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校长（1955年授勋前夕）

1955年，为表彰在革命战争上的有功之臣，党和国家为我国人民解放军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授衔仪式，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进行全军授勋，也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一刻开始，将实行正规化的建设。

如今60余载过去，人们至今仍能记得当时光荣授勋的元帅将士们，却不一定知道，这场盛大的授衔仪式的主持人竟曾经是一位国民党将领，且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对他的工作能力赞不绝口。

他是谁？他就是有着“红色牧师”称号的余心清先生。

然而，为什么拥有这样背景的余心清先生会被委任为典礼的主持呢，这其中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

余心清

授衔仪式主持人余心清

在1955年授衔仪式的前夕，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这次大典的主持人选，也曾多次开会探讨，反复磋商后，最后还是一致决定，由典礼局长余心清负责典礼的主持和衔接。

余心清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不论是对于外宾的接待、机关、民族、甚至是战线的统一等方面都曾有着卓越的成绩，且余心清的口才非常好，是个天才演说家。

不用怀疑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余心清的办事能力以及专业能力是极为认可的，所以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余心清就被推选出任典礼局局长的职务，并由他负责主持一切有关外交活动的事宜。

不仅如此，余心清也曾在解放后，担任过新政协副秘书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且余心清曾在美国留学，对主持、接待、礼仪等方面的事宜甚是了解。

如此看来，余心清确实是主持授衔仪式的最佳人选，且在最后，余心清也是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开国大典的主持流程。

余心清工作严谨细致，且事必躬亲，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也不仅仅只是来源于余心清身上的表彰和头衔。

事实上，在主持授衔仪式之前，其实余心清还主持过一次更盛大的典礼。

委任“国家典礼局局长”

彼时，内战刚刚结束，因为在抗日战争以及内战时期的卓越表现，余心清在随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中，被委任了多项职务，其中就包括出任国家第一任“国家典礼局局长”，负责一切大大小小有关于外交方面的任务。且成立了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

一个机关刚建成时总是会因为各种琐碎的任务和工作而忙得焦头烂额，当时的刚结束内战的中国百废待兴，虽然全国人民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但无奈各行各业都才刚刚起步，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磨合。

面对这样的情况，余心清先生时常为教育和工作人员们打气，他明白这份工作背后的政治意义，也明白，面对刚成立的新中国，任何事情都马虎不得。

余心清严于律己，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是高标准严要求。

一次，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会议上笑称：“现在各个干部部门都在说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也没有副职，我看他的工作也干得蛮好的嘛！”

北京市市长彭真也曾高度赞扬过余心清先生的工作，他表示：“论年龄，余心清同志比咱们大；论学问，余心清同志比咱们多；论工作效率，余心清同志比咱们高。咱们都要向余心清同志学习。”

彭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作为国家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变得更加忙碌起来。

这是余心清参加的第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典，为了新中国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他事无巨细，达到流程的决定，小到窗台上一盆花的摆放位置，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能被载入史册，成为人们的口口相传的佳话，这其中绝对少不了余心清先生的贡献。

在开国大典结束后，紧接着的，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宴会，也就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开国第一宴”。

这场宴会有着非凡的意义，它预示着新中国将第一次正式的对外展开建交。

当然，这场开国第一宴会的安排和规划，也必然是由余心清先生负责的。

这场国宴一共共有600多位中外来宾出席，因此在礼制和流程规划上便显得更为繁琐庞杂，这巨大的工作量，也不免让余心清压力很大，他不想让任何一个小细节出错，也不想让新中国的开端不完美。

从宴会嘉宾的坐席、流程细节、酒品的选择、菜肴工艺，以及各方的礼仪习惯等，有关宴会的每处细节，余心清都会一一过目。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典礼局局长，也是是典礼局上唯一的编制，这就意味着各种礼仪制度、外交处理方式等都没有可以让他借鉴的先例。

所幸，在余心清先生细心的监督和规划下，让这场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第一宴”获得圆满的成功。

1949年，在开国大典和国宴结束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要与中国建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外交活动，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的建交大会，也是由余心清先生负责的。

在外交活动开始前，余心清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展开过多次会议，研究并学习各国的礼仪以及国际上的邦交惯例，最后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习惯制定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套外交礼仪规定。

这套我国最初的外交礼仪制度，这不仅使得中苏建交大会完美收官，更是为之后的中日建交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余心清先生拥有崇高的爱国情怀，他一身正气，性格耿直，心性坚韧，小时候家中的贫困以及磨难，让他更明白人世间的疾苦，也明白教化下一代的重要性，事实上，余心清之所以能拥有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好的品质，也是与他坎坷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军营里的“红色牧师”

余心清先生生于1898年，祖籍安徽合肥，但自幼与家人生活在南京。

小时候，因为家中贫困，余心清连小学都未能上完，便中途辍学。

为了帮家里减少负担，年纪尚小的余心清就开始在五台山一带帮忙种菜，或代别人撰写书信，来赚钱补贴家用。

虽然家中没有条件，但余心清从小酷爱读书，并因为常常帮别人撰写书信从而习得了一手好书法。

因为想要读书的强烈愿望，使得余心清在17岁时考上了当时美国在南京开办的金陵神农学院。

这所学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不仅不收学费还管饭。

4年后，余心清顺利以优异的成绩从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专职牧师。

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河南的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在当地举办了一个夏令营，旨在邀请各方名人为学生们做演讲。

此时，已经24岁的余心清也受到了邀请，即代表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出席。

因为当时的余心清还不被人们所熟知，所以便被安排在了最后演讲。

最好的,往往压轴出场。

最后上台的余心清以出色的口才和极高的感染力让他在一瞬间就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心，这次成功的演讲使得余心清在获得了台下所有人掌声的同时，也受到了“基督将军”河南督军冯玉祥的赏识。

随后，冯玉祥便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中来担任“随军牧师”。

1926年，凭借着出色的能力，余心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那时的大文豪们，像是胡适、徐志摩、陶行知、外交官顾维钧等人成为了校友，并在那里学习行政专业。

在美国留学期间，余心清始终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他想让中国变强，走上富民之路。

最后他明白了，要想让中华民族的觉醒，并不是一两个革命家的事，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义务和责任。

毕业后回到国内的余心清，继续回到冯玉祥手下做事，并出任了河南开封训政学院的院长，以及育德中学校长的职务。

秉持着爱国的信念和教化下一代的责任，余心清在任职期间，为冯玉祥管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辖区培养出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随后不久，余心清就升职做了冯玉祥的秘书长，自此，余心清也成为冯玉祥极为信任的得力助手。

在冯玉祥的军中，余心清虽然是“专业的神职人员”，但他却从不和军人们讨论上帝，相反，他为军人们仔细的讲解什么是革命的潮流，中国贫困的根源又是什么，我们身为中国的军人应该负起怎么样的责任。

一次，泰安德真中学邀请余心清去做基督传道工作，而上了演讲台的余心清就开始给学生们讲起了列强压迫、民族独立、争取自由、以及如何让国家兴盛富强等。

台下的学生在他的演讲结束后都激动不已，之后学生们也亲切的称他为“红色牧师”。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 冯玉祥隐居山西汾阳，随后，余心清也来到山西汾阳，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校长。

上任后，他为学校制定了教规和校训，并时常教导学生：“我们国家目前内忧外患，同胞们都处在亡国危险的边缘，所以你们一定要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

在余心清的影响下, 很多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孩子，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为祖国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余心清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国，且具有前瞻性的人，他常常教导人们要向善多思、品行如一、文武兼备，不可否认的是，“红色牧师”余心清先生，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

苦难铸就坚韧

多年的教化育人，让余心清的性格变得更加细腻沉稳，但，只有经历过极致苦难的人，才能练就钢铁般的心性。

余心清先生一生中经历过两次磨难，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是在祖国内战期间。

1933年，余心清奉命，去往福建参加一个由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发起的抗日活动。但遗憾的是，这次事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余心清也遭到了敌方官兵通缉，被迫流亡到了日本。

经过此次事件，余心清更加坚定了保卫祖国的信念，远离祖国家乡的他方法设法的想要回到国内，继续抗日工作。

1935年夏，余心清冒着极大的危险潜回国内，并找到了已移居山东泰山的冯玉祥，继续在他手下从事抗日活动，在西安事变后，余心清担任集团军军训处长，利用特殊身份之便推进了抗日战争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余心清也坚持着传播思想和教化育人的工作，他始终坚信，只有人们都负起保卫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中国才能真的强大起来。

1946年，就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民终于得以调养生息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敌方军队却突然变脸，为了其自己的利益，再次将无辜的人民卷入了内战，并企图抹黑篡改我方军队在抗战时期所做出的贡献。

余心清对国内的形势感到很失望也很无奈，但很快他就收拾起心情，再次投入到了教化育人的工作中。

随后，余心清受到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孙连仲之邀，前往北平担任“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余心清知道北上的重要性，周恩来与叶剑英也希望他能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

孙连仲

1947年，解放大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在余心清的耐心劝说下, 孙连仲也表示愿与中共合作，激动的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表示：“孙决心合作, 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然而，就在此时，中共在北平的秘密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侦破，导致我方以余心清为首的一大批优秀的同志以间谍罪被捕，并押解到了南京。

入狱后的余心清，面对国名党特务的多次威逼利诱都毫不妥协，令人作呕带着血污味的囚衣、3天一次伴着沙砾的小米饭、以及日夜不间断的审讯，余心清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1948年，以为自己就这样要活不成了的余心清曾在狱中写下遗言：“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所幸，在解放军多年的努力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宣布“下野”，解放军隔江的炮声，代替了贺年的鞭炮声。

随后，中共以及原西北军将领即刻对余心清等同志展开了大力营救，余心清的妻子，刘兰华也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余心清曾经的授课老师，发出求助，最后终于使得余心清获释出狱。

“爸爸！自由了！回去吧！”余心清的女儿余华心曾这样拉着爸爸的手激动的说。

司徒雷登

心系中国真英雄

那时的余心清也已经51岁了，在经历了半生坎坷磨难后的他，并未被就此磨平了心性，出狱后的他在开国大典前夕，与妻子刘兰华、女儿余华心，一家人辗转回到了北平，继续为国家以及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着卓越的贡献。

刘兰华

“红色牧师”余心清先生一生教授过的学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像是抗日烈士李荣、原国务院参事王森、以及原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等等。

在出狱后的那段时间里，余心清先生将自己在牢狱中的经历写成了一篇约10万余字的长篇传记，《在蒋牢中》，随后交由港报连载，并在1981年11月出版成书。

中国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也在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书中描写过自己，与那段时间的余心清先生的偶遇：“这个可爱的老人，长得白净、魁梧、有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和极爽朗的声音，他知识广博、待人宽厚、喜欢儿童。

我知道他在赶写一本书，虽然四九年之前他就回北京了，但我经常会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他，他是那么漂亮风度，很适合做典礼局局长。”

然而世事无常，令人遗憾的是，余心清先生在1966年时去世，享年68岁。

黄永玉

革命自有后来人

余心清先生的挚友尹心田，曾在其葬礼上赋了一首七言诗以此悼念余心清先生：“讲圣经讲革命，红色牧师世人惊。莫说文人纸谈兵，抗日救国急先锋。”

虽然余心清先生曾担任过国民党军政处的处长，但他一直心系中央，希望祖国富民强大，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事必躬亲，为国家初期的外交工作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如余心清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伟大的时代将造就伟大的青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 但一颗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心是始终一贯的。

参考文献：

[1] 尹家衡.“红色牧师”余心清的爱国人生[J].钟山风雨人物春秋2006年第04期,江苏:钟山风雨杂志社,2006.(04):37-41.

[2] 付青燕.余心清：从策反入狱到新中国典礼局局长[J]. 文史周刊·民革前辈与新中国:团结报,2019.(007):01-02.

[3] 余心清.在蒋牢中[M].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4章-第8章.

[4] 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走读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