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师范学校（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诉苦）

前言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响应这一指示，满怀热情的投入到了“上山下乡”活动之中。据初步统计，至1973年为止，全国前往农村地区的知识青年已经达到了800万人。一开始，知青的下乡补助主要由国家负责，并且有一些补贴费用，但后来广大知青们就只能和当地农民一样自食其力了。

图：毛主席发出“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号召

由于部分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水平限制，不少数量的知青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却未能获得相应数量的补贴，结果导致一年劳动下来，常常倒贴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导致知青们的日常生活费用只能靠居住在城里的父母接济，导致其生活日益拮据。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十分困难的福建省莆田县下林小学农村教师李庆霖主动上书给毛主席，直言不讳的说出了知青们在下乡运动中的很多困难，哭诉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处境。凭借这封信，他成为了名噪一时的人物，国家为此及时调整了知青政策，使得千万知青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但同样是因为这封信，逐渐飘飘然的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山下乡青年们的经济窘境：邓小平曾说，国家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曾经在1978年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家花了300亿，买了3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一般来说，下乡插队的知青们，都会按照规定领取一笔补助金。从1970年8月国家财政部做出的统一规定来看，当年知青们能够领取的一次性补贴大约是这样的：

单人插队的，南方补贴230元，北方250元；

成户插队的，南方每人补贴130元，北方每人补贴150元。

除此之外，国家还对前往高寒地区插队的知青们每人补贴20至40元不等的路费以及30元冬装费；而口粮和日用品方面，国家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至少能够保证知青们下乡一年内可以衣食无忧。不过问题在于，国家尽管支出了巨额经费，但由于资金分配到地方之后，知青管理经费十分松弛，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资金被农村基层干部挪用；除此之外，由于为插队知青安置房屋的费用过高，也使得知青们在农村没有房住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这些问题都让知青们在农村待下去的决心开始动摇起来。

图：下乡知青合影

而位于福建莆田县的李庆霖一家也正在“上山下乡”运动之中饱受贫苦的折磨。1929年，李庆霖出生在莆田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家庭生意败落，父亲半身不遂，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母亲当保姆、打小工的收入。尽管几乎一贫如洗，李庆霖的母亲还是咬牙坚持将李庆霖送上学校读书，但李庆霖的妹妹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8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到一家编织店之中学习编织草帽，为此李庆霖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

1944年，福建省新成立了一所仙游师范学校，在莆田县的招生考试之中，李庆霖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大学，因为这所学习可以免除他所有的学费和伙食费，而上大学的第一天，李庆霖的老母亲挑着行李亲自为儿子送行。得知上学机会来之不易的李庆霖发奋努力刻苦读书，4年之后李庆霖终于毕业，被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担任小学老师。

图：仙游师范学院毕业照

解放之后，李庆霖因为出色的教学水平继续被人民政府留任，1951年，他和同村的当地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长子李良模、女儿李良培、次子李良雄也相继出生。尽管当时他在学校的工资并不高，一个月只有140斤大米，生活十分清苦，但李庆霖已经十分知足了。1958年，他被调往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带着一个毕业班准备冲刺小学考试。

由于那一年，他带着的毕业班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初中，在全莆田县教育局召开的大会上，他从此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从每月50.5元降低了8块钱，这件事情从此在李庆霖的心中留下了一道不能愈合的伤口。半辈子的艰难曲折，也让李庆霖似乎看懂了人生，虽然他看似学会了忍辱负重，但其实内心之中隐隐蕴藏着一种敢于和命运抗争的精神。

给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的困难，毛主席回复：寄上三百元，以聊无米之炊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后，李庆霖也将自己的大儿子李良模送往农村插队。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知青第一年的生活费和粮食由国家补助，李良模每个月能够领到8元生活费以及18公斤粮食。然而11个月之后，这笔补助就没有了，李良模的日子很快就收不抵支，每个月都需要家里给他寄钱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更为困难的是，李良模生病之后连看病的钱都没有着落，而由于他一直借助着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此时的房东正准备办喜事，要请他出去另找住处。

图：知青正在准备张贴宣传标语

为了解决儿子生活上的问题，李庆霖首先跑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反应这一情况，但当地公社党委并没有为他解决问题。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莆田县负责知青管理的“四个面向办公室”反应自己儿子的情况，依然没有结果。

几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李庆霖首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可后来就没有了下文，于是就动了给毛主席亲自写信的念头。1972年12月20日，趁着学校放假的时候，李庆霖一个人在家里闭门不出，埋头准备给毛主席写信。这次他在信中对毛主席说道：“很多实际问题，有关单位置之不理，只能靠我这个做家长的解决，这怎么能行呢？如果有朝一日我去世之后，孩子们失去了家庭的支持，他们自己要怎么养活自己？我真担心啊。我希望国家能够对这些问题给予合理的解决，让孩子们能够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我想这应该不是无理取闹和苛刻的要求吧。”在洋洋洒洒大约写了两千多字之后，他将自己的初稿改了改，删掉了一些不必要的用语之后，毅然决定将信邮出。

图：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知道自己给毛主席寄信，可能多半都会石沉大海没有音讯，于是他没有在信封上直接写毛主席收，而是让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海容代收，此后他又单独给王海容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将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随后将两封信一起寄了出去。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理公务，此时的王海容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毛主席。读完之后，毛主席的双眼不禁湿润起来，泪水滴落而下。

随后，毛主席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当统筹解决。

毛主席说话自然一言九鼎，此后，毛主席就从自己的稿费之中拿出300元寄给了李庆霖。到了这一年的6月份，毛主席还问时任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他是党员，可以考虑推荐他成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考虑让他出席四届人大。”并且毛主席还说可以将李庆霖的信编入教科书之中，可见当时毛主席对于李庆霖敢于直言的态度是非常肯定的。

图：毛主席的回信（复印版）

由于毛主席对李庆霖的政治安排说得十分明确和具体，这让从上到下的领导们都感觉到十分紧张，他们都在准备抓紧落实毛主席所说的各项任务，还没人给李庆霖透漏毛主席回信的具体内容。直到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寄来一封信，是一封用牛皮纸的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几个字，他心想这肯定就是毛主席的回信来了。

他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发现头一页就是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原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留存）。将毛主席的回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之后，他不禁泪流满面，简直不敢相信毛主席真的给自己写回信了。第二天晚上，李庆霖就拿着这封信来到了蒲县县委，将毛主席的回信拿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了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补助。邻居听说这件事情之后都纷纷来到李家，抚摸着被红绸缎包裹着的300元钱，然后纷纷对李庆霖说：“这可是毛主席送给你的钱啊，千万不能乱花，要永远传给子孙后代。”后来，李庆霖就将这300块钱存入银行，一直不舍得取出来花，只是每年取走利息，直到他去世之后这300块钱也依然在当地银行存着。

改变千万知青命运，李庆霖的信在中央顿时引起连锁反应

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高层领导人会议，参会的有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这次会议从晚上9点开到了次日1点15分。会议之中，周总理首先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回信，然后对大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将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图：周总理正在主持会议

会议之中，国家计委、财政部的有关人员对知青工作进行了详细汇报，并且着重讨论了下乡知青的安置费、口粮费、婚姻生活、疾病治疗、先进表彰、打击“坏人”、干部带队等一系列问题。会议结束之后，国务院农村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派出12个调查小组奔赴各省市进行调查了解，为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的展开做了充足的准备。

李庆霖的信改变了全国知青工作之中“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在中央文件下发之后，各地关于下乡知青被殴打、迫害的案件相继浮出水面，并且陆续汇集到了中南海，首先被揭露出来的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26团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李耀东等人强奸数十名女性知青的丑恶行径。得知这一事件之后，从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忍不住自己愤怒的感情，对有关领导叮嘱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要大胆查。”叶剑英也火冒三丈：“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图：知青高居毛主席画像合影

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为全国数千万知青改变了命运。长期以来他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之中遇到的切实困难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周总理和叶剑英的这一系列行动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青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利，就凭这一点，他就值得被知青们所永远铭记。

迈入人生光辉巅峰的李庆霖：向前一步，便是深渊

1973年6月份，在接到毛主席的内部指示之后，时任福建一把手的韩先楚就将李庆霖亲自召至福州接见，问他对上级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他都可以说。于是李庆霖就对韩先楚司令员说了两件事：其一，1958年他被上级撤职处分，他要求进行平反调查；其二，他的妻子原先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却被当地乡政府因为“经济困难”辞退，因此希望韩先楚能帮自己的妻子找一份工作。

图：韩先楚和姚科贵

这两件事韩先楚认为都很合理，于是很快帮李庆霖解决了。不久之后，李庆霖就被调往莆田县最好的东方红小学（现实验小学）担任副校长职务，还为他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之间被降低的每月8块钱的工资，而他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县第四中学当上了正式职工。

不过由于思想限制，他当时觉得自己的这两项要求能够被满足已经很好了，对于主动要求入党的事情他却一直没有想到。对李庆霖一直进行追踪报道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对此十分着急，于是就嘱咐助理小张说：“我说小张啊，毛主席希望他能够参加党的十大，你干脆给他明确提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当地政府官员不好提。”

于是小张就来到李庆霖的家中，将毛主席与汪东兴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又惊讶又兴奋，于是就问：“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小张就告诉他，入党申请必须是本人自觉自愿提出来的，别人勉强不得，因此让他赶快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图：1975年，李庆霖与知青在一起

7月，李庆霖写出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莆田县委接到这份申请之后马上报告了当地地委和省委，然后各级党组织开始对李庆霖的入党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但出于种种原因，李庆霖的入党申请未能在十大召开之前得以通过，李庆霖自然也没办法见到毛主席一面，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

图：学习李庆霖精神的中央文件

虽然李庆霖没能见到毛主席，但此后他的人生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1973年7月2日，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的信件。故此，福建省委邀请李庆霖前往大会发言，平时素来沉默寡言的李庆霖不打草稿，在会议上侃侃而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之久。开头的讲话似乎十分正常，但到了后半段，他就开始对大家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情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之后，莆田县社会产生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压力，企图将此事完全推翻。”随后他就开始讲了几件他被各种压力为难的事情，很显然矛头直接指向了莆田县的相关领导人。

图：李庆霖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这件事情也成为了李庆霖人生路上的转折点，他直接卷入到了危险的政治风暴之中。而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在仕途上的地位也如同坐直升飞机一样平步青云。在担任东方红学校的副校长之后，他随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局副局长、福建省高招办主任等职务。虽然他未能出席“十大”，但相关领导还是安排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成为了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正部级待遇），从一个小学教师能混到如此地步，真可谓是机缘巧合。

梦碎无痕，却无怨无悔：李庆霖人生的大起大落

1973年走上政治舞台之后，李庆霖一开始还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是提到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事情，谈到更多的是如何纠正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最痛恨的事情自然是走后门，在他担任福建高招办主任一职期间，他铁面无私地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们想把自己的儿女送入大学的事情，并且还将自己的次子也送去当知青，这在当地群众之中都被传为了美谈。

图：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印刷版）

不过说到底，李庆霖只是一个长期以来在小学岗位上奋斗的一线工作者，他又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所具有的素质、眼光、城府以及能力呢？但他却借着毛主席的回信的事件，登上了当地的政治舞台，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历史的潮流起起伏伏。不久之后，由于他未能参加“十大”，因此李庆霖本人对莆田县当局越来越表示难以理解，也就不知不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75年，李庆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之后就更是忘乎所以，常常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福建省委出于爱护他的原因，写信向邓小平同志反映情况，邓小平听到这件事之后批评道：“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却翘得那样高，你们要好好教育和警告他，公开对他说：‘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但李庆霖却充耳不闻，继续我行我素。

图：李庆霖晚年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之后，他自然也被隔离审查，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从此度过了17年的牢狱之灾。1994年，他出狱之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找到莆田县领导，为他批了每个月210元的生活补助。2003年8月12日，李庆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他的身体因为气管炎而到了很虚弱的地步，他对记者用感恩的语气说：“原先210元的生活补助，后来涨到了500元，这都要感谢党和国家。”

图：李庆霖之墓

而提到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情，他说道：“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只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梦醒之后，我也快升天了。”尽管此时他居住的房屋低矮逼仄，房屋之中的东西也陈旧不堪，但唯独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被擦得一尘不染。半年之后，李庆霖因病去世，死后儿子没钱买墓地，还是时任莆田市城厢区区委书记的阮军同志出面，让李庆霖的后代以三折购买了一小块墓地，这才让李庆霖的骨灰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