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军校有哪些学校（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

不管是古代还是如今，一个国家如果能有几支名声响当当的军队，那么打起仗来还未动一兵一卒就能达到先威慑住敌人的效果。

在大革命时期，我党也有一支直接领导和在掌握的正规革命武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中虽说叶挺所在的独立团名气最大，但是其他各师师长都有谁，他们的人生走向何处，一直以来人们也颇感兴趣。

叶挺

“铁军”之威名

提到“铁军”，也许人们脑海中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指的是叶挺独立团。

其实不然，“铁军”之名，应该是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参加北伐的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不仅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还与我党人民军队的创立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渊源。

国民革命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1917年，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在当年九月于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这年冬天，建国粤军成立。

到了1925年，广州的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之后，将所辖的部队进行了统一的改编，命名为国民革命军。

而粤军第一师便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李济深担任军长，下辖陈铭枢的第十师、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徐景唐的第十三师以及叶挺的独立团。

李济深

在最初的铁军部队里，有着许多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并且一大批共产党员身在其中。

到了1926年初，广东和广西终于统一，国民政府作出了北伐的决定。

国民革命第四军由时任副军长的陈可钰率领着陈铭枢的第十师、张发奎的第十二师还有叶挺独立团踏上了北伐之路，而其余的部队则由军长李济深率驻守在广东。

陈可钰

1926年的5月，担任着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率先进入到湖南地区，昼夜行军从永兴赶到了安仁。

是时敌军重兵压境，但我军支援部队还未到，叶挺独立团咬牙苦战了两天，打破了敌人占领湖南的企图，首战告捷。

两个月之后，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发起了醴陵战役，将醴陵和株洲收入囊中，此后铁军的其他部队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一路打下了武汉的汀泗桥、贺胜桥，参加武昌战役，取得了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第一次北伐战争之后到第二次北伐战争之前，国民革命第四军由于战功卓著，进行了一次扩编，将其扩编成了第四军和第十一军。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后在统一战线下发起的，所以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与在其中。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卓越贡献，北伐军中的一些部队逐渐被我党控制在手中，如第四军的二十五师、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

然而，随着国民革命的持续推进，汪精卫逐渐露出了他的丑恶嘴脸，开始对我党挥刀相向。

张发奎、陈铭枢等原第四军其他师长的命运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各为其主的师长

1889年，陈铭枢出生在广东省的合浦县（今属广西），20年代初期，陈铭枢进入了广州黄埔军校陆军小学学习，后来加入了同盟会。

1926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师的师长率部参加西路军的行动，第二年第四军改编之后，陈铭枢变成了第十一军的军长。

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作为国民党名将的陈铭枢受到了重用，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在党内闹得不可开交。

不过此二人对一件事情倒是达成了一致，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对日本实行妥协的政策。

陈铭枢坚决反对妥协政策，当时陈铭枢率领的是十九路军，军队中人人怀着必死之心，誓死保卫国家。

当时陈铭枢曾经多次亲临上海慰劳将士，在沪期间，移民法国的记者曾经问过他，这次战争的意义是什么。

陈铭枢斩钉截铁地回答：“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意义很简单：反侵略战！”

记者又问：“中国方面能够有必胜的把握吗？”

他再答：“我们只知道谁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谁。至于胜败，我们始终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陈铭枢

到了二月份，日军重兵进攻，十九路军疲于应对，但大家都觉得不应后撤，主张死守待援，随后陈铭枢等人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请求支援，但蒋介石复电道路途遥远，拒绝支援。

蒋介石背信弃义之后，陈铭枢与十九路军的战士们咬紧牙关，浴血奋战，死死守了一个多月，直到这场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结束。

也是因此，陈铭枢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嘴脸，他痛定思痛，明白了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须先反蒋。

及此，陈铭枢开始频繁与我党联系，希冀能够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之间停战与合作。

通过蔡廷锴、陈公培等人的帮助，1933年联系上了当时的红军指挥员彭德怀。

得到彭德怀的肯定之后，陈铭枢喜出望外，派遣十九路军的秘书长徐名鸿偕陈公培等人前往江西瑞金与我党当面商讨，在那，毛主席与朱德与他们进行了会面，双方很快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然而，反蒋的第一个行动福建事变因为福建境内的土著军队被蒋介石收买而以失败告终。

但是陈铭枢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抗日反蒋的大业，避居香港一段时间之后，陈铭枢回国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

并且以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身份活跃在宣传抗日战争的一线，还曾经住在新四军的筹备处，团结民主人士，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陈铭枢都与我党进行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一起为抗战四方奔走。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曾经提名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的副部长，但他自觉不熟悉农林部，害怕自己无法胜任这个岗位，心中很是失落，于是迟迟未去赴任。

知晓此事之后，毛主席还曾经两次亲自到陈铭枢家劝说他，与他说，中国共产党感谢他在抗战时期为祖国作出的贡献。

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祖国的建设少不了他这样的人才，还望陈铭枢不要过多的推辞，继续与我党携手共进。

有了毛主席的这番话，陈铭枢很快便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不久后他又转任成为了农林部的部长，进入到抗美援朝时期，他还担任了中南抗美援朝总分会的副主席。

1953年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和政协常委会的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梁漱溟因为“农民问题”发生了一些矛盾，在场的人都纷纷噤声，不敢多言，而陈铭枢反而站了起来说一通，最后说希望这件事有个实事求是的结果。

陈铭枢生性忠直，不太能够适应我党解放后严格的阶级路线和组织纪律，所以常常会受到组织的批评。

但他却丝毫不在意，而且经常“口无遮拦”。

到1965年5月15日，在民革中央举行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陈铭枢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

与陈铭枢不一样的是，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与我党一直有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未归附过。

张发奎出生于1896年，是北伐战争中的风云人物，其实在北伐开始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军政要人与日俱增，但是张发奎在此期间一直与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因此，中共也对张发奎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将张发奎争取过来，可惜最后他还是选了一条与我党不同的路。

在北伐战争期间，张发奎是一个典型的左派将军，敢打敢冲，作战十分英勇，所以能够和我党保持良性的交流。

张发奎后来也对共产党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时，大多数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其中在下级干部中较多，……他们工作很勤奋，中共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优秀……”

张发奎

但在四一二政变后，张发奎同样也对我党改变了态度，他曾说：“在革命完成之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汪要反共，我支持他。”

他一直秉承着分共而不反共的态度，还明确反对暴力分共。

张发奎对中国共产党是有相当的好感的，只是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曾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人。”

也是基于他这样的态度，我党才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仍然希望能够和他建立合作关系，但张发奎拒绝了我们，他已经和汪精卫走得越来越近，到南昌起义过后，张发奎可以说与我党彻底分道扬镳。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1949年7月份，张发奎辞掉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到香港定居，此时我党还在努力争取他。

最初做争取工作的是叶剑英，当时叶剑英担任着广东省的主席，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的旧识，副党代表李朗如、李章达二人转告张发奎，希望他能够来广州旅行。

随后，何香凝也曾给张发奎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但此信似乎未起到什么效果。

后来，蔡廷锴受周总理的委托，将继续做张发奎的工作，让其子蔡绍昌给他带了一封信，信中说：

“……（此）系承周总理之委托，对兄传达周总理的意见，请兄回国观察一下，并请兄有所指教……”

即使是这样，也未能使张发奎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还是婉拒了我党的邀请，最后于1980年在香港病逝。

张发奎最后未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任何一边，但第十一师的师长陈济棠则是坚定地选择了国民党。

陈济棠出生于1890年，家中世代务农，在1907年时，陈济棠进入了广东陆军小学读书，后加入了同盟会。

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对非嫡系的军队实行大裁减，陈济棠是拥蒋派，经过一番运作，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达到了“蜜月期”。

但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陈济棠的不断扩军，1931年开始，不断向陈济棠提出削减军队，双方矛盾加深。

陈济棠

两个月后，蒋介石调陈济棠军队入赣“剿共”，企图控制陈济棠并用红军削弱陈济棠的实力，陈济棠此时已经从“拥蒋”转变为了“反蒋”，此后一直雄踞广东，成为了名震一时的“南天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陈济棠还在欧洲旅行，当时他表示要坚决支持抗日，但却没有与共产党合作，而是源于蒋介石“重修旧好”，还给了蒋介石七百万的港币购买飞机，为他祝寿。

得到如此厚礼的蒋介石喜出望外，不久后便发急电让陈济棠回国，后来将陈济棠任命为国民政府的委员。

在此期间，汪精卫还曾经拉拢过陈济棠，让他投靠日本，不过被他坚决决绝了。

陈济棠虽然主张抗日，但是却一直对共产党怀有敌意，抗战期间，陈济棠一直主张“向共产党实施攻击”，日本投降后又对蒋介石说过对共产党“绝不能言和”，要清剿共党。

后来，陈济棠被国民政府派往了海南，之前他在广东时，便把广东发展得有模有样，掌管海南之后，更是大展了一番拳脚。

上任之后，陈济棠便提出了“政治新生”“经济新生”“军事新生”和“社会新生”的口号。

提出“琼人主琼”的策略，还组织干部训练团，招收学员加以施政与业务训练，将合格的毕业者派往乡镇当镇长。

然而，在海南称雄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1950年，海南解放，陈济棠逃往了台湾，在台湾当了几个闲职。

眼看走仕途是无望了，陈济棠便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上，1954年11月，在为他下一个建设的学校德明中学校选址时，突发脑血栓去世。

第十三师的师长徐景唐与陈铭枢和陈济棠一样，也进入了黄埔陆军小学学习。

北伐战争之后，徐景唐去了广州任省府委员兼军事厅长，此后他一直在广东地区任职。

抗战胜利前夕，徐景唐的妻子去世，他便辞掉了在国民政府的职务，远赴香港定居。

虽然身在香港，徐景唐一直都很挂念内陆，他还曾捐了八万元港币给自己的家乡广东东莞县城郊榴花乡鳌峙塘村修建了东江堤，在不远处还建了一座凉亭，以供乡亲们休闲。

徐景唐的晚年过得还算平静而悠闲，远离了政坛之后，他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生活，1967年时，因病在香港逝世。

徐景唐

功过随风去

回望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几位师长的一生，多数都与我党有过密切的合作，有的与我们走到了最后，有的在半路分道扬镳。

斯人已逝，但他们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我们将会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