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县育才中学校花（独女夭折）

文/潘彩霞

1967年，民国女作家王春翠收到一封两千字长信，是丈夫曹聚仁从香港寄来的，信中附了一首诗：“四十年前事，历历在心头……”

17年未见，那些怦然心动、青春情感，又隔着时空扑面而来。

曹聚仁与王春翠

01

1915年，15岁的曹聚仁有了心上人，对方叫王春翠，12岁，在曹聚仁父亲创办的育才学堂读书。

“她是四姐妹中最美丽的，总而言之，我第一回在学堂里看见了她，就钟情于她，苦苦地害我得了相思病。”

为了偷看王春翠，曹聚仁常常爬到村头小山上去眺望，她在山脚洗衣服，他在山顶痴痴望；他还主动约她弟弟一起玩，曲线打探她的消息。

虽然不曾说过一句话，但她的面貌与身姿已经在他心里生了根。

被心底的热情驱使，他发挥自己熟读诗书的本领，只要看到她远远走来，他就高声朗诵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等待中的甜蜜、忧伤和彷徨，都在那一声声“春”的呼唤里。

渐渐地，王春翠识破了曹聚仁的小伎俩，这个有名的“少年神童”，也令她芳心暗许。

父亲看出了曹聚仁的心思，为他上门提亲，不久，他们订了婚。

1921年，曹聚仁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和王春翠举行了婚礼。竹叶潭边、古廊桥上，他们缱绻倚偎，沉浸在新婚的欢愉中。

曹聚仁

婚后，王春翠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浦江县第一个女师范生。

她到杭州求学，曹聚仁则去上海教书，分别两地，他们靠书信传递相思。缠绵的情感，就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来回邮寄。这个小本子，被他们命名为“心心相印”。

可是渐渐地，王春翠发现，曹聚仁的来信少了，情感也不再热烈。第六感告诉她，危机来了。

果然，那时有位女学生大胆向曹聚仁表白，他动摇了，短时间内便进入热恋。

寒假到来时，王春翠去上海与他团聚，为了爱情，她毅然决定中断学业。老师同学都劝她以学业为重，她说：“我爱我的学业，但我更爱我的丈夫和家庭。”

她的牺牲和付出，令曹聚仁羞愧不已，他及时悬崖勒马，开始专注于学问。任教之余，他长期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撰稿。

1922年，曹聚仁听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之后撰文在副刊连载，因功底深厚，记录准确，反响很大。

从此，他在上海学术圈脱颖而出，成为复旦、暨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这年，他只有23岁。

曹聚仁与邵力子

02

丈夫声名鹊起，王春翠也不甘示弱，她一边在暨大师范附小任教，一边开始业余创作。在《申报》副刊，她发表了散文处女作《我的母亲》。

1927年，小家庭迎来爱的结晶。带着初为人父的喜悦，曹聚仁为女儿取名“阿雯”。

阿雯伶俐可爱，不仅是他们夫妇的掌上明珠，就连好朋友鲁迅，也常常带着糖果来看望。

正值日本人的铁蹄踏上东北的土地，夫妻俩携手创办了《涛声》周刊，王春翠撰写的稿子文风泼辣，让曹聚仁刮目相看。

小女绕膝，红袖添香，曹聚仁意气风发。谁也没有料到，六年后，阿雯因病夭折，幸福戛然而止。

失去唯一的女儿，他们悲痛万分。王春翠含泪写下《雯女的影子》，发表于《芒种》，曹聚仁则一到晚上就涕泪交加，连续40多天，如同“折了自己的指头”。

丧女之痛，唯有靠文字缓解。在创作中，王春翠的才华渐渐显露，先后发表了20多篇文章，曹聚仁看过后由衷地赞叹：“春翠，不愧为我的爱妻，没想到我竟娶了一个大才女啊！”

在曹聚仁鼓励下，王春翠进步很快，她写的《竹叶颂》，被鲁迅大赞：“好，有点气魄！”并欣然为她的散文集定名为《竹叶集》。

1935年，《竹叶集》正式出版，曹聚仁亲自作序，不吝赞美：“她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女性自身的立足点出发，体察妇女的苦痛，批评教育的愚昧，抨击社会的不公，一反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姑娘腔’，下笔痛快淋漓。”

后来，王春翠又以谢燕子为笔名，出版了《戏剧新选》、《戏曲甲编》等。在民国文坛，她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竹叶集》王春翠著

遗憾的是，此后数年，王春翠没有再生育，这成了她心底最深的隐痛。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时，曹聚仁与一位女学生轰轰烈烈地相爱了。

“我走上讲台，第一眼看到第二排第三行，坐着这么一位女生，她是我梦中的人，我就开始发痴了。”

女生叫邓珂云，只有18岁，她天生丽质，是务本女中的校花。因酷爱文学，对博学、有风度的曹聚仁非常崇拜。

一个让她敬佩仰慕的人，恰好也喜欢她，她很容易就接受了他。邓珂云毕业时，曹聚仁送给她一本《罪与罚》，她到杭州后，他两次前往看望。

曹聚仁与邓珂云

看得出他动了真心，王春翠没有留恋，主动提出：“聚仁，我们分开吧。”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不顾曹聚仁苦苦挽留，她独自回到乡下，接手了公公创办的育才小学。从此，把全部身心献给乡村教育。

在乡下，王春翠减免学费，动员农家子弟读书，她成立剧团，宣传抗日，被大家称为“王大先生”。

那时，曹聚仁已经投笔从戎，做了一名战地记者。和邓珂云结婚后，他们携手去鲁南作战地采访，1938年，又共同见证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1939年底，曹聚仁从前线回老家过春节。对王春翠的教育成就，他颇为欣赏，特意撰写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春联：“妻太聪明夫太怪，人如槁木梦如花”。

他与王春翠并未离婚，仍然以“夫妻”相称。离开后，他为育才学校捐资、购书，这个小小学堂，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

曹聚仁与邓珂云

03

战乱不断，曹聚仁奔波在前线。几个孩子相继出生后，邓珂云经常一个人带着孩子们逃难，躲警报，颠沛流离。

尽管承诺邓珂云“永不离别”，然而身不由己。新中国成立后，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多年后，在给长女曹雷的信中，他说：“我咬下牙关，决定到海外来做事，找钱养家，闷声不响，自己多吃点苦。”

家乡的王春翠，他同样没有忘记。在信中，他依然称她“爱妻”。

得知育才学校停办，王春翠靠养猪、做豆腐维持生计时，曹聚仁寄来聘书，约她去香港教书。种种顾虑，王春翠拒绝了。

1956年，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大陆采访，夜半途经金华时，他有感而发：“梦回夜半是金华，默对北山苦忆家。竹叶潭深留旧网，挂钟尖外送飞霞。”

读到这首诗时，王春翠百感交集。竹叶潭、挂钟尖，那曾是他们美好情感的见证，可如今，已是物是人非。

曹聚仁夫妇与三个孩子

爱情的火焰熄灭了，唯有亲情，更加持久。

1959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曹聚仁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活动。一到广州，他便给王春翠寄去200元钱，约她北京相见。

那天一早，他们在饭店相见。整整十年未见，头发都已花白，老夫老妻的对话只是简单的“你来了？”“我来了。”然后便相对无言，默默垂泪。

已近花甲之年，人生还能有几回团聚？谁也不知道。

北京之行，他陪着她四处游玩，还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影。

在周总理安排下，王春翠住到南京曹聚仁的四弟家。对此，邓珂云一无所知，她送婆婆回南京时，意外撞到了王春翠。

王春翠很坦然，邓珂云却非常尴尬。后来她说：“在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上，聚仁应负责任，这是我对他永远不会原谅的。”

得知她们相安无事，远在香港的曹聚仁非常高兴，在给四弟的信中，他说：“翠与云见了面也是好的，我已是六十岁的人了，这笔帐应该有个了结的。”

王春翠与婆婆

谁料，北京匆匆一见，竟成了他和王春翠最后的见面。

在海外多年，曹聚仁充当了国共“密使”，为两岸统一奔走。往事难忘，对王春翠的牵挂和愧疚，他只能写在信中：“新春以来，没接到你的一封信，十分记挂……”

“我这一年，真是贫病交迫，六十多岁老头子，像蜗牛样背壳，走一步是一步，你务必原谅的。”

事实上，她从来没有恨过他，墙上挂着的，是他的手迹，手中珍藏的，是他送她的扇子，她永远记得那个15岁的少年，和那少年纯真的爱恋。

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去世。消息传来的那一天，王春翠久久地沉默着，不说一句话。

因为有“海外关系”，她一度被囚禁，直到80岁那年，她才有机会去他的墓前凭吊。

耄耋之年，她重新拾笔，在回忆中写下《我的丈夫曹聚仁》。她的故事里，他是唯一的男主角。

1987年，王春翠告别人世，临终没有任何遗言。那声“春”的呼唤，她期待已久。

曹聚仁与女儿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