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楠茜
编辑/漆菲
吹风机对准一张稚嫩的脸庞,小男孩仰头嘟着嘴,一边摇晃脑袋一边感受风的大小和温度。他是一名盲童,薄薄的眼皮下眼球凹陷,正在认识何为吹风机。旁边也是一名眼球萎缩的盲童,他低着头不说话,细瘦的胳膊挂在老师的脖子上,不愿离开半步。
公益机构“爱百福”(Bethel China)的教室,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视障儿童。该机构还和各地福利院合作,为视障孤儿提供专业特殊教育服务,其中大多数不仅有视力障碍,还患有多种先天性的疾病。
曲婕姝从2005年开始在“爱百福”工作,她不仅是视力障碍的特教老师,也被盲孤们叫做曲妈妈。
十多年里,曲婕姝见证了遗弃与救赎。她捡到过刚满月就被抛弃的盲童,也曾从糟糕的环境带出不少盲孤。她陪伴身患多种重病的早产盲童,带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也将他们送进国外的收养家庭。
2022年2月17日,爱百福在北京房山的教室,老师在给孩子们上生活课 摄_张楠茜
和盲童相处的日子里,曲婕姝会觉得世界很安静、很安全,每一刻都是有价值的。与之相比,外面的世界则是嘈杂和危险的,一个没合上的井盖口,一条没有红绿灯提示音的马路,一位迅速擦肩跑过的行人,都可能给盲童造成致命危险。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有社会的切实支持。但如今,他们总是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汽车和地铁上很少见到盲人,盲道也鲜有盲人的身影。
曲婕姝一直鼓励盲童走出去,去感知外界,切切实实感受风吹日晒、触摸花草和树木的形态……因为“在成为一个盲人之前,他们首先是人”。
以下是她的讲述。
曲老师和孩子
2003年,爱百福的创始人参观了中国各地的孤儿院,发现盲童孤儿非常需要专业特殊教育关怀。于是从当年开始,爱百福在国内开设了第一家寄宿学校,从救助三名盲孤开始。过去十多年来,已经接待了上百名收养者和三百多名孤儿。
爱百福官网上的一些视障孤儿
我们发现,盲童被遗弃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婆婆怪儿媳妇没吃猪肝(才生出残障孩子),将责任推到她身上,最终让她遗弃孩子;有夫妻为遗弃孩子闹到离婚,最后妻子把孩子带走,选择独自抚养;也有的母亲不想扔,公婆来做思想工作,最后还是遗弃了。
我甚至在单位门口捡到过弃婴。那是四年前的一个下午,下班的时候在门口发现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眼皮,脸颊胖嘟嘟,留着锅盖刘海,身边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包里有一张手写字条,写着“男婴、出生于一个月前、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
我们立即报警,将孩子送到医院体检,之后交给了附近的福利院。我找朋友在网上发了文章,寻找孩子的父母。很快,他的母亲就联系到了我们。原来是他的父亲带孩子来北京治病,瞒着母亲把孩子扔了。他们接走了孩子。后来我打电话回访,对方不愿意说太多情况,再后来甚至连电话都不接了。
医疗和教育是遗弃的主因。父母没有钱救治,也没有能力教育,对未来存在巨大的恐惧。他们认为,如果送到福利机构,至少有存活的希望。
不过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被遗弃的盲童越来越少了。15年前,我们在廊坊救助了三十来个视障孤儿,现在与全国各地的福利院合作,照顾着一百来个孩子。
福利院里绝大多数是有着各种问题的孩子,而视障儿童是其中最弱势、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能看见的孩子会闹着吃糖,但盲童不知道外界有什么。大人怕他们磕着碰着,保护他们,而由于过度保护,很多盲童甚至不会起床。
被遗弃的盲童,能不能在父母缺位的成长过程中,拥有接近健全的生活、正常的人格?这需要日复一日的陪伴来构筑,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们会为盲孤寻找收养家庭。在国内呼吁收养很难,国外一些国家有收养文化,有成熟的支持系统,因此一些外国家庭会通过官方的福利院、政府收养部门来收养盲孤。
小心在美国的生活照片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盲孤名叫小心。小心出生于2004年,他不但全盲、患有先天小眼球,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刚满两岁他做了心脏手术,来到爱百福的时候,是非常孱弱的一个小男孩。
小心在爱百福生活了近12年,学会了走路、说话、穿衣、吃盘里的水果……2018年,他在接近14岁的时候(注:中国《收养法》规定,被收养人应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被一个美国家庭领养了。现在他身体不错,还会发照片给我们,分享在美国的生活。
2018年的北京,小心和收养他的美国父母
也有一些盲童没被领养,而是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成年甚至几十岁。比如丽英。她是我刚入行时的学生,认识时已经17岁了。来爱百福之前,她住在河北一个小村庄的福利院,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也不知道名字是谁取的。
在爱百福的十几年里,丽英学会了摸读盲文和“独立”生活,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今年春节她还和我一起回我老家过了年。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铁链妈妈”,丽英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在农村,残障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处于弱势。和丽英同福利院的一个智障女孩,经亲戚介绍结婚了。亲戚倒是好心,却不会考虑女孩的意愿和自由。后来,女孩生的俩孩子都有智力缺陷。
也有村民给丽英介绍过对象,他们会说残疾人就该早早在当地结婚,有个归宿。但丽英希望能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不甘心命就如此。后来即便都摆上订婚宴了,丽英仍然放弃了这段被安排好的婚姻,而想办法逃了出来。
今年春节,曲老师去接能独立乘坐高铁的丽英。她背包装着换洗衣物,挎包装贵重物品,盲杖是必需品
盲童看不见,会特别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再加上缺乏引导,会处于很懵、很混沌的状态。其中那些被遗弃的人更是没有学习欲望——他们打小住在福利院,只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缺乏鼓励。
有的孩子三四岁了,只会躺着。我们从“趴着”开始教,然后是爬、翻身、坐、站,再到移动。吃饭也要分解成很多个小步骤,拿勺子、盛饭、送到嘴里。
盲童没有模仿能力,所以得去手把手地教。但这缺乏空间感,而影响学习效果。有的孩子学拉拉链就学了两年,一段时间全系扣子,又忘记怎么拉拉链了。还有孩子会拉这件衣服的拉链,换件衣服又不会了。
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新环境都是陌生的。比如定向行走学了两三年,终于熟悉教室、楼梯在哪里,但换一个空间就不知道了。又比如过马路,如果红绿灯没有提示音,或者无人提醒,他们很难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迈脚。
爱百福北京站的盲童们和老师们合作的画作 摄_张楠茜
外面的世界虽然如此危险,但我依然觉得,盲人需要走出来,去感受和体验。不论是视障孩子还是成人,实际体验是获取有效信息的最佳渠道。
春节我带着丽英去逛花卉市场,一家店里有宠物娃娃鱼,我让她触摸娃娃鱼的形态。她高兴地说,“想象中的和摸到的娃娃鱼太不一样了!”
我们还曾屡次经过一条两边停满车辆的小路,让丽英感受它和空荡荡的路之间的区别。她能知道,不论什么样,这都是同一条路,不用害怕。
工作十六年,我越来越觉得,最难的不是盲童有多难教,而是人们对孩子的固有期望和认识有多么难以扭转。
家长们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受孩子有障碍的现实,而且会沉迷于治疗,反而耽误了最佳教育时机。有家长等着给孩子做手术换眼睛、通过科技将大脑连至电脑;更有甚者相信进入元宇宙,孩子就能治好。
家长渴望利用新的科技和医疗手段治愈孩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现阶段最紧迫切实的是教育问题。当父母发现孩子看不见,首先想的不是该怎么教育孩子,而是这事不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孩子到了七八岁,还不会走路、说话、吃饭、上厕所,没有上学的自理能力,他们只能在家里待着。
所以后来爱百福也转向去做家长的工作,希望他们能知道视障是怎么回事,做到不遗弃、正确教育孩子。
我会鼓励家长多带孩子走出去,但很多人大吐苦水说,“我一个人怎么弄?”大家不是不愿意,他们也需要帮助,尤其是专业视障教师的帮助。
孩子长期待在家里,意味着得有人照顾,那么父亲或母亲可能至少一方要放弃自己的事业,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都太沉重了。
爱百福的课程表,供盲童们摸和判断,口哨代表体育课,盲文打字机是盲文课,纽扣是生活课……摄_张楠茜
媒体报道中的盲人,唱着优美的歌、弹着流畅的钢琴曲,因为天赋而被注意到。但更多没被看见的普通盲人呢?盲童长大了,即便再怎么努力,未来似乎只能通向按摩这一个职业。
盲人想要上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出行。
丽英有一次去小区超市买东西,她觉得足够熟悉路线了,就没拿盲杖。但那天正好小区在修水井,井盖是打开的,她直接掉下去了。后来她再也不敢不带盲杖出门。
每当她前往一个新环境上班,会提前两个小时起床,熟悉路线。上班的路对看得见的人来说如果是20分钟,她可能需要两个月才能完全熟悉。
丽英十几岁时到了爱百福之后才学习的定向行走。国内大多数特殊学校并不会教授专业的定向行走,有的盲人害怕出门会遭遇危险,更别提去工作了。
实际上,学会行走只是一个开始,盲人的就业离不开专业团队和同事的支持。
丽英。分别是在爱百福办公室(左)和在咖啡厅后厨工作的照片
丽英刚开始工作时,机构老师会轮流陪她到工作地点,熟悉定位,在办公环境做一些盲文标记,帮助她的同事了解盲人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目前来说,盲人的就业面比以前好些了,比如后勤人员、服务员,又或在线客服、网络技术人员。但按摩仍是该群体最主要的就业渠道。
丽英之前的两份工作——在酒店和西餐厅后厨,分别因为合同到期和新冠疫情而终结了。她原本不喜欢按摩,但为了自食其力,今年还是成了一名按摩师。
丽英曾经在西餐厅的后厨工作,后来因为疫情冲击,西餐厅调整经营,这份工作也结束了
对一个女孩来说,按摩店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但或许因为之前的工作做惯了,丽英感觉按摩的工作很压抑,她更期待下一份工作。
目前社会对于视障人群的普遍认知也比较落后。有些人看到我们的孩子之后,会觉得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就不该出生?一些外面的孩子来和盲童们玩,也会被吓哭,说他们居然没有眼睛、跟我长得不一样。
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正常人的生活环境里全是健康的孩子,大家没见过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支持丽英就业,也让我对盲人的职业教育产生思考。很多职业需要专业技能。可是,视障人士的升学之路能顺畅吗?相关专业会录取他们吗?就业的服务支持完善吗?有没有个别化的就业方案?
丽英也在爱百福帮忙照看年幼的孩子,后来她成为北京第一位视障咖啡师
总之,视障人群的就业是个深层次的系统性难题,总体感觉是,庇护工厂(注:为身心障碍者设立的就业服务机构,在此能通过劳动获得收益)没有做好,障碍人群的技能也没培养好。
因此,我希望社会的支持力度能再健全和强大一些。最理想的情况是,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在社会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能上学的去上学,能上班的去上班;即便能力不行的人,也能得到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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