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际法学院（北大国法）

⊙ 本文长约11300字，阅读需时22分钟

—— 满运龙 ——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

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J.D.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宪政史博士(Ph.D.)

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学费，是最贵的，每年人民币6万元；

学制，是最长的，别人三年她四年；

学习，是最累的，读不完的“阅读”写不完的“写作”……

它又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

不出国门，完成留学美国法学院的经历；

无需法本，照样得圆攻读法律的梦想；

学制四年，获取北大美国法J.D. + 中国法J.M.双学位。

它甚至是颠覆的，不合群的——

除中国法外，全由外籍教授全英文授课；

苏格拉底式教学，

层层设问，抽丝剥茧，

等于在课堂上日日演练法庭交叉询问技能！

纵观全球，法律人才是普遍过剩的，

仅美国就有130多万名律师，

中国有六七百所法学院。

与世界上不少国家一样，

也有很多法学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在这种竞争尤为激烈的情况下，

作为“最贵、最长、最累”的法学院，

何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争相报读？

何以引来越来越多国际关注的目光？

答案是——

“要么不做，要么不同”！

这里有，

欧美顶尖大学的著名教授，

和执业多年的国际著名律所合伙人，

他们带来的，

不仅是深厚的学术素养、丰富的实战经验，

更有跨境执业和美国法院实习的广袤资源。

这里还有，

中国一流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过五关、斩六将，

不仅要取得国内硕士最好的分数，

还要具备相当的英语能力，

通过美国法学院LSAT考试。

虽然中国现有律师36万人，

但有能力做跨境业务的，只有1%。

在中外经济日益融合、交流，也不断产生纠纷的今天，

双语、双法律体系跨境业务人才，

炙手可热、供不应求！

而立足中国改革开放滩头城市——深圳——的北大国法（STL），

正是为满足这个专门的市场需要，

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将来，

为中国乃至世界新型法律市场，

培养复合型跨境业务人才！

抱住风云访谈

“独一无二的法学院”

抱住：最初听说北大国际法学院坐落在深圳的时候，很是吃惊——为什么不像北大其它学院一样设在北京本部？

满运龙：十几年前，也是应深圳市政府的邀请，借着深圳经济发展对于科技和新型实用学科的需要，北大在深圳设立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现在大约有近十个学院，大部分都是理工科学院，其中两个算是文科的，一个是著名的汇丰商学院，另一个就是我们国际法学院。这些都是顺应新经济对于新型、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深圳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发达、活跃的新兴科技、新兴商业模式，需要一些最先进的理念、商业知识以及实用知识的能力，能在深圳得到培养。当时深圳市政府和北大正好有这种共识，觉得适合在深圳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学院——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新型法律市场提供跨境业务的法律人才。

在创办上，就像你们抱住，一定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和北大在北京的法学院不同，国际法学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一个真正融合中美法学资源的新型法学院。

抱住：第二个不同寻常的是，北大国际法学院的学位为什么叫J.D.(Juris Doctor)，而不是国内通常所说的硕士、博士？

满运龙：大家知道，美国法学院授予的学位就叫J.D.，之所以不把它翻译成“博士”或者“硕士”，因为它和中国现有的博士、硕士的概念都不一样。在美国，法律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进大学是没有机会学法律的。但大学毕业之后，不管什么专业，只要能够通过法学院的考试，就都能进法学院学习法律。在法学院里面取得的学位，就是一个三年的、叫J.D.的学位。

抱住：国法本来打算设置的是美国J.D.学位制，后来为什么演变成为美国法的J.D.和中国法的J.M.？

满运龙：2007年，国法创办的时候，北大和教育部一起向国务院申请，允许北大在深圳国际法学院授予美国J.D.学位。因为在三年的学习时间内，所有的课程安排、训练方法，都和美国学制无异。我们的创办院长——雷蒙教授，几个月前，他刚刚被中国政府授予“40年来40位对中国影响和帮助最大的外国友人”之一。他是一位美国著名的法学家，从前是美国著名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后来又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他不做校长之后就来到中国，和北大合作。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在中国设立一个美国的法学院，让我们的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完成留学的经历。他的想法在2007年获得国务院特批准，破天荒地在中国土地上开办授予美国J.D. 学位的法学院。

抱住：为什么美国J.D. 学位之外还要学一个中国法学位？

满运龙：STL开办之后，国际经济和法律市场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发现，学院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法律市场——跨境商业法律服务，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懂美国法律，懂得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的知识，还需要懂得中国法的知识。因为中国法现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了解的一个法律体系。而且中国法，特别是商法，不仅是大陆法的传统，还吸收了英美法的很多东西，成为一种复合型的法律体系，那么执业律师在世界市场上做跨境业务，就越来越多地需要中国法的知识。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双学位制——既学美国法三年(J.D.)，是最高专业法律学位，又拿一个一年的中国法硕士（J.M.，硕士学位)。

抱住：中国目前有36万名律师，法学院在校生也为数不少，但具备跨境执业能力的律师比例却非常小，有数据说只有1%，3000人左右。从纯粹的美国法学院到中美双学位制，这个改变听起来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好像更加适应市场需要。

满运龙：对。北大国法完全是适应市场需要而产生的，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走到现在一步，一些有远见的人提前看到了这个趋势，像我们的创始院长雷蒙先生、北大当时的校领导，还有深圳市政府，当时大家都有这个共识，认为市场需要这种复合型的、做跨境交易的人才。

抱住：基于中国学生来讲，做跨境业务才是最需要的，而不是说真要到美国去执业本土业务。

满运龙：对。作为中国人，到美国市场上和美国律师竞争本土业务，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和美国律师竞争跨境业务，特别是需要中文语言和法律功底的中外跨境业务，中国学生具有比较优势。

抱住：有个统计说，美国有130多万名律师。

满运龙：是。美国最不缺的就是律师（笑）。

抱住：听起来有些无心插柳的感觉？

满运龙：真是有这样。本来的初心是想把美国法学院搬到中国来，现在却是一个中美法兼具的新模式。

抱住：没有得到ABA的认证，是否就意味着，国法毕业生不可以直接报考美国律师资格？

满运龙：是的，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我们毕业生目前还不能直接到美国去考美国的执业律师资格。但我们学院和美国的很多法学院，包括加州的一些法学院，有比较密切的交流项目，学生在我们这里四年时间，可以拿到一个美国法J.D.和一个中国法的J.M.，还可以到美国的法学院学习一年，比如到加州的一所法学院，拿到那个学院的LLM之后，就可以考加州的律师资格了。所以说，如果有志去美国做律师，是可以做到的。

国法毕业生与教授，每个人都阳光灿烂

“学费最贵、学制最长、学习最累”

抱住：除了学制和学位外，北大国法还有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学费不菲。

满运龙：我在给各地学生宣讲介绍国际法学院时，一般首先就会强调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学费最贵的（笑）。因为在中国读研究生基本不用交钱，而我们每年要交6万块钱学费；第二个，是学制最长的。在别的学校读三年可以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我们要读四年，不过拿的是两个学位；再一个，学习是最累的。在我们学院，学生每天都要学习到很晚，功课非常难，有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所以说，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学院听起来非常可怕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这么可怕，还需要有这么一个学院，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想要到我们这里来？

纵观全球，现在法律市场上的法律人才是过剩的，其中美国就有130多万名律师，中国36万，英国也有很多。从人口比例来讲，美国四五百人里边就有一个律师，但事实上是不需要这么多的，很多法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中国呢，有六七百所法学院，也有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对不对？看起来，这是法律市场过剩、法律人才培养过剩的普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法学院又是最贵、最长、最累的，为什么还要有我们存在的空间？借你们抱住的话说，就是“要么不做，要么不同”。

刚才你说的那个数据，刘桂明先生的公号上发的，我从那里看到的。说中国现有律师36万人，有能力做跨境业务的，只有1%，也就3000人左右。当然，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我也没有去验证，但是不管他是3000人、5000人，还是6000人，即使是1万人又怎么样？还是说明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对吧？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上的交往越来越多，跨境业务需求量越来越大，包括外国公司到中国来，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并购，这一块业务的人才需求量特别大。

整个来讲，法律市场律师过剩，但在跨境业务这块儿，律师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别的学院设置，又很难达到这块市场的专业要求。而北大国法，满足的就是这个专门的市场需要，这正是我们生长的空间。

抱住：根据您多年的从业经验，现在中国做跨境业务的律师，是国内的律师多还是境外的律师多？

满运龙：最早的时候，肯定是境外律师做这一块。因为中国在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第一，根本没有律师，第二，外语专业知识的人才也非常少，能把这两项技能结合在一起的，几乎没有。最早的时候是一批欧美的律师，他们有一些中文功底，后来又学了法律，那时候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市场需要这类人才，他们就跑到中国来淘金。再往后一点，就是类似我这样的中国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到美国学了法律，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里面工作，成长起来后，被美国律所又派回到中国市场来。第二阶段主要是我们这类具备英文和中文双语能力的法律跨境业务人士。过去十几年间，这些外国律所又和中国律所合作，同时，中国律所也在发展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中国律所和外国律所之间的交流就非常多了，很多像我这种背景的人，就跳槽到这些好的中国律所，比如最早的君合、金杜等。所以，这些所里面现在很多人是专门做国外业务、跨境业务的，而且都有在国外律所执业的经历，他们现在就成了主力，真正的纯老外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国际法学院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从一开始就教会你在跨境市场执业的能力。

抱住：作为一种内生的力量。

满运龙：一点不错，内生的。所以，回到“最贵的”这个话题，我们相比于中国法学院是最贵的，但是你要到美国读一个学位最低要花多少钱？实际我们又是很便宜的，对不对？

抱住：美国学校费用差异很大，如果取一个平均数的话，大约要多少？

满运龙：一年五六万美金肯定是要的。

抱住：还不包括生活费，一年至少30多万人民币。

满运龙：这是肯定的，去美国的费用至少是我们这儿的五到六倍或者七倍。

抱住：如果立志做跨境业务，在国内接受这样的教育是否成效更直接？

满运龙：应该是这样。当然有条件的话，到美国顶尖的法学院去读书，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经济基础和机会，对不对？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么另外一个选择。

抱住：国法生源也像美国一样，招收本科为非法律专业的学生？

满运龙：我们的目标是向市场提供一种复合型的人才，学生有法本的，还有更多非法本的，这也是我们独特的一个地方。说到生源，我觉得很有趣。很多学生，他们本科学的是理工科等，但是他们后来跟我说，考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学法律，但父母不让他学，不让报，因为觉得理工科更保险、更吃香。他们有的是把家长带来，因为他要说服家长给钱（笑），还要说服家长同意他转行。有的是工科毕业生，有很好的工作，但还是想学法律。还有学英语的，历史的，哲学的，计算机的，甚至学中药的、音乐的。

我们这么一个法学院，就让他们有了一个机会能圆自己的法律梦。因为在中国其他院校的体制之下，不是法律本科毕业，很难去读法律的硕士，对不对？

另外，我们也面向国际招生，也有国外学生来读这个四年项目，但他们大多数中文达不到学习中国法的要求，特别是书面写作能力。所以大多数国外学生进入我们为国外学生专设的一年制LLM项目，可以在英文环境里学习中国法律。

“苏格拉底”式教学

“苏格拉底教学法”

抱住：北大国法主要开设哪些课程呢？

满运龙：基本课程如下：

一年级 1L：美国法必修为主；少部分中国法必修。

二年级 2L：中国法必修为主；部分美国法必修；选修。

三、四年级 3L & 4L：中国法/美国法选修；实习；毕业论文。

抱住：最大的特点，是全英文授课？

满运龙：对，基本上是全英文教学。其中，美国法部分，全部是英文授课；中国法，就用中文。

抱住：美国法部分全英文授课，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满运龙：我们的教授，绝大部分是外籍教授，和一些在外国做了很多年律师之后又愿意回到法学院教书的资深律师。

抱住：语言的培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满运龙：我们法学院在招生时，要求学生一定要展示他们的英文功底。除了要通过国内硕士同行最好的分数，还要通过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另外，还要接受我们由几位教授组成的英文面试。

抱住：比国内法学研究生考试要多两道关？

满运龙：英文面试，主要是看学生的英文能力，能不能适应国法高强度的英文教学。

抱住：国法的教学方法，跟国内高校是否也很不同？

满运龙：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使用“苏格拉底教学法”——Socratic Method。

简言之，就是互动式的，渐次深入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法学院普遍采用的方法。大家知道，我们国内一般是，老师有教科书，上课讲授自己的讲稿，学生课堂做笔记，做完之后回来再读教科书，画重点，背完之后去考试。

“苏格拉底”方法就完全不一样，教授会花大量的时间设置课程。上课之前，教授先布置阅读材料，拿美国法课程来说，就让学生阅读法院的判例，教科书就是由判例来做成。上课的时候，教授就根据这些判例，向学生不断地提问题。通过提问、答问这个过程，把法律的知识以及法律背后的逻辑教给学生。而且问题是连续的、不断推进的，不是说问完了就把正确答案告诉你，没有一个哪个答案是对的，都需要你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后加以证明它。

抱住：不断地纵深推进。

满运龙：对。通过这种方式，不是来培养学生记住多少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思维能力。因为它的理念是，法律知识，书上都有，图书馆都有，现在是网上都有，要想读法条，都在那放着。但这个法条到底是什么含义，背后的逻辑和法理是什么？特别是这些法律放到一个实际的案例中间，有一件事情你要去处理，它的含义是什么？怎么去运用它？怎么来解释这个法律？怎么样能够使用这个法条？你要做的是，按照自己客户的利益做出解释，作出应用。

这其实就是大家经常所讲的，美国法学院培养的不是知识，而是思维能力，要像律师一样去思考。我们需要改变的就是学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只要学到这种思维模式，不管将来做哪一行业的法律，你都知道怎么样去寻找法律的来源，然后运用到现实的案件当中。

所以，我们的教授都是教给学生们学以致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使得他们毕业之后马上就能够运用，比如到律师事务所到机关单位到公司企业，直接就能够解决问题。像我给学生上的课，课程内容都是从我过去将近20年的执业经验中间提炼出来的经验和技巧，我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我们就把课堂当做一个律师事务所，我就是你们的合伙人，我给学生布置作业，都是说有个客户给我打个电话，他要做一件什么事，要做一个什么投资，然后，这个投资在中国法律之下是怎么规定的？你马上过去做研究，回来之后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完之后可以谈，谈完之后你帮我起草一封送给客户的信。写完之后，我再跟你讨论写得对还是不对，哪方面需要注意等等。所以我们培养的是实践中间学以致用的技能，而不是照本宣科，因为我这个课根本没有课本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我曾经的执业经验。

抱住：这其实是美国法庭上“交叉询问”的提前演练。

满运龙：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抱住：听说你们也像美国高校一样，特别强调写作技能？

满运龙：写作，确实非常重要。按照中国硕士、博士培养规定，学生毕业时要写一篇论文，我们也严格遵守这个学术规范。不过，我们的论文要求英文写作，题目都要和法律热点问题相关。

除了学术论文，最重要的，还是课堂上培养的实务写作。相比于学术文章，在实务中间给客户写一个咨询函、建议函、律师函、起诉书、辩护状等，那又不一样。包括遣词造句，语气的深浅，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落款，甚至对国外客户怎么称呼，国内客户怎么称呼，都有讲究。给政府机关的信函应该怎么样去写，给民企老板呢？给企业法务人员呢？为客户起草公司并购文件，与给客户的法律建议书，又不一样。客户对象和内容不同，写作风格都应有细微的不同。如果一封信写给谁都一样，这肯定不行。这些写作能力，相较于学术写作，又是另外一大类。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写作训练，让学生掌握这些具体的东西，培养他们敏锐的感觉。

抱住：这些学生的语言能力最后都能够达到要求吗？

满运龙：什么叫做“要求”，这就要怎么去看。我出去做宣讲的时候，有些学生提问时的语言能力真是厉害，你要不看人的话，都想不到这是一个中国面孔的孩子在讲话。一般进到我们学院英语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总体语言能力肯定还是可以的。他们中间也是有差异的，有的就非常好，有的需要提高的方面就比较多。

这个情况，我们比较重视，学生们除了要跟着外籍教授上课，直接学英文之外，学院还招聘了一位专门学语言学的美国年轻博士，她的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培养非母语人士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从语言学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学生做进一步的培训。

再一个，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的国内外法律辩论大赛，都是英文的，包括到维也纳到美国参加的辩论赛，都能拿到非常好的名次。

那么，经过三年四年的熏陶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同学都是英文答辩、听说读写都达到相当不错的水平。根据我多年在外所招聘律师的经验，我有信心向国内外顶尖律师推荐我们的学生。

抱住：是面向全国招生吗？

满运龙：全国招生。像今年，我们只有100个名额，但第一志愿报考国法的已达到900人了。

抱住：9：1！竞争那么激烈。

满运龙：刚成立那几年，因为学生不了解我们，大部分人都报北大本部，尤其是第一志愿。这几年明显不同了，越来越多的学生第一志愿报读深圳的国际法学院。

抱住：现在国法一届有多少学生呢？

满运龙：100人左右。现在教育部给我们的招生名额就是100人多一点，但很快有望达到150人左右。

由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公司Kohn Pedersen Fox主持设计的国际法学院教学楼

“毕业生都去哪儿了”

抱住：经过几年专业的训练之后，他们一般都到哪里工作了？

满运龙：首先，我们很骄傲的是，这些年过去，除非个人选择暂时不就业，几乎百分之百的意愿就业同学都能在很快找到工作，而且好多人拿到了不止一个offer。有些人最后都要比较痛苦地做一些选择，到底去哪一个。由于不少学生入学时都是有兴趣做跨境律师业务的，他们毕业后，去律所的最多，都是国际和国内知名的律所。从地域分布来讲，去北京的占大多数，这个也反映出国内的法律市场，特别是跨境法律市场的需求，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是排第一的现状。然后就是上海、深圳、广州。从近几年的趋势来讲，留在深圳的越来越多了，说明深圳对这个市场需求量的扩大。有几家律所招过我们学生之后，以后每年都到我们这里招，有的律所说，我们这一个部门就招你们学院的学生。

我们从2008年才开始招生，四年以后，2012年才有第一届学生毕业，到现在为止，才七届学生，每年毕业人数不到100人，人数还是很少的。一开始大多数用人单位对我们学校不了解，把我们和北大本部的法学院混在一起，然后一看又不是本部的，就有些疑惑、不清楚。了解之后，他们对我们的认知程度就越来越高。

还有一批，去了投资机构。去公司做法务的也有，还有少数学生去了国家机关，一年有一两个。

抱住：有没有学生去国外继续深造？

满运龙：有，每年都会有少数学生到国外名牌大学深造。去年最典型，仅哈佛法学院，我们就有三个毕业生被录取，去攻读LL.M。

抱住：厉害，哈佛，三人！

满运龙：是（微笑）。

抱住：其他高校呢，有被录取的吗？

满运龙：当然。有去芝加哥大学的，去耶鲁的、哥伦比亚的，还有去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每年都有，但是人数不多，因为大多数学生出来都是急着要工作了。

满运龙教授（右）与Greco教授（左）

与美国法院的不解之缘

抱住：我们看北大国法官网，发现很多教授以前有美国法院的职业经历，你们跟美国法院联系紧密吗？

满运龙：这可能是我们另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们和美国法院的联系，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和国内其他法学院都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原因，由于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教授美国法律的法学院。第二个，我们的很多教授，在美国都有法院任职的经历。美国的名牌法学院学生毕业之后，能够直接给美国高级法院，包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美国联邦巡回法院，以及州的上诉法院和州的最高法院，去做Clerk，也就是“法官助理”，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美国的法官每年都要招2—3个毕业生，作为他/她的个人助理，一个法官一般有五六个助理。助理们的工作就是，有案子过来后，为法官来做研究，然后帮助法官起草判决词。我在美国法学院毕业之前，在印第安那州上诉法院给法官做过半年的个人助理，那个经历是非常锻炼人的。在美国，法学院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如果能够找到法官助理的职位，他们认为是比进律所、进其他公司更好的选择。因为当过两年助理之后，再去律所都会很抢手的。这和在中国到法院实习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美国的法官助理是一个正式的工作。我们有两位教授当年在美国名牌法学院毕业之后，都给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做过助理，这在美国是非常荣耀的经历。

换个说法，能有机会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者联邦上诉法院做法官助理的，都是美国名牌法学院毕业生。非名牌大学毕业的，可能就没有机会。

这里要特别提到我们的Greco教授，在做美国律师协会（ABA）任会长主时，曾经组织过一个委员会，总统向联邦法院提名的所有法官，都先交给这个委员会评审。可以想见他的人脉，以及对美国法官的了解。他与现在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中起码四位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他曾经带着我们的学生到华盛顿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的办公室，专门拜见她。

由于这些教授的引荐，给我们的学生就创造了一个在中国法学院里面独一无二的机会。从前两年开始，每年我们给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以及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波士顿和佛蒙特的法官，送去几个我们的学生，推荐给他们做助理。去年做完之后，这两个法官都很满意，今年又向我们学院要更多的学生去做。这确实是别的法学院想都不可以想的，这对我们学生眼界的开阔，以及他们将来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2007年我们学院成立时，美国最高法院肯尼迪大法官参加了我们的落成典礼。去年我们请了最高法院西蒙·阿里托大法官到我们学院待了十天，给学生开了一门课，讲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宪法，这是中国法学院绝无仅有的经历。因为，请一个法官来做演讲可能可以做到，但让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来开一个课，别的学院还没有过。

抱住：带领学生出去参观美国的法院、法学院，或者引荐学生去见一些大法官，以及请最高法院大法官来开课，这些都是学生额外的福利？

满运龙：对。这些都是在我们院方和教授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学生提供的一切可能的帮助。

抱住：看得出来，外籍教授们对学校倾注了很多的热情。

满运龙：一点不错。这些外籍教授从前都是国际著名律所的合伙人、著名法学院教授，功成名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到这里来完全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新的尝试，对中国及中国学生的一种热爱。深圳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化大都市，但给国外高级人才提供的设施和服务等，说实话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大差距，包括比北京、上海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我们有的教授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国际学校也有，但水平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这里对他们来讲，是有一点奉献的精神。

他们就想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就把自己能够调动的资源，尽可能地提供给学生。最典型的就是Greco教授，他给学生推荐所有的他能认识的人和机会。你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他都带着学生去拜见。

抱住：满教授，国法成立十年了，这中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跟北大本部法学院有没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满运龙：国法和本部，其实可谓差异化办学，并不冲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嘛（笑）。

2018年8月，最高法特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其中三人来自国法

“国法的前途在未来”

抱住：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学生中间，北大国法的评价和关注度越来越高，您觉得国法的前途在哪里？

满运龙：说来很有意思。这个项目设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试验田的性质——把美国法学院搬到中国来，这是史无前例的奇思异想。做起来之后，特别是到了后来，我们把中国法和美国法结合起来——三（四）年拿两个学位。我们中国法的教学，也像美国法一样，都是用案例教学法、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相当于给中国的法律教育带来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大的方面讲，从全世界角度来看，它是法律教育史上的一个革命。因为第一，它是把美国法的教育从美国本土搬到中国来。第二个，到中国来之后，和中国法结合在一起。第三个就是把中国法学院传统的中国法教授方式变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这三种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突破性的革命性的变化。

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些教授，经常被邀请到法学教育国际论坛上，专门介绍我们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把普通法和大陆法两大法学体系，把美国普通法下的教学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大陆法体系下的教学方式，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新的、混合式的模式，培养出兼具英美法和大陆法知识和执业技能的毕业生。

两大法系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好处。现在全球化越来越密切，两种体系日渐水乳交融，你光懂一种的话，你的知识还是片面、单调的，可能在将来就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包括做法学研究。而我们这种“双法律体系、双语教学”的创新模式，也就为变化中的法律教育市场，提供了一个先例。

所以现在在国际上很多地方都把我们STL（北大国法）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视为一种前瞻性的法学教育方式。

我们的现任院长Philip McConnaughay，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学院原院长，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大家都问STL的位置在哪里，他说我们的位置是在将来。因为我们的办学方式、培养人才的眼光，都是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将来培养人才。将来，世界市场对复合型学生的需求会与日俱增，我们的这种模式也会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学教育提供一个新的借鉴经验。将来，我觉得它的意义会越来越凸显，越来越突出。所以说，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的前途在“未来”。

国法鸟瞰（图中桥边一栋为国际法学院教学楼）

＃ 观点 #

到访的美国教授很乐意 将 STL 与本国的法学校进行比较；优秀的美国从业人员对于将 STL 学生与美国同龄人进行比较时候也会表现出类似的热情。“STL 的学生都非常优秀， 我坚信我的 STL 学生将来会成为非常优秀的美国律师。”

——哈佛大学一名教授

“我发现 STL 学生对于美国法律系统的文化、价值和伦理学有着敏锐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中国法学院学生对于美国法律系统的热情比美国法学院学生更加高涨。”

——一名美国地区法官

“我带的 STL 学生与密歇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学习相同的教材。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我所教的 STL 学生与我在美国教授的法学院学生对于美国法律系统的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有着同等的鉴赏力和理解力。”

——美国律师协会（ABA） 前任主席 Michael S. Greco

本文为抱住原创，转载请联系授权

作者：石心丨版式：啊聪儿

特别申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抱住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30日内与抱住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