托，督赣十年间(1931年12月～1942年2月)，江西经济尤其是近代工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其实，早在1932年底，熊式辉即推出《江西三年建设计划》，第二年又成立江西省经济委员会，着手进行一些建设，但直到1935年起，全省才真正集中力量，从“协剿”转向发展经济。

熊式辉推进江西近代工业，先从招揽各路专门人才入手。比如1933年春邀请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萧纯锦出任省经济委员会主委，萧是江西永新人，留学美国多年，曾任东南大学(即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东北大学(张学良创办)校务委员兼系主任等职，他是为熊的诚意所感动，才舍弃故业，回到仍在战火中的家乡。

另一重要“引援”，是抗战爆发后请来福建人杨绰庵，出任省建设厅厅长(1937～1943年)。杨先后服务过北京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亦到新桂系治下的广西任过职，见多识广。在正牌留日海归熊式辉的支持下，杨绰庵利用战火迫使大批人才内迁避乱之机，高薪聘请国内知名的科技专家，聚集到我方控制的泰和、吉安、赣州等地，担任江西各大省营工厂的厂长或经理。这些人中，不乏留学欧美和日本，以及出身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专才。

根据井冈山大学历史系刘义程的研究，熊式辉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时，财政极为窘困，省库中只剩下15元钱，多方筹措资金，投资创办工矿企业，成了他的“头号工程”。本来经过三年建设(1935～1937年)，江西省工农业有所发展，财政状况逐步好转，但1939年3月日军占领南昌，省政府不得不迁往中南部的泰和县办公，各项经济来源又告枯竭。为了筹措工业建设资金，熊式辉接受杨绰庵的建议，开拓本省钨、锡两矿的资源来增加收入。

此时江西盛产的钨、锡，已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一接管，熊式辉动用影响力，让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政府签订合约，所有经营钨砂贸易的盈利，双方各得一半。自1936年5月至1941年5月，江西省总共从钨砂贸易中收入3509万多元。这些资金投入到江西的战时经济建设中去，创办了数十家省营工厂，涉及电力、机械制造、冶金、化学、纺织、印刷、碾米等多个轻重工业部门。所有省营工厂，均冠以“民生”二字。

江西工业原多聚集在赣北九江及景德镇一带，抗战爆发后，工业重心南移，熊式辉遂将1940年定为全省“工业年”，同年9月在地处赣南的赣县创设江西省工业实验处，“意在研究本省原料之利用，设计和制造各种机械、器材，并使之渐趋于标准化”。

据统计，到1942年初熊式辉离赣时，江西省省营工业，“总共资本额达1600余万元，实际使用1000万元，全年生产总值3400万元，职员1000人，工人约5000人，年可盈余500余万元”。

时人回忆，抗战期间江西省省营工业的发展，“非但及时补充了战争中期的军需民用，而且支持了江西人民较顺利地渡过了战时的后期难关。”1945年出版的《江西统计提要》记载，到1944年，包括中央政府和江西地方政府经营的工矿企业在内，全省官营工业的投资额达6420万元。考虑到该省抗战前的薄弱基础，以及抗战期间的动荡局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3未竟全功

除着力推进近代工业外，熊式辉主政江西期间，农业生产也很快恢复，1932年度全省库存粮食为41万担，1934年增加到86万担，1936年更急升至372万担。交通基建也突飞猛进，如1934年7月开始修筑浙赣铁路，仅用了一年半，赣东北玉山县至省会南昌一段就建成通车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昌至赣西萍乡段竣工。在当时的施工技术条件下，全长550公里的铁路，三年全部完成，实在令人惊叹。

行伍出身的熊式辉，很有市场推广意识，在任期间多次开展提倡国货运动，扶持和促进本省工业产品的销售。如早在1936年5月，就借浙赣铁路南昌段通车之机，联合浙江省政府和浙赣铁路局，组织全省60余家厂商，在杭州和南昌分别举行浙赣特产联合展览展销会。展销期间，江西特产在杭州极为抢手，景德镇瓷器甚至出现脱销，曾经三次回赣补货。

1942年熊式辉(军装)与驻美大使魏道明

他还十分重视总结施政经验，1941年主持出版“熊主席治赣十周年纪念特刊”，即《赣政十年》一书，其中收录《十年赣政之回顾与展望》、《十年来之江西财政》等省政府各主要部门负责人撰写的工作概述共45篇，以及他本人撰写的《赣人治赣的真精神》一文。

在熊式辉督赣十年前后，“山西王”阎锡山、“南天王”陈济棠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也分别在山西与两广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推行社会与经济建设，取得可观成绩(详见本报2012年1月2日D8版《翻云覆雨两政商》及2月27日D8版《南国“二陈”鏖战急》)。不同的是，他们都是与南京政府貌合神离、争权夺利的地方军阀，积极建设家乡时不免掺杂私利，而熊则自始至终为蒋介石的部属和忠实支持者。况且在辛亥革命后到抗战爆发前的20余年间，前几个省份都有过或长或短的内政稳定，关起门来埋头建设的时期，唯独江西，几乎总是在战火中度过，能够取得如此业绩，殊为不易。

1942年3月，蒋介石将治赣政绩斐然的熊式辉调往陪都重庆，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随后出任驻美领使代表团团长，开始了另一段政治生涯。

遗憾的是，熊式辉十年苦心经营江西的成果，最终还是大部分毁于日寇的炮火。1945年初，在太平洋[-1.01% 资金 研报]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日军，再度对中国内地发动大规模攻势，赣西南战役是其中之一。日军两个师分别从湘东和粤北，进攻赣西和赣南，国民党军队败退，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及遂川、赣州等重镇遭受蹂躏，省营企业大半被毁，最严重的泰和、赣县两地损失总计10多亿元，侥幸保存者只有6家，数十家民营企业更因来不及转移，损失无法计算。

抗战结束后不久，内战又告爆发，接任熊式辉主持赣政的数任省主席，也就没有余暇再来搞建设了。

4余音不绝

历史学家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纲》中曾记载，“1942年5月，熊式辉主张中国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反对，胡适(时任中国驻美大使)不甚热心。6月，熊改向白宫行政助理居里献策，谓美国对华援助物资有限，正应取消不平等条约，给以精神鼓励。美国政府认为这是惠而不费之举，经与英国交换意见后，10月9日，国务卿赫尔通知新任驻美大使魏道明(接替胡适)，准备与中国谈判放弃在华特权及有关问题的条约，另订新约。同日，英国亦有此表示，继之为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

熊式辉结束赴美使命后，回到重庆当上了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日本投降后即奉蒋介石之命，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度与中共正面交锋，争夺东北。对手依旧，可是时移世易，他不久即因接收失利遭撤换，改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闲职，从此失宠于蒋介石。

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熊式辉担心受到冷遇，未直接赴台，而是寄居香港和澳门，并动用积蓄尝试在泰国曼谷经营纺织厂。可惜他虽然是军政界老手，又推动过数以千万计的公营投资，亲自当老板却非所长，很快数十万投资就遭人骗光。走投无路之际，只得于1954年去台湾，平时偶尔与遭到蒋介石幽禁的缅北抗战名将孙立人有所接触之外，一心闭门读书，整理历年日记，写作从政回忆录《海桑集：1907—1949》。后来为该书作序的著名学者余英时评价说：“《海桑集》是一本历史价值最高的回忆录，比一般老人晚年自传或口述历史更为详实可信。”

1974年，81岁的熊式辉病逝于台中。次年，对他先有知遇之恩后来弃之如敝屣的蒋介石辞世，又过了一年，他的同龄人和老对手毛泽东也走了，中国现代历史缓缓翻过了最沉重的一页。

还有一段小插曲：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前后，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大发表的多次讲话，都需要翻译成英文，但封闭许久的大陆缺少英文高手，代表团特地请来任职联合国口译组的熊式辉之子熊元夏帮忙，一起逐字修改英文稿，以尽量达到“信、达、雅”的水平。想不到三十年之间，熊氏父子以如此遥相呼应的方式，为中国人堂堂正正重返国际舞台，先后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