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专科学校（九七）

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晚清政府腐朽无能，中国的综合国力羸弱不堪。面对列强的侵略讹诈，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为了维护行将朽木的封建统治，清政府和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量国土被强盗霸占。

作为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先后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霸占了整个香港，这个中华民族的耻辱，更是“落后挨打”的教训！

1898年6月9日，清政府在北京与英帝国主义签署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明确规定：“英国从中国‘租借’广东省新安县境内由九龙界限线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连同附近233个岛屿，为期99年，到1997年为止”。

转眼时光荏苒，百年转瞬即逝。中国战天斗地，换了人间。英国也越过“霸权顶点”，回归欧洲。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夕，实力衰弱，但野心不小的英国人并不愿意如约归还香港。反而提出了所谓的“主权换治权”等荒谬论调，被中国严词拒绝。

随后，我党也在香港问题上，严正表明了我们的强硬立场。或许是“做贼心虚”，或许是忌惮于中国的强大实力和不屈不挠的坚定决心。当时的英国政府，甚至曾经详细评估过中国提前武力接管香港可能性。

一、以彭定康为代表的乱港分子胡作非为，极度恶化了中英关系

从1982年起，中英共进行了22轮的艰苦谈判。一直到1985年，中英政府代表在北京交换协议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开始了为期12年的过渡期。

但就在这12年的过渡期里，英国强盗也没有消停，他们还在苦苦做着最后的挣扎，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企图扰乱香港。1991年，邓小平同志又深刻地指出指出：“香港后过渡时期的重要问题是防止英国人出坏点子，搞小动作，把一个个大包袱留给特区政府”。

而后，彭定康上台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国乱港分子的频频使坏，精确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预见。

1992年，彭定康在其首份“香港施政报告”中，就抛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政改方案”。他提出了“要增加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以便使香港逐步迮向英国式民主”。

这一方案的实质，就是要让更多的亲英分子进入香港议会，为日后英国继续插手香港问题，搅乱香港，埋下伏笔。这一公然违背中英联合声明，损害香港利益的恶性，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我们们外交部门直言不讳地提出，彭定康此举，完全是在与中国搞对抗。在回忆道香港那段特殊的过渡期时，曾经担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鲁平曾如此形容彭定康——“千古罪人”。

这一句话，对彭定康在香港过渡期内的所作所为，作了精辟概括。当年如果没有彭定康之流的胡作非为，香港过渡的情况必然会更平稳顺利。

不仅如此，在过渡期内，英国国内依然有许多死硬分子叫嚣着，要用武力“教训”中国。后来，英军联合参谋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对此回应道：“你们都想把香港拿回来，谁去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当时英国在香港地区的驻军总计不超过两万人，还包括大量的雇佣军。凭借这点军力对抗中国，是痴人说梦。

二、担心中国报复，英国数次评估中国提前武力接管香港可能性

早在与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中，邓小平同志就斩钉截铁地警告道：“也不排除（收回过程）有发生意外的事件，（比如）香港发生动乱，或是（两国）根本谈不拢，那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邓公的言外之意和明确：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发生动乱，中国政府当然有权采取一切措施。

英国政府也深知，彭定康等人所作所为几乎触及了中国的底线。所以他们对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究竟会如何应对，十分敏感。

最近一份解密的英国文献也显示，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考虑到彭定康在香港地区的胡作非为引起中国不满，以及彭定康本人曾数次宣称“中方有可能寻求提前接管香港”，英国内阁曾指示英国外交部门，认真研究和评估中国提前武力接管香港的可能性和对策措施。

而且，彭定康或许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担心中国军队的铁拳砸向自己。于是乎，他就不断通过各种途径游说英国内阁，并声称：“解放军已接到指示，起草提前接管香港的应变计划”。

彭定康的这一说辞，立刻在英国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政府极为担心中方在1997年之前，以武力接管香港，他们还为此进行了相应“准备”。

当时英国政府办公厅国防与海外事务秘书处负责人的保利娜·内维尔—琼斯，在给约翰·梅杰首相的报告中就认为，即便彭定康所谓的“政改方案”得到香港“立法局”的拥护和通过。那也必将引发中英关系的恶化，英国政府必须考虑一旦局势恶化的应对问题。

内维尔—琼斯还在报告的末尾，十分担忧地写道：“必须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作出反应，是否应当继续推进。这其中的风险很高，这是一条不归路”。但对于英国国内清醒派的规劝，彭定康置若罔闻。

1992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内政大臣、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等政府高官齐聚白金汉宫，举行了一场专门研讨彭定康“政改方案”，以及中国武力收复香港可能性问题的会议。

根据解密的档案材料，当时梅杰首相对于这两个问题极为焦虑，他十分担心彭定康的胡作非为会激怒中国，引发中英严重冲突。

1993年2月，英国方面的香港问题谈判代表、英国驻中国大使麦若彬，在写给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韩魁的信件中再度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就彭定康和“政改方案”问题主动和中国会谈，并借此试探中国动武的可能性。

麦若彬则在信中回复道：“为了进入下一阶段实质性的讨论，英国确实应该主动出击。无论是在正式的谈判桌上，还是内部会话、亦或是一些私下会谈中，我们都想必须想方设法知道北京对某些可能提议方案的反应”。

但彭定康似乎并不认可这些看法，他依然顽固地坚持，即便中英谈判，英国方面也只能解释彭定康本人的提议方案，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还为此写信给电韩奎，十分坚决地表示“不会向中国屈服”。

最终，彭定康的这种冥顽不化油盐不进的作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中英外交风波。1993年2月，英国政府还是根据彭定康的意见，搞出了一份所谓的“指导性简报”，并以此作为中央谈判的基础。中国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强烈反对，同年11月谈判最终破裂。

在最初的协议中，为了香港地区的稳定，中国曾同意了英国人提出的“直通车”构想，即“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成，员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机构成员”。面对彭定康的胡作非为，和英国政府的无理取闹，中国并没有向英国人害怕的那样，武力收复香港。

而是直接让“直通车”脱轨——199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于1997年6月30日随英国对香港管治的结束而终止。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闹剧，最终草草收场。

三、诸如英国这样的强盗国家不顾道义，只畏强者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内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也迅速传播到了香港。香港的很多左翼人士，和热爱国家、反对殖民当局的进步分子，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凶残狠毒的英国人，却动用了大批军警，对人民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

由于担心中国政府对其进行报复，当时的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离香港。1967年英国内阁出台了一份秘密文件称：“如果中国军队‘入侵’香港，英国就应该‘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

当年的5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又致信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称：“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当时中国政府以大局为重，并未武力收复香港，但对港英当局提出了严正警告。这一切，都让亏心事干多了的英国人惴惴不安。

1969年3月，隶属于英国内阁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中就建议尽早与中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明确向中国表示，英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完全撤出香港”。报告还建议，英国应该迅速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与中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

另外，这份报告还提出，“如果来自中国的压力，尤其军事压力增大，英国就应该在1969年内撤离香港”。

通过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做贼心虚，思想肮脏，内心龌龊的英国人，始终都清楚，中国政府和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利益，同胞权益的坚定决心。所以，他们始终觉得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宝剑”，担心中国军队神兵天降，担心自己恶有恶报。

但后来的表明，英国人的种种担忧，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武力攻打香港，也没有让香港断水断粮，中国一直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以及在1997年平稳回归中国。

归根结底，奸猾无边，狡诈无度的英国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只能低头。如果没有百万人民军队枕戈待旦，英国又怎么可能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这就是帝国的行为强盗逻辑：能动武的时候直接打，实力不济的时候就谈判。

四、结束语

对于这样一块各方面价值都极高的地方，英国人自然是不愿意轻易放手。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为了继续霸占香港，英国人想出了各种阴损歹毒的损招。在香港回归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以彭定康为首邪恶分子，还搞出了各种名堂，阴谋搞乱香港。

他们也明知道自己的“玩火”举动，会招致中国的反对。所以就装腔作势地去评估，中国提前武力接管香港可能性。

我们中国考虑到同胞的利益和中英关系的大局，并未动武，而是用智慧粉碎了其罪恶企图，但对此此等顽固的反动分子，我们也随时保留武力教训的权利！

五、参考文献

[1]（英国）杜叶锡恩著，隋丽君翻译：《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2020年版。

[2]姜恩柱：《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3]唐湘雨：《论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的努力》，载于《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4]魏淑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孙扬：《正确的历史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谈谈香港历史教育改革的前因和方向》，载于《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

[6]吴弘毅：《倔强的坚持：从英国外交档案看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后的英国涉港决策》，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外交学系，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