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学校花（我在实验中学扛旗子的日子）

我在实验中学扛旗子的日子

国学野人2020-08-02 16:55

我在实验中学扛旗子的日子

儿子在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在同学中吹嘘过：“我老爹当年在实验中学是扛旗子的。”想必这是他在我同学圈里听过了许多事之后，就认为我是那一届学生中的“带头大哥”了。

儿子的同学也认为他有一个蛮扎实的爸爸，他们很奇怪这个“老爹”总是待在家里，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事一样，但是却有房有车，无不潇洒自在，并给了我一个“佛系爸爸”的称呼。我觉得他的同学们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我在与所有人的交往中都被认为是“佛系”，谈官没有我，谈钱没有我，谈聪明却是“天（公认最大者）下第一”。

儿子考上实验中学之后，我带他外出转了一圈，在大连见到了我的老战友们。我们师长的夫人对我儿子说：“你爸在部队可机灵了，两个眼睛珠子一转，没有办不了的事。”过后我对儿子说：“你今天见到了爸爸的战友，我的朋友圈你也全转完了，所有人谈到你爸，结论都是‘聪明’第一吧。”

只有在四维空间的人，才能（敢）夸奖自己。佛系地说，从幼儿园当“大王”开始，小学、中学和大学，部队、公司和机关，凡是我所在的地方和单位，要是论起“聪明”来，我绝对是公认第一。对我而言，人生的“第一”何其多，下面就说一下我在实验中学“扛旗子”的那些事。

带头转学

我们家有四姐弟，都上的是同一个小学和同一个中学。小学是中华路小学，中学是实验中学。我进小学和中学时，头上都是顶着姐姐和哥哥的光环的。因为我的姐姐和哥哥们都是小学和中学的优秀学生，都是在学校有影响力的学生。所以我一进校就会被老师说是谁谁的弟弟。我记得大哥在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易仲英校长还来我家进行过家访，事后听说她是全国人民代表，至今我还对她当时的音容笑貌有印象。在我们家，大姐和大哥经常谈实验中学的事情。当时正逢文革最动荡的时期，几个老师和几个学生的名字经常出现，老师莫过于秦润华，学生莫过于李乾。还有其他一些老师，到我进校时，我就一一对上了号。哦，这是汪期智，这是何国宝。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双拐”张新忠，他杵着双拐，挥斥方遒的模样，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听说现在他在深圳，是十五军的子弟，据说当年也是十五军子弟中“扛旗子”的。这次疫情，他也召集了十五军的子弟做了一些捐赠。由于年代的原因，实验中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学校，我所知道的实验中学是一所正气凛然的学校，在那个时候集中了当时在政治上和学习上最优秀的学生（这次疫情中发现有些学兄支持方方，这让我有些费解），有很多学生是“官二代”和“学一代”的组合。近几年接触了一些比我大的老朋友，他们谈起实验中学都是比较仰慕的。其中有一些原武汉军区的干部子弟，就是因为没有考上实验中学而进了十五中。我姐姐就是实验中学革命化的一个例子，当时实验中学的学生上山下乡是去均县，也就是今天的丹江口，属于“上山”。按照规定，我姐姐属于病残的范围，可以不“上山”。但是我姐姐却十分坚决地要求“上山”，家里父母和学校老师都进行劝阻也行不通。我记得她的班主任杨老师还到我家来说服她，但是我姐姐的脾气特别倔，最后是哭着闹着地达到目的，终于“上山”了。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去的地方是：均县习家店区黄莺公社。

当年的学生证

我进实验中学是属于开后门进去的。我小学对口的学校是三十三中，由于我对实验中学的羡慕和向往，所以我就向父亲提出了转学的要求。住我们家隔壁的是武昌区委书记邢伯伯，他一直也把我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我也要他为我说说话。记得开学报名的那一天，书记伯伯亲自领着我到实验中学，到门口时，何为校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书记伯伯就亲手把我交给了他。然后何校长把我带到教务处，交给了华耕有主任。最后我在初一三班的班主任徐兆珍老师的手上报了名，成了一名自豪的实验中学的学生。常言道：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我这个转学生很快得到了徐兆珍老师的器重，不到一个学年，我就成为了班长。当班长之前我没有当过什么委员和副班长，直接就上任了班长。徐老师对我十分信任，放手让我工作，什么事情都由我自主完成，什么开会学习，组织劳动，编排座位等等，都是我一人主持。后来我们班换了一个班主任，叫全继光。全老师完全就像一个社会上的老油条，很喜欢拉关系，哪个同学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都想要利用一下。他到我们班之后，就选了一个女生来做他的帮手，但显然是没有什么执行力的。我也从来不和他商量工作，还是照样按我的套路办事，不与他相干。后来我和那个女生都去当兵了，他在班上说：我走他是巴不得，她走他是舍不得。

我不在毕业照里

那年转学，我是中华路小学的第一人，后来又有许多中华路小学的同学陆陆续续地转入了实验中学，这是我带的一个好头。

带头当兵

自上了中学之后，我就把当兵作为了自己的目标，我曾经对同学说过，我十五岁就要去当兵。初中之后，到了文革的后期，当时时兴看一些内部小说，主要是苏联小说。比较有名的有《你知道吗》、《多雪的春天》等，而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那时我的梦想就是像朱可夫一样，当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将军和元帅。我对“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这句话是深信不疑的，我就是为了当将军去当兵的。说句实话，我当兵时没有一点逃避下农村的想法。为了当兵，我还主动到三医院去做了一个鼻中隔的手术，因为我大哥在当兵体检时因为这个原因被刷了下来。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那一年的毕业季开始了在学校招兵。在体检的那一天，检查完之后都在等待结果，突然医生点名要我进行复查。我听见之后心里咯噔一下，慌了起来。当我战战兢兢留下来准备复查时，却被人带到紫阳湖公园和接兵的见了一面。后来才知道，复查只是一个借口，这次见面就算是面试了。在我当兵的时候，当兵是最热门的了，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我们这个部队在实验中学就招了我这一个兵，后来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新疆的空九军。和转学一样，为了这次招兵，我依然是双管齐下，让我父亲和书记伯伯都给武装部打了招呼。后来想起，和我一起复查的还有一个邢同学，最后他没有走成。原来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开始武装部的以为姓邢的是书记伯伯的儿子，最后才知道他们俩说的都是我一个。之后，那个邢同学的爸爸还问：怎么老范的儿子和我儿子一起面试了，我儿子却没有走成呢？呵呵，个中问题就不好回答了。但是最后邢同学还是内招走了，就在家门口当兵。因为那年当兵的只有我一个，所以学校也就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发喜报，戴红花。头天我还在学校上学，第二天我就开赴到祖国的东北，在沈阳炮兵六十二师当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临行前的一天，我和同学们的告别词是：人民大会堂见！

1977年

这次，我又在同学中带头当了兵。

第一块牌

进了实验中学的大门，右边的墙壁上有一块大黑板，黑板上的墙报被称为“实中第一报”。自我进校之后，这块板报先后有几个人办过，最开始见过朱民健老师办过，后来有重大活动他也会亲自出手。接下来的主办人是姜大刚和徐建武。朱民健老师不用说，那是专业水平，能写会画。姜大刚和徐建武是写得一手好粉笔字，画插图一般。徐建武和孙志军“上山”去了建始之后（他们俩上山是学校的政治大事，宣传得轰轰烈烈，又有喜报又戴花，孙志军还因此入了党），这块黑板报就由我来办了。我办黑板报属于全能型选手，从抬头大标题到小字，从插图到花边，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每次办报的时候，我就特别期待自己心仪的女同学从身边经过，想籍此表现一下自己，总是期盼她快快地出现。我算了一下，差不多办了一年半的时间，按每个星期出一期计算，大概出了五六十期，盼望出现的女同学也有了几位。

临颜真卿祭侄文稿

这样，我又摘得实验中学的“第一块牌”。

直属排排长

我上学的十年，就是“复课闹革命”的十年，上课照常，革命热闹。我觉得学校在那个时候也是“摸着石头教学”，能把学生拴在学校就万事大吉了。那时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们除了“智育”不太积极以外，“德育”好的可以经常进行“巡回演讲”，“体育”好的可以去上“业余体校”，而“智育”好的却没有什么市场。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还是在坚持上学，而且学校也比较好玩。实验中学虽然在“智育”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德育”和“体育”上还是抓得不错的，校风也比较好。我进校的时候，高中生主要是以中华路小学的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武昌区的干部子弟，没有沾上什么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打架闹事的不多。而初中生则大部分是“巷子里的伢”，有些同学沾染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和高年级的同学打架，还被捅了一刀。在我的印象中，实验中学的校容校纪在我刚进校的时候，还不见有学生自己来维护学校的纪律，但是从“小高一”开始，就有民兵“直属排”开始在校园内维护治安了。特别是有一个“海校”的子弟叫左爱爱，特别能向“坏人坏事”作斗争，只要是学校出了乱子，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敢打“出手”，至今我都还记得他那冲锋陷阵的样子，“直属排”就是在他那个时候出名的。第一任“直属排”排长是孙志军，他也特别能战斗。那时候学生打架喜欢叫上外校的学生来帮忙，有几次都是“直属排”出面把他们打跑了，后来外校的调皮捣蛋鬼再也不敢到我们学校来了。孙志军“上山”之后，因为大我们一届的只有一个班，所以就由我接任了“直属排”的排长。民兵连的连长是六班的同学左允健，也是一个敢打敢拼的武将。有我们两个，学校的纪律就基本上搞定了。现在回想起来，从办黑板报到当“直属排”的排长，我是“文接徐建武，武接孙志军”，算是“文武双全”了。我们那一届的“直属排”在学校管的事最多，基本上履行了“保卫科”的所有职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幕府将军”，他就是钱治奎老师。钱老师是体育老师，会一点功夫，他主要是带我们这一届的，他最辉煌的教师生涯就是带我们这一届的那几年，他那时算是学校没有头衔的“保卫科”科长吧。我和钱老师并不知心，但是却能彼此接受，我当“直属排”的排长就是他力荐的，所以他用起我们来也得心应手。钱老师很喜欢军事化的管理，也有很强的军事素质，他能够将我们班级训练为全校的军训队列标兵班，那时候我们班的队列表演是实验中学的一道风景。他还训练出来一支“棒子队”，百十号人拿着木枪排队操练，就像现在参加阅兵检阅的方队一样走正步，最后还走上了武汉市的运动会上，走进了新华路体育场。再就是他掌控了我们这个“直属排”，学校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调动“直属排”来解决。有一次学校盖房子，刚到了一车水泥没有人下，又下起了雨。这时候钱老师找到我，要我马上召集“直属排”去抢卸，并承若我，卸完水泥之后带我们其长江里游泳。那时候学生是禁止到江里游泳的。于是我就组织了七八个人，冒着雨将一车水泥卸到了仓库。完后，我们一个个都成为了泥人，他就把我们带去江里游泳洗澡了。有一次他还突发奇想，将我们全校的学生干部组织起来，从学校开始，步行到金口农校，再连夜又返回到学校，把我们这些学生都搞得精疲力尽。

当年的日记

我们“直属排”每天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校门口执勤，由于我是排长，又在学校住勤，所以每天早上都要在门口领班。执勤时，但凡我们认为穿戴和打扮不正派的，都会被拒之门外，不让进校。诸如男同学不能蓄长发，女同学不许留刘海，不准穿喇叭裤和小裤脚。有一个现在我们都叫她“空九”女同学，当时刚刚转入我们学校，每天独来独往，有时穿着小裤脚上学，有几次我都想叫住她，但是又因为她的漂亮而放了一马，她就是两个到空九军当兵中的一个。当时在实验中学，我们“直属排”是享有绝对权威的，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对“直属排”是谈虎色变，十分害怕栽倒“直属排”的手上。特别是我，一双眼睛十分厉害，有点蛛丝马迹，我都可以查出问题来。因此，那些比较调皮的学生每天进校时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那时候有几个学生偷着吸烟，被我们发现了几次。只要发现他们情色不对，我就会叫住他们抽检。首先是看有没有香烟，然后再看兜里面有没有烟丝，一旦发现有这些东西，那就“摊大事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前面操场旁的“七间村”，专门有一间禁闭室。“抓”了犯错误的都要关在禁闭室里进行处理（现在看来是侵犯人权了），如果是偷着抽烟的，我们会把烟丝用水泡过之后让他们喝，不喝就灌，听说喝了这样的水就不想抽烟了。那时候，除了在学校执勤以外，我们还要参加社会上的巡逻执勤，一到了重大的节假日，我们都要在重要的路段值通宵的夜班，维护社会秩序。我们带着袖章走在大马路上，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四方，就感觉我们是社会的主人一样。遗憾的是在街上巡逻时总是没有发现什么“坏人坏事”，每次都感觉有点失望。要是像现在这样，估计有一半的人都会被我们抓起来了（呵呵，麻将馆里打牌的）。

我就读的教室在一楼

上了高中之后，我是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里。每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早上六点起来跑步，从武昌桥头跑到汉阳桥头；下桥之后就戴起红袖章开始在司门口11路车站执勤，维护上车秩序（我到车站之前，经常就是乱哄哄的，上车要靠抢。那些抢不上去的就会说：那个小伢怎么还不来啊。一般情况是只要我在车站里一站，所有人就开始自觉地排队，没有人敢插队，队伍可以一直排到大桥理发店的门口）；在车站执勤之后，就回到校门口执勤；上课时间我就会到各个班级进行巡视，维持课堂秩序（当时情况是老师在课堂上大讲，调皮的学生在课堂上小讲，乱哄哄的。只要我到了教室外面，里面就会鸦雀无声，如果有没有看见我的还在讲，他就会在多人的注视下掉头发现我，这时麻烦就大了。因此有同学叫我“小华耕有”）；中午吃饭过后，我会给一些“后进”的同学理发，因为在这时候你做思想工作他是跑不了的，所以在学校时我学了一门理发的手艺，到部队之后，我还给我们的师长理过发；下午下课之后一般都是参加体育活动，晚饭前都会在办公楼旁边的单杠旁边摆一会儿龙门阵；晚饭之后就是学习小组和兴趣活动，睡觉前我们要在学校院子里巡逻一下，有时候还要到凤凰山上的防空洞里看也没有人躲着过夜。可以说我的高中时光全部献给了实验中学。老实交代，我在“直属排”的时候，也动手打过同学，还是打的高年级的同学，那是为了表现我不怕他们，也叫打场子。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不动手的，但是动手的根源在我这里。今天借这个机会，向所有进过“直属排”的同学说声：对不起，我真诚地向你们道歉。

呵呵，我儿子所说的“扛旗子”，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破事吧。

慰问唐山地震的伤员

在我是小屁孩的时候，是幼儿园的“大王”；当我老了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战友都叫我“范帅”，这说明我的组织能力是一直比较强的。一般组织能力强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能吃亏，而且大公无私。现在有人说什么绝对权力会造成绝对腐败，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绝对权力面前，根本就不存在腐败。正如没有个人崇拜，就没有民主一样。人们现在常说只要有个人崇拜，就不会有民主。问题是没有人主（个人崇拜），哪来民主。

我在实验中学时组织能力特强，可以说是一呼百应，有时候我还可以把正在上课的同学叫出来去做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有一部分伤员被安置到湖北就医，其中有些在湖北医院。那时候正好赶上中秋节，我就想在同学中间发起一个向伤员送月饼的活动，以此进行慰问，让他们体会到湖北人民的对唐山人民的深情厚义，以及我们武汉中学生的一份爱心。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找到了五班的曹玫同学，要她与她的父亲（医院的院长）联系，看可不可以去。等曹玫回信可以之后，我就用大红纸在校门口写了一个倡议书，号召全校同学捐献月饼，慰问唐山地震中的伤员。消息一出，同学们就开始踊跃参与，送来了很多的月饼。当时月饼还是凭票供应，每人只能购买一块。我记得当时找食堂的采购员要了一个大篮子，起码可以装三四百个。可是等月饼捐的差不多的时候，学校的有关负责人却不知什么原因，要我停止这次活动，可是我却十分坚持，非送不可。到了傍晚，学校也没有再来找我，于是我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学生，举着红旗，排着队，抬着月饼向医院出发了。到了医院，我们就在医护人员的安排下，开始向伤员们送月饼。我们每到一个房间，那些伤员们都十分感动，有的还流下了热泪，握着我们的手紧紧不放，还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们也深受感染，一同和他们高呼。最后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慰问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当我们回到学校将当时的情景告诉了同学们之后，大家也都受到了感染，并一起庆贺成功。第二天，学校一反昨日的态度，对此事大加赞许，还组织参加活动的同学到全校各个班级进行宣讲，而对于我这个发起人却不闻不问。事后想起来，这次活动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要是在月饼上出了什么问题，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

不管怎样，反正我在学校又出了一次风头。

金口群架

当年的日记

我们在实验中学有一半的时间是参加“学工学农”劳动，“学工”主要是在“六棉”，“学农”主要是在学校自己的金口农场。在农场劳动，印象最深的是晚上在堤上抽水，可以捉青蛙，逮秧鸡子，然后架锅烧着吃。

我们学校的农场和武汉市实验学校的农场是挨在一起的，我们班上的女生晚上打热水时，要经过他们学校男生的寝室，这帮学生就经常撩我们班上的女生。这个事情反映到我这里之后，我就像在我们学校一样，只身一人跑去他们寝室，警告他们不要在撩了。他们可不认识我这个“直属排”长，结果一来二去就争执起来了。听见我在和他们争吵，我们班上的几个男生就过来了，对方有一个学生跟我顶嘴：撩了又么样呢？么样！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我班平时不太爱说话的“贾贾”拿起脸盆就向那小子的头上砸去。这一下不打紧，两边的同学一下就炸了锅，呼啦一下就开始群殴起来。他们学校有两个班，但是低我们一届，我们只有一个班，但是高一届。一打起来，双方的男生就全部从寝室里跑了出来，只见宿舍周围和田间地下乱作一团，噼里啪啦，杀声四起，男生打架，女生扯弯，好不热闹。此时我也招架不住了，只有劝阻我们班上的同学不要往死里打，我们有一个同学将对方按在水田里，要黄明德同学拿铁锹拍，我连忙大声吼道，不能拍，不能拍啊。毕竟是中学生，又有女生拉扯劝阻，打了约几分钟之后，就慢慢平息下来了。那天下着雨，又是在水田里打，所以个个都像马虎子一样，最后大家一起说起来，还是我们这边占了上风。最好笑的是，过后没有多长时间，双方的学生又都跑到水田里摸自己掉了的鞋子，还互相闷笑。在这次对打中，从头到尾也没有人对我动手，我也一直在扯架。不然我要是打起来了，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

我们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学校的老运动员“武老谭”也在那里烧开水，有时候他会在厨房里帮一下忙。在那个年代，我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总是在想，他会不会在我们饭里面下毒啊。因此，我经常有意无意地去厨房帮厨。一来二去，我还跟食堂的老师傅学会了炸油条，他告诉我炸的时候要多拨动，说是“油条怕痒，越拨越长”，这个口诀至今我也没有忘记。

限时破案

我最后一次在金口农场劳动，正值粉碎“四人帮”。有天我从学校办事之后返回农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个同学，大家在一起议论了很久。这让我想起“九一三事件”发生之时，我在上小学，有一个下午我也是和几个同学在一起谈论。这次到农场时，班主任已经是全老师了。全老师和我们男生住在一个大宿舍里，男生们总是想办法整他，不是衣服不见了，就是鞋子不见了，还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偷他的烟。他们偷烟很有技巧，每次都是从整包烟的下面封口处拆开，拿几根出来之后就封好，难以察觉。可是时间一长，全老师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气得大喊：谁偷了我的烟？老实交代！说句实话，我们班干部都将他视为路人一样，也没有谁帮他追查。但是在这期间，我还是遇到了一个“案子”，当时负责农场的汪期智老师要我尽快“破案”。这件事情还是与实验学校有关，有天晚上，一帮子实验学校的学生突然闯进我们的一间宿舍，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抢了他们的军帽。我马上赶过去，对他们说不会有这样的事，并将他们劝离。过了不久，汪期智老师找我过去，说实验学校老师反映有人抢了他们学校学生的军帽，一共有四个人，有两个人动了手，最后发现他们进了我们学校的寝室。汪老师要我迅速查清情况，要对实验学校有个交代。回到宿舍之后，我召集了班干部，马上开始进行调查。一开始我将目光集中在四个人的身上，认为他们的嫌疑最大。于是就分头找这四个同学谈话，问他们晚饭后的行踪，结果是他们有不在一起的证据。然后我们又去找了几个同学，最后被他们一一支吾过去了。这样一来，我就觉得不是我们班上同学干的这事。第二天农场的张炳发老师也问起这事，还讲了一些具体情况，要我抓紧时间，再去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以免影响两个学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和班干部一起，就昨天晚上的调查情况进行了一些分析，结果发现了几个漏洞：一是后来找的同学中，有几个说当时在看电视，而且都一口说是看的什么节目，有“读口”的嫌疑；二是当时全老师在同学中说被抢的帽子已经搜出来了，某个同学很有把握地说：你哄鬼。这说明他们知道帽子还在；三是发现有几个同学很反常，晚上睡觉前不像平时那样咋咋呼呼。最后我们的目光集中在几个人身上，然后开始进行逐个“提审”。有意思的是在问话过程中明显分出两大阵营，一帮子是矢口否认，一帮子是向我们提供线索，还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知情人。这样一来，我们要找的对象就基本上浮出了水面。最后经过我们一个个谈话做工作，基本上就把这件事情给搞清楚了。原来是某同学找另外一个住在当地的同学要鸽子，那个同学提出用军帽来换，于是他们就做了这一笔交易，某同学叫上几个同学一起去抢了军帽。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也记不清了。

学马列小组

在我上初中，也就是十五岁时候，社会上开始学习马列的“六本书”。说来奇怪，在我那个年龄时候，这些书我还都通读过，而且还重点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至今我还保留有当时写的学习笔记。

当年的读书笔记

我学马列主要是受我小哥的影响，他是他们那一届校团委的学习委员，号称“范马列”。和他相比，他读书比较死板，而我却比较活泛。几十年之后我完全改写《论语》注释就是最好的证明。2008年我出版《论语语论》一书，被“文化中国”评为国学十大新闻事件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全国播发了我向《论语》注释权威的挑战，新华社将2008年10月24日的大事记给了我，历史上的这一天是属于范植桓的。我以为中国历史将会给我三天的时间，今后还有两天。其中一天将要记载我写出了引发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文人两千年多年一直没有写出来的文章，“封建论”；还有一天是将要记载我研发的“中国汉语言文字符号基因码”，这是当今世界最顶级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口。假如历史给了我这三天，世界就会因此而改变。有一次校友分会开会，商谈上报优秀校友事宜，我谈到自己做了三个天下第一的学问：《论语》是文字第一，我对其进行了新译；“封建论”是文章第一，我对其进行了考论；人工智能语义识别的科技第一，我编排出了“汉语言文字基因码”。就凭这些，几天前我还在自媒体上放话：“百年北大做的学问，没有我一个人做的多”。能有底气这样说，也不愧为一个十五岁就在实验中学组织马列学习小组的优秀学生。说是马列学习小组，其实就是同学们在一起就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些浅谈，每次都有争论。但是作为组织者来说，我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去学习的，这可以从我保存下来的笔记中看出来。记得我还以学习马列著作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过一次武昌区组织的校际观摩团，到各个学校巡回参观各种学习技能，十八般武艺都有。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有学习笔记的存在，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曾经那么专注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再往前推，我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七岁的时候就到江边桥头堡下面听辩论，“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这些都不应该是那个年龄的所作所为。就如我现在所有的学问，在那些玄学人士眼里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而是先天具有的。

作者出版的书籍

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出，文革十年的教育并非一无是处。文革十年的教育，可以说是坚定了五六十年代生人的社会信念，而且还牢牢地掌握着社会的命运。现在我经常出入所谓的文化圈，发现后三十年教育出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经不敢理直气壮的为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中国叫好了，甚至于不在私下里取笑一下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都会感觉在朋友圈里混不下去。可想而知，我们的教育一定出了问题。问题在哪呢？有一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教育的对象究竟是谁？

校友知多少

在一次校庆筹备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谦虚地说，我是实验中学认识校友最多的学生；不谦虚地说，我是实验中学最有文化成就的学生。会后汪校长就我这句话还说想见识一下我，看看我究竟有何德何能敢说这句话。记得汪校长的上一任也曾经和我有过一次会面，尔后提议要我和学校的语文老师交流一下，并且把语文教研组的负责老师叫来了。后来听区里一位领导说，学校的老师认为他们是正规班子，对我这种“野路子”不屑一顾，所以这次交流就落空了，闹得许校长还怪不好意思的。当然，对母校老师的这种态度，我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想当年我和武昌区教师进修学院的几个老师们一起交流，他们都说过：以后在讲台上讲《论语》都没有底气了。如果有机会和母校的老师续上前缘，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改变人生”，他们也会没有讲课的底气了。这是不是大话，可以检验。后来汪校长还真约了我，结果因为临时有事，艾书记接待了我。

“谦虚地说，我是实验中学认识校友最多的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家四姐弟全部都是实验中学的学生，所以从同学圈来说，我比一般的学生要接触的多一些。由于我们家住的离学校较近，各人的同学经常来我家，所以姐姐和哥哥的同学也都知道我这个小弟弟。我姐姐的同学段轮一在长征去韶山之前，借过我们家的军用水壶，我就总是问我姐姐，他怎么还没有还回来呀。还有一次是我姐姐一起下放的同学把我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帽子借去演“红灯记”，也久假不归。至今我还有几个姐姐同学的“姐姐”。我大哥的同学就认识的更多了，特别是他们班上几个留在实验中学当老师的同学我都很熟悉，男同学有冯忠民、朱民健、熊传华等。记得朱民健老师当学生时就喜欢画画，美院到实验中学招生时，他还在我们家画过考试的画。过去他们来我们家的时候，我都是叫他们的诨名的。当我转学到实验中学之后，他们已经是实验中学的老师了，初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是依旧叫他们的诨名，什么“鸡子”、“泡泡”的，搞得他们十分难堪，于是他们就赶紧告诉我哥，要我不能再这样叫了。再就是我的小哥也是他们那一届的“理论家”，经常有实验中学的“校花”来我们家和他一起“做作业”，像王舫、顾乐敏都是经常来的。而他的那些男同学，我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们那一届有“大高一”和“小高一”之分，“大高一”的谢祖银，“小高一”的孙志军，都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我在校时毕业班是夏训鸽那一届，比我大两届的是彭有元，再就是比我小一届的肖军、叶希耕。我们范家四姐弟虽然在学校里谈不上是风云人物，但也算是穿插在风云人物中的知名人士。像我们这样，一家四姐弟全部上实验中学的不多，全部都当过班长的恐怕是没有的。

要说我认识实验中学的同学最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善于记人的相貌，这些年后，很多实验中学的同学，我都能一眼认出来。这次开校庆座谈会，我就认出了阿庆嫂袁丽霞。有时不期而遇，我经常会说对方是实验中学的。我还可以按照百家姓中的“赵钱孙李”，说出实验中学的兄弟姐妹同学来：赵谦勇和赵谦益兄弟、钱治奎和钱治进兄弟、孙筱丽和孙筱萍姐妹、李莉华和李跃华姐妹。难能可贵是以上所说的这些人不光是我认识他们，而且他们都还认识我。仅从这一点来说，实验中学就难以找出第二个人来。

作者新书

“不谦虚地说，我是实验中学最有文化成就的学生。”我想这只能用“文化中国”的2008年十大新闻事件来证明了。再则以出版一本书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被新华社记入中国历史，恐怕也是空前绝后了。2009年和2010年，我连续两次获得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资金项目奖励，这在湖北的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在母校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我想将我即将付梓的《30个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词》一书，作为校庆的礼物献给学校。

此外，作为一个实验中学的学生来说，我还有一些介于“谦虚”和“不谦虚”的名头也是可以摆一摆的。比如全国著名的“国学野人”、度娘中的“武昌商人”、“打麻将”上过媒体的人、武汉市“下海”第一人、武汉市书法十佳人、湖北省省直机关书法比赛第一人。要是再吹嘘一下的话，我可能是同学中买手机第一人、买车第一人、买房第一人、出书第一人、出国旅游第一人…

坐拥江景

当然，我最自豪的是人生三大喜事我都享受了：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呵呵，重点是最后一条哟。

作者书法

疫情中的回望

武汉疫情解禁之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到磨山去转了一下。在磨山脚下见到了我们当年在这里学农劳动时栽的落雨松已经长成一排排的参天大树。落雨松学名水杉，是植物界的活化石。我们在磨山植物园学农的时候就是每天挖树坑，从193医院附近，一直挖到东湖的内湖边。挖树坑是两人一组，一个挖，一个铲，互相配合，如果挖的时间多，铲的时间就少，反之亦然。如果两人关系不好，就会互不相让，争多争少。因此，派对也是一个学问，我采取的办法自由组合，剩下的再与学生干部搭配，干部带头多做一些。那时候我们学生没有手表，有时候无法掌握收工的时间，于是有一天钱治奎老师就在工地上找了一个点，拿了一个锄头立在地上，然后以阳光的阴影为时间点，阴影到了这个点，就可以收工了。这个办法很实用，大家可以无声地参照执行。一个钟点，一个参照，看来都是来自于劳动的文化语词。在此我想告诉我的同学们，你们都可以到磨山去看一下那些你们亲手栽下的树，都已经成才了。而四十多年之后的我们呢？我们被社会教育成才了吗？我们立于社会民族之林了吗？

水杉林间

疫情之间，我退了一些微信群。所退之群都是对方方事件争论比较激烈的群，为了避免为方方而和我的那些学兄进行争论，我也临时退出了实验中学百年校庆群。疫情严重的时候，微信成为了同学交流的主要工具，大家都一直在朋友圈里互相祝福和互相安慰，很是暖心。还有就是同学们在朋友圈里晒各种美食，比拼厨艺，我还晒一些书法。我可以说是一个业余的烹饪高手，有同学说过：以前觉得自己的厨艺不错，吃了老范做的菜之后才晓得有差距。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和班上的同学搞野炊，我带上我们山西老家的饸烙床子压面条，结果是把糖精当成了味精，下了一锅甜面条。多年前，我经常在家里做私房菜让朋友们来品尝，结果是张三吃了，李四没有吃，总是欠人家一桌菜。来人中不乏我的同学，我姐姐的几个同学也还来吃过，都是赞不绝口。这次疫情解禁之后的同学聚会，我又露了一手，过后我做菜的食材和做法还在同学中流传开来。

在卢大师工作室

我和楚菜大师卢永良是朋友，经常是他画画我题字。卢家尽是烹饪高手，我也经常混迹其间，偶尔也会露两手。还有就是我包的饺子堪称一绝，经常有人向我索要调饺子馅的视频。疫情期间和我交流互动最多的老师是陈翠华，她在朋友圈里毫不吝惜地给了我许多的点赞和评论。陈老师也是我哥哥的同学，在她还是学生时，我就知道她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刚到实验中学后，她还在分管学校团委的工作。在我哥所有留校当老师同学中，我感觉只有她是毫无顾忌地认我为同学的弟弟的，总是对我十分热情。陈老师一贯做事低调，不善张扬，作为学生来说，这也许是优点，但是作为老师来说，这可能就是缺点了。过去讲“又红又专”，其实大多数是“红而不专”或“专而不红”。文革后，专业吃香，我想像陈老师这样的“红人”自然就不合时宜，被“专业”排挤了。好在她就是一个本分的人，后来在学校做工会工作，倒也比较适合。她从十来岁进校开始，虽然有过闪亮的开场，但最终还是在实验中学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辈子。这次在百年校庆座谈会上我遇见了她，见面时依然十分亲切，更觉得她像我的一个大姐姐一样。

与陈翠华老师合影

疫情过后，学校恢复了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胡雅华副校长又开始为校庆的事忙碌起来，也经常向我布置各项工作，我也都尽力而为。去年，通过我的联络，我们年级所有班级的同学代表聚集在一起，筹建了77届校友分会，我也义无反顾地担任了秘书长，负责上传下达校庆的有关事宜。胡老师是我哥同班同学，我在校时，正值她分管学生工作。她在我们这一届选用的学生干部是杨志强，但是杨志强和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干部却并不搭，于是我和胡老师之间就因为杨同学在中间而产生了隔阂。这样一来，胡老师的一些指令往往“出不了团委”，我们这个山头实际上把我们这个年级的团委委员架空了。本来我们应该是听从胡老师调遣的，结果我们却总是听钱治奎老师的调动，所以我自认为胡老师对我有些不满意。我现在还记得，学校团员开大会时，胡老师讲话时，目光总是盯着我们这一帮人。前几天翻日记，发现我当兵之后还给她去过一封信，向她解释了我在学校的一些情况，这也可以算是对胡老师的一份迟到的“投名状”吧。据我所知，胡老师是一个政治觉悟高，实际工作能力强，又有责任心的老师。胡老师是我见过的将全身心投入到学生工作当中的两个老师之一（另外一个是张榕老师，她完全就是一个工作狂），我认为她的工作气魄超过了许多男老师，应该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对她来说，实验中学这个舞台显得小了一点，她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要是她像其他几个老师一样能有机会冲出实验中学去从政，我想一定会有所作为。我总是喜欢拿她和钱治奎老师相比，钱老师的舞台是大了不行，他的所作所为都比较个性化，一时一地是可行的；胡老师的舞台是小了不行，她行事风格可以多样化，比如我们年级“直属排”和团委走的是两条线，但是胡老师好像没有边缘化我们“直属排”。要钱老师来管理学校这一亩三分地，他一定可以管理得很好。只可惜他被后来的形势边缘化了，我想他至死也瞧不起实验中学后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当学校失去了“德育”和“体育”这两手之后，钱老师的翅膀实际上就已经被剪断了。后期我到学校里去遇见他，每每都是一脸的“苦恼人的笑”。我算不上是钱老师的得意门生，但一定是得力干将，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要说我在实验中学是谁的得意门生，非徐兆珍老师莫属了。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现象，就是一直能够受到顶头上司的宠爱，被视为他们的左膀右臂，有时甚至是大脑。我是因为什么被徐老师发现的，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下次见到徐老师一定要问）。一个转来的学生，没有多长时间就直接当了班长，一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自从我当了班长之后，徐老师就把所有能让我做的事情都交给我做了，好多事情都不用她操心，同学们对我也相当认可。就拿每学期调整座位来说，都是徐老师让我来排，好像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徐老师很少对我的工作进行指导，也从来不左右我，只是做我的坚强后盾。我第一批没有入团时，我想徐老师会安慰我一下的，但是徐老师什么也没有说，这倒让我认为她一定是认可我的，这也让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与我们班的徐老师比起来，二班的张榕老师则是一个亲力亲为的班主任，她经常说我把手插到他们班上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学生被树为典型，风风光光的，但是在老师中间却没有见过有谁风光过。我们年级的邢英华老师算是教师中比较要求进步的老师之一，是党组织的培养对象。她经常办我们这个年级的战报，总是我给她刻钢板。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怎么用心上课，但是在学校的校生中间还是流传着一些老一辈老师的口碑：物理张仲轩、化学郑谷治、语文张伊人、体育蔡长春、政治彭友睦、数学陈xx、地理胡xx。在年轻一点的老师中，只有方华鹏的数学很有名气。方老师还当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副班主任，和我们一起在金口农校待过一段时间，他在现实生活中就像电影里面拍的书呆子一样。有一次下雨了，他没有雨伞，就将一个大塑料袋挖个洞，套在身上，两臂和身体并在一起在田间走，姿态十分好笑。晚上到场部开会回宿舍的路上，他会拿一根棍子在前面拨拉，说是打草惊蛇。与方老师经历差不多的还有一批老师，有张庆圭、吴峤、吴宏、廖起蜀等，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在校时他们的处境已经好多了，有次吴峤老师还在班级上讲了一些自己的遭遇，激动时还为了控制情绪，咬了自己的舌头。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老师后来都成为了湖北教育界的精英。但是就我观察，实验中学的这一批老师，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婚姻问题上都不怎么顺利，大都没有在正常的婚龄中结婚。由于他们选择对象的范围比较小，所以我觉得有些老师的婚姻不是那么般配。当然，这只是当时的感受，随着教师地位的提高，相信这些老师们也都得到了各自的幸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风华正茂。”我人生最值得回忆的时光，恐怕就是在实验中学的那几年吧。

作者《论语》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