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学之后还能回学校（1974年）

现代意义的“退学”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成绩不合格或违反学校的管理规定，从而学校会对该学生作以“退学”处分。一般情况下，这种退学的贬义性远大于褒义性。

可是早在1974年，某大学生却主动申请退学。他的成绩优秀，同时并未违反学校规定，申请退学不仅得到父母支持，还传遍整个中国，甚至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与特批。在此之后，全国各地都以该名学生的“主动退学”举动为标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源于一次“走后门”。

走后门

“走后门”作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包括但不限于：走后门给自家孩子谋个学区房的名额、找医院熟人为病人安排特殊照顾等，通过不正当手段而达成个人目的。

“走后门”的行为虽然算不上可耻，但是也放不得明面上分说。对于普通群众来说，“走后门”无疑是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公平权利。而作为“走后门”得到关照的人来说，无疑得到了“格外”照顾。

被“照顾”的钟志民从小在部队大院生活，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20岁那年，他无法再忍受当兵的辛苦，多次给父亲打电话，希望通过父亲的“暗箱操作”帮自己上大学。其实，此时的钟志民已经走过一次后门了。

他中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瑞金县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从小在富足的环境中长大，农村生活的艰苦令钟志民苦不堪言。仅在这里待了三个月，钟志民就利用家中父母的关系去参军。而参军名额就是挤掉了另一个青年农民得到的。

1972年，由于特殊原因被迫停顿的大学招生工作重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蠢蠢欲动的钟志民再也不能压抑自己对大学生活的向往，他暗暗决定：一定要离开这里。

可是自己如何才能从这里逃离呢？同如今的高考制度不同，若想在当年成为一名大学生，必须要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三者缺一不可。此时的钟志民自知靠着以上三种方法上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于是他将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父亲——钟学林的身上。

钟学林是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妻子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二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

接到儿子电话的钟学林，起初并不同意钟志民的请求。因为他此前就为儿子“暗箱操作”过，再来一次实在说不过去。何况夫妻二人又都是行政干部，这么做岂不是“知法犯法”？

为了能更快熟悉这些孩子的个人信息，胡老师经常在晚饭后溜达至学生们的宿舍，跟孩子们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问题和学业问题。

就这样，本该基层推荐、各层审批的流程，钟学林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能将钟志民送进南京大学中。不得不说，“章法”的重量在此时轻如鸿毛。

开学前，钟学林问儿子，“上大学以后你有什么计划？想学什么专业？”他胸有成竹地说：“我想去政治系学哲学，我想系统了解自然知识、社会知识，而哲学是这些问题的总体认识。”

钟父见儿子心中颇有打算，他十分欣慰。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家来说，从政发展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若儿子真能在大学中学有所成，日后仕途发展必然超过自己，那么此次“走后门”也是值得的。

钟学林嘱咐儿子说：“此次你有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合章法。在大学生活中，你定要认真、谨慎，不得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深知其中要害的钟志民立马应允，他憧憬着开学以后的美好生活。

同年4月，钟志民只身来南京大学报道，顺利地成为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期待着大学生活的自由与精彩。同时，谨慎的他在兴奋之余依然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

钟志民留心到，班级一共30多名同学，他们都是在部队中表现优异，从而被推荐审批到大学中的。而自己是“破格”录取进来的，因此更要好好表现，才不会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帮助。

事实上，钟志民在这些同学中，的确表现出色。他做事勤恳、为人谦逊、功课认真。这样的好学生哪个老师会不爱呢？作为班级中的尖子生，钟志民的表现很快就引起班主任胡福明的注意。

胡福明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他刚从五七干校调整回来，此次带领的哲学班是回来之后教育的第一届学员。从下放劳动到回归本职工作，胡老师的心情同这届大学生一样激动。

为了能更快熟悉这些孩子的个人信息，胡老师经常在晚饭后溜达至学生们的宿舍，跟孩子们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问题和学业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交流，胡老师发现同班同学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于是让班里的学习委员谷嘉旺利用课余时间为大家补习。热心的谷嘉旺经常与班级同学分享学习方法、交流心得。一来二去，钟志民与这名学习委员相处得很熟络。

钟志民了解到，谷嘉旺是老三届的知青，因为文笔好被公社书记推荐来到大学。同他相比，自己的身份显得有些不明不白，每当谷嘉旺或其他人询问自己的家庭背景时，钟志民总是打岔更换其他话题。

一来二去，大家都不再追问钟志民的出身。早就对同学们有些了解的胡老师在得知到钟志民的“神秘”以后，心中已经有了几分答案，出于现实情况考虑，胡老师并未追问。

藏不住

真相是根本藏不住的，无论怎样包装，其内核都不会发生变化。一向同钟志民交好的谷嘉旺，很快就发现好兄弟身上的“过人”之处。

有一次，从家中返回学校的钟志民将一块巧克力分享给谷嘉旺，这可是谷嘉旺从来都未曾听说过的东西。钟志民毫不吝啬地分给自己一大块，谷嘉旺这才知道巧克力长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味道。正因为这块巧克力，谷嘉旺开始对钟志民的身份产生怀疑。

不过，这种怀疑很快就被钟志民打消。某次，谷嘉旺在拉练中弄伤手腕，半个月时间无法自己洗衣服。好兄弟钟志民主动替自己洗了半个月的衣服，任劳任怨。谷嘉旺心想：这样一名朴素热心肠的大学生，没必要深究下去。

每次钟志民在学业上有疑问，谷嘉旺都会耐心地为他解答。除了知识上的交流，二人在社会实践中也经常组队。从1972年9月开始，钟志民就很少在学校上课，他经常和谷嘉旺及其他同学一起去实践，每次都需要两三个月。

已经在南京制造厂、南京人民广场实践过的钟志民，这次来到南京凤凰山的铁矿上实践。期间，上级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给大家学习。正是这封信，令钟志民羞愧地抬不起头来。

原来是李庆霖同志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告状信”，信中反映的“走后门”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李庆霖在信中强调：任人唯亲的现象十分普遍。自己孩子在插队以后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满足，可是很多干部子弟下乡如走马观花般，没几天就被招回去了。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市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师，亲眼见证过上山下乡活动中的艰苦。如今的不良现象使得他无法认同，于是一封状告信寄给毛主席，想遏制这种风气。

毛主席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即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为了在全党范围内引起重视，这封信被印发学习，在南京凤凰铁矿实践的钟志民很快就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久之后，国务院召开会议关于上山下乡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大会指出：下乡知青的生活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部分领导干部“走后门”，将子女留在城市或者调离农村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些字句深深地烙印在钟志民的心上，自知“理亏”的他在大会学习上无法客观静心，他第一次正面认识到“走后门”的错误。

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身边的同学们相比，自己的确享受到很多他人无法企及的生活。父母都是干部，家庭月收入等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甚至更多。

其他家庭的生活物资不仅需要钱财，还需要凭票供应，而自己在军队大院中长大，从未体验过普通家庭的辛酸与紧张。肉、牛奶、鸡蛋等这些钟志民“应有尽有”的食物，却是普通家庭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才能得到的“好东西”。

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穿着打扮更是与普通人不一样。钟家父母曾经给钟志民买过一块价格高达400元的手表，被他不小心弄丢以后，父母毫不犹豫给他重新买了一块。

在钟志民的20多年成长经历中，他享受着普通孩子想都不敢想的特权。如今，他再次凭借“走后门”的关系去剥夺本该属于那些普通同志的上学名额。此刻的他，心中羞愧难当。

经过在学校的教育与社会实践以后，钟志民十分真切地认识到自己的自私，于是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学的念头。在反复斟酌之后，他趁着回家探亲的机会向父母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钟母对他说：“你这个思想觉悟是好的，但是我不同意你退学。你退学以后，其他干部的孩子怎么办？”钟父说：“我也不同意，难不成你要回来做农民？”

钟志民反驳道：“干部子弟不能去农村么？那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意识到儿子进步思想的钟父，在深思熟虑后说：“也好，亲身劳作也不错。”

同父母沟通过后的钟志民，心里负担卸下不少。他最担心父母的态度，现在二老还算支持自己，只要自己下定决心以后就能申请退学了。

回到学校，钟志民趁着同宿舍的人都熟睡以后，反复修改着自己的退学申请报告。他不知道这件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他只明白一点，内心的煎熬不允许他再享受着“公平”的待遇。他一定要将自己的“身份”公告天下。

周总理特批申请

钟志民将自己的退学申请报告反复修改，最终交给了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勇。在这份长达三页的报告中，钟志民将自己的入学缘由做出详细说明。

他将自己“走后门”的现象视为封建思想的残余、资产阶级私有观念的残余，毫不留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剖析与反省。王勇在了解事情真相以后，亲自找到钟志民谈话，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先，王勇肯定钟志民此次行为。他说钟志民的“走后门”事件发生在中央19号文件(即《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下达以前，时间上不属于退学范围内，应该可以继续读书。

其次，王勇向其班主任胡老师及其身边同学了解到，钟志民在校表现十分出色，没有退学的理由。而且，此时的钟志民已经在大学经过一年半的教育，当时的大学是二至三年学制。此时退学，对国家来说也是损失。

听到王勇书记的话，钟志民的内心轻松很多。不管最终结果是怎样，他都可以安然接受。王勇书记还说：“这件事情我会向省教育局报告，等组织决定。”

江苏省教育局在了解钟志民退学的情况以后，在报纸上对这种“自我否定”的精神进行褒奖。为了鼓励钟志民的行为，江苏省委研究决定：钟志民可以继续读书，毕业后再回部队。

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引起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74年初，这份退学报告被国务院科教组刊物进行报道。周恩来总理说：“既然将钟志民退学申请报告作为教育资料进行学习，但是又不用他退学，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于是南京大学党委集体在接收到周总理的反馈意见以后，一同约见钟志民。钟志民在谈话中表示：自己以前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是对的。现在的他意识到这种思想的错误，不再只以父亲为奋斗目标，想要融入到人民群众里。

随后，学校便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并号召全校师生向他学习。钟家父母得知自己儿子退学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向南京大学党委发去电报，先表达自己对儿子决定的赞同，再检讨自己还存在旧思想。钟志民的行为很快成为标杆，全国各地都有学生申请退学。

言出必行

退学之后，钟志民回到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报到。他在这里学会耕地、能挑重担，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将他与干部子弟联系在一起。

已经习惯这里生活的钟志民，皮肤黝黑、身材偏瘦、身着一件破旧军装。通过长期的勤奋劳作，他被评为生产队长，第二年又当上支部书记。

为了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带着农民兴修水利，彻底实现该村两千亩地的灌溉，不再让老百姓“靠天吃饭”。1987年，钟志民被任命江西驻深圳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招商引资。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令从小生活富足的钟志民震惊。他意识到农民们指望种地实现生活富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辞去公职，下海经商，用一种新的方式刺激当地经济发展。

得益于国家提供的发展机会与个人的拼搏，钟志民投身于燃气行业，现在已经是拥有17家公司的集团总经理。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退学申请呢？

他说：“不后悔。我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体制内的生活也并不适合我。”这时的钟志民，已不再是20岁的血气少年，但是他始终可以坚守内心的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尽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