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校训（国学智慧）

慎思明辨：中华文化的审辨思维与怀疑精神

胡立根

慎思明辨：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语出《礼记·中庸》：“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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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博学之，审问之①，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②。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③；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第二十章》）

【注释】①审：详细、仔细。审问之：指对学问要详细地询问，彻底弄懂。②笃：切实地；坚定。③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不求教则已，既然求教，没有彻底明白绝不停止。弗：通“不”。措：搁置，停止。

校训文化与慎思明辨

走进中山大学校园，来到校园中轴线上，你会看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个大字，这十个大字就是中山大学的校训。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其中武学堂是“黄埔军校”，文学堂是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题写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十字校训。

当年，中山先生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校训，意在勉励学子博览群书，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希望学子们能够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能够理论与实践结合，他更希望学子们能充分学习科学，发展科学，用所学的知识为社会实践服务。中山大学从成立至今90多年，中山先生题的这十字校训从未变更。

有意思的是，在我国以“慎思明辨”为校训的学校不在少数。

如同在广州的广东顶级的理工学府华南理工大学，竟然于2006年07月启用新校训，该校训与中山大学的校训只少两个字：“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我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校训也是“笃学、慎思、明辨、尚行”。

历史悠久的名著中学也有不少以“慎思明辨”为校训的。如创立于1902年的江苏扬州中学的校训就是“慎思明辨，格物致知”；创办于1929年的浙江淳安中学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而即使在新时代创立的学校，也有以此为校训的的，如创办于2001年的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的校训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让北大精神在这里延伸”。

这些著名的中学和大学都以“慎思明辨”为校训，因为“慎思明辨”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

中华文化怀疑精神之源

“慎思明辨”语出《中庸》。《中庸》这一儒家经典在谈论治学时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五种态度和方法，也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精进的几个阶梯：从广泛学习开始，经过询问质疑、深思慎取、明辨真伪，最后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以“学”开始，以“行”为归属或目标，立足于学习者的实际，强调坚持不懈，强调笨鸟先飞，中间经过仔细的探究思考与审辨。这体现了儒家慎思明辨的思想，知行合一的思想，学习与探究相结合的思想，也体现了我国早期思想家对学术理性的追求。

可能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怀疑精神，对独立思考和审辨思维重视不够。其实，处在中国思想史源头的先哲们，是富于审辨思维的。远在《中庸》提出慎思明辨之前，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的出现，就是中华民族善于“慎思明辨”的明证。

比如道家的老子，就是一个极富独立思考的学者。当人们都以“天下之美为美”“天下之善为善”的时候，老子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说：“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提醒人们，“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智者不博，博者不知。”当天下都以“强者为强”的时候，他却发现了柔弱胜刚强，即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所谓“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当人们都在崇拜物质享受、智慧和仁义的时候，他敏锐地看到了物质享受、智慧与仁义的双刃剑特征，从而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以至于提出“绝圣弃智”的极端主张。他实际是在教导人们要慎重思考，要明辨是非和陷阱。

至圣先师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只学习不思考，就会受蒙蔽，受欺骗。“罔”就是缺乏“慎思明辨”的结果。为此，他提出要“正名”。《论语·子路》中记载：当子路问孔子，如果要孔子从政，他首先想干什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他的理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正名”，实际上是要叫人“明辨”。

儒家的另一位大师孟子，则更是审辨思维的代表。我们知道，孟子善辩，且辩无不胜，孟子的辩才主要来源于其独立思考，来源于其“慎思明辨”。例如《尚书》，当时的学者将其奉为神圣的经典，岂敢怀疑！但孟子却对其中的有些内容提出了质疑，不仅质疑，甚至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千古至论。当人们将“忠君”奉为圭臬，以至于接近愚忠的时候，他则辨析了什么才叫“君”，什么叫做“弑君”，甚至提出，君不像君，推倒何妨。君不像君，杀之何妨！孟子破解了由孔子而来的儒家“忠君”思想可能导致“愚忠”的理论难题。他明确提出“心之官则思”，在他看来，心是干什么的？心就是用来思考的，不思考，长个心干什么？人类的思考能力，是上天为了人不受蒙蔽而赋予人的特权。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慎思明辨”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他似乎为“慎思明辨”找到了理论根据。

在诸子百家中间，还有一个学派叫做“名家”，这个学派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叫公孙龙，他留下了一本著作《公孙龙子》，书中有一个十分有名的文段，叫做“白马非马”，主要讨论“白马是不是马”的问题 。问题是这样展开的：有人问公孙龙，“可以说白马不是马吗？”公孙龙回答说可以这样说。但问题来了，那人问道，“如果我有一匹白马，不能说我没有马呀？既然说‘我有白马，就是有马’，那么白马不就是马么？怎么说白马不是马呢？”公孙龙回答说，“我找你要匹马，你可以牵来一匹黄马、黑马；但如果我找你要一匹白马，你牵黄马黑马来就不行。可见黄马、黑马不是马，白马也不是马。”这下可把人搞糊涂了，那人反问道：“世界上没有无颜色的马，按你的说法，一切有颜色的马都不是马，这怎么说得通呢？”公孙龙说，“‘白’字只表明颜色，并不是限定‘马’的。”

其实，这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字的理解，“是”字可以理解为“等于”，也可以理解为“属于”。“白马非马”的意思是，白马不“等于”马，即白马与马两个概念不相等。“白马是马”说的是白马“属于”马。这就是数学的集合，“白马”是“马”这个概念的子集，两者是一种包含关系。

这个论题影响很大。据说孔子的六世孙叫做孔穿，是个有名的聪明人，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不服气，便去找他理论，当时公孙龙是平原君的门客，于是论辩就在平原君家里进行。孔穿跟公孙龙说“如果你放弃‘白马非马’这个说法，我就做你的弟子。”不料公孙龙竟然说，“‘白马非马’是孔穿你的祖先孔子赞同的，你怎么能反对呢？”孔穿当然不信，自己的祖先孔圣人那么圣明，怎么会赞同“白马非马”这种谬论呢？但公孙龙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当年，楚王打猎的时候，将一张弓丢了，于是楚王的随从便去寻找那张弓，楚王很大方地说，找什么呢？我在楚国丢了弓，是楚国人捡了。意思是肥水没流外人田。当年孔子听了楚王这句话之后说，“楚王的仁义不够到位，应该说是‘人丢了弓，被人捡了，何必要说楚国呢？’”公孙龙评价孔子的说话，孔子就是将“楚国人”和“人”这两个概念分开的呀，孔子都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将“白马”和“马”这两个概念分开呢？听到这里，孔穿只得甘拜下风。

白马非马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战国时代人们的那种“慎思明辨”的精神。

至于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名人庄子，更是思辨的高手，他与战国时代名家学派的另一著名人物交情颇深，这个人叫惠施。在《庄子》一书中，惠施的出镜率特高。庄子一生似乎都在和他论辩，以至于惠施逝世之后，庄子有痛失对手之感。《庄子·徐无鬼》记载，有一次，庄子经过惠施的墓地，向自己的随行人员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楚国有个石匠技艺高超，他让人在一个人的鼻子尖上涂上薄薄一层白泥，然后他挥动斧头，将那鼻尖上的白泥砍削干净，而那人鼻尖竟没有任何损伤，那鼻尖涂泥之人也了不起，任这石匠“运斤成风”，竟然神色如常。当时宋国的国君听说这件事，啧啧称奇，也想让这石匠在他的鼻尖上试一试。不料那石匠说，“我当然是能运斤成风砍削鼻尖之泥，但是我那个对手也就是能与我配合的人不在了”。说完这个故事，庄子向惠施之墓拱手行礼，十分伤感地说：“先生啊，自你死后，我再也找不到高水平的论辩对手了。我真实寂寞啊寂寞啊！”应该说，正是惠施与庄子的论辩，推动庄子慎思明辨，成就了庄子的学说。

传统怀疑精神的广泛流布

不仅哲学家们如此，文学家们也有这种审辨探究的习惯。比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如果说他的《离骚》表现的是诗人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代表作《天问》，则更表现了诗人的理性的思辨与探索。你听：“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意思是说：天地初开之时，谁将此态告诉后代的？天地成形以前，又凭什么来研究？昼夜混沌一片，谁能探索个究竟？大气迷蒙无物，怎么认识清楚？《天问》全诗373句，1560字，写的都是诗人对于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现象的沉思与追问。

这种思辨的精神，不仅在文化史思想史源头的先哲哪里是如此，后来的学者文人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例如，理性思辨发达的宋朝。宋朝有一位科学家叫沈括，他从小就喜欢思考。一次，他读白居易的诗《山寺桃花》。当读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时，感到不解：为何我们平地的花都谢了，山上桃花才刚开呢？为了探个究竟，他约了几个好友上山考察。上得山来，果真看到了几处桃林，满树的桃花开得正艳。他们几个将山上山下的情形一对比，终于发现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因此花期才比山下来得迟。正是凭着这种求索精神，他后来写出了充满“慎思明辨”精神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

明代杰出医药学家李时珍的药学名著《本草纲目》也是“慎思明辨”的结果。李时珍医术高明，但一次有个病人吃了他开的药后，病情反而加重了。李时珍仔细查找原因，最后发现，原来是药铺根据古代药书上的错误记载，将一种有毒的药当做另一种无毒的药了。这个错误的原因虽然不在他，但他深刻反思，认为这是药学界对各种药物没有能够仔细甄别的结果。于是他发誓要弄明白各种药物的药性、用途，重新修订本草。为了修订旧的本草书，他博览群书，将各种医药典籍，互相参证；他遍访名医、樵夫、渔民、猎户，收集验方、偏方，亲自到深山野岭，几乎走遍了产药的名山。为了仔细甄别药材的药性，许多药材他都亲口品尝，以致多次中毒。终于他花了27年，凭着他的审慎和严谨，写下了被称为“东方药物巨典”的不朽巨著《本草纲目》，为我国医学宝库留下了一份珍重遗产。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先秦之后，这种慎思明辨的怀疑精神似乎有逐渐消减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