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历史（老照片）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是莘莘学子向往的最高学府之一。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北大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先锋角色。直到今天，北大人仍秉承弘扬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今天，让我们回顾历史，来到民国时期的老北大，看看兼容并包的北大校园里那些有趣的师生往事。

北大校徽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冯友兰，左七胡鸣盛；后排左二黄文弼、左五孙本文。

翟俊千：群星璀璨的北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主持校政后，名师硕学竭诚延聘来校，济济一堂，自由讲学。

当时，陈独秀主讲西方文明史，兼任文学院院长；李大钊讲社会科学概论，兼主管图书馆；周树人讲汉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李石曾讲生物学、生物学史；吴稚晖为北大学监；章士钊（行严）讲逻辑；张君劢讲国际问题；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蒋梦麟讲教育学；傅铜（佩青）讲西欧哲学史；陶孟和（履恭）讲社会学；张慰慈讲政治学；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唯识述义；马叙伦（彝初）讲周秦诸子；钱玄同、黄侃（季刚）讲中国文字学；刘半农、沈尹默讲中国文学；马寅初、陈启修（豹隐）、顾孟余讲经济学；黄节（晦闻）讲诗；吴梅讲曲；杨昌济（怀中）讲伦理学；陈黻宸、陈焕章讲中国史；姚永朴讲古文；王星拱讲科学方法论；夏元瑮讲自然科学史；辜鸿铭讲英国文学。此外还有许多中外学者或讲授各种外国语文，或讲其他科学。学派不同者各树一帜，同一师承者相得益彰。（《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国学大师陈汉章（1864—1938）

沈尹默：老学生的翰林梦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

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

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

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我和北大》）

陈独秀（1879—1942）

沈尹默：把《新青年》搬到北京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

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来募款的。”

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

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我和北大》）

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

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

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

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200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

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90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

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辜鸿铭（1857—1928）

陈嘉蔼：上课抽水烟喝茶的老教授

英国文学门的学科英国文学，教师是辜鸿铭。他的生活习惯特异，穿老式的长衫马褂，戴瓜皮小帽。

每于上课时，侍役预先用盖盅泡了好茶，放在讲桌上，他然后捧着水烟袋徐徐而来，上课就不时抽水烟、喝茶。侍役携着贮备开水的保暖茶箩，不时进来替他添泡。

他的言论亦甚怪，曾言：“今之动辄必曰，改良，不通之甚。妓女从良，即可谓之改良，吾等既已从良，又改什么？”

辜先生授课，既不用讲义，也不用书本，只用口讲，命学生笔记。他在英国文学门任教已久，为北京大学之老教授。（《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20世纪早期北大阅览室

高兴亚：单不广考试划范围

北大教授单不广的“国故概要”，教得相当好。

他是讲汉学考据的，对于诸子百家，颇能有条理地讲出要点和各家相比较的异同，又能分析材料、著述的真伪，学生对这门功课有兴趣的很多。

可是乙部预科在毕业考试时，这一门功课就差不多有40个人不及格。在考试前，他主动向学生说：“这门功课包括太广，为了便于准备考试，我给你们勾一个范围吧！并且准你们带书籍进试场。”

学生们自然高兴异常。但是他指定的考试范围为孔、老、韩、墨四家，这是多么辽阔的范围啊！考试出的题目，大意是：1.《易经》十翼中的文言、说卦、杂卦、序卦，已经证明为伪造；但叶水心、欧阳修对上象、下象也提出怀疑，上象、下象究竟是真是伪，试举证以说明之。2.黄老主无为，法家主法治，法治应是有为，何以申、韩之学出于黄老？这两道题，使四十来人不及格。（《北大拾零》）

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

千家驹：跳了两年窗户的范文澜

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

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范文澜同志告诉我说，他上学时住在东斋，一人独占一房。

有一次他把房门钥匙丢了，懒得去配钥匙，就跳窗子进去。他把一张书桌摆在另一张床板之上，点一煤油灯（尚无电灯）在上面用功看书，如是跳进跳出若达两年之久，也无人过问。（《我在北大》）

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给女学生讲课

北伐成功以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

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

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

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书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

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北京大学感旧录》

蔡元培（1868—1940）

王道元：蔡校长飘然下野

蔡校长领导之下的北大，可视为大学的再造，或者中兴，殆非过誉，实至名归，理固不爽，然古语有云“道高毁来，德修谤兴”，亦事所难免。

那时徐世昌任大总统，他看到了政府官僚们对蔡校长时常加以非难，反假惺惺地不断周旋，且约请蔡到总统府会面，共筹国是，并曲表慰劳之意。阳为联络，阴实嫉之，去之唯恐不速，但不敢明目张胆公然免职而已。

他们也了解到蔡元培是知机勇退的人，用不着过事排挤，自然而然地就可能达到目的。殊不知薪尽火传，燎原的火苗，早已播种下了。

蔡校长果然不动声色，毫不犹豫而飘然下野，落一个洁身而去。当时伴送同行的，即北大庶务段宗林。蔡在赴上海途中，寄北京政府辞职书，并致函蒋梦麟，暂行维持校务。

消息大白，一时各大学学生奋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迫使徐世昌用明令恳切挽留，教育部傅增湘亦自动辞职而去。（《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北大时期的胡适

李祖荫：胡适被赶下台

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到会的教职员有蒋梦麟、胡适、樊际昌、周炳琳、郑天挺、曾昭抡、戴修瓒、李祖荫等人。

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之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

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

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内容选自《民国趣读老北大》，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民国趣读编委会，责任编辑张春霞、牛梦岳、高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