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为什么菲律宾推广转基因作物）

“怀疑探索者”按：我收藏、研究了4800多个网页，走访了几十家超市，请教了80多个专业科学家，对转基因怎么一回事特别了解。所有关于转基因的负面消息都是虚构的、不成立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转发几十年来任何一个所谓转基因“有害”“有毒”的信息，我都可以在一瞬间找出它们的错误之处。可以说，没有一篇说转基因“有害”的文章是正确的。迄今为止，我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本人拥有鉴别真伪的能力，有疑惑的人欢迎向我提问，那算是问对人了。

本人从逻辑、科学、哲学、伦理、实践各方面都反驳了市面上所有转基因的虚假新闻，也对反转的手法技巧非常熟悉。欢迎你们向我提问。我身体不佳，完全是牺牲个人利益，义务为人民群众科普，而且脾气耿直，所以向我提问必须是谦逊的态度，不得恶意攻击。你敬我一尺，我才会还你一丈。

我看见什么“坚决反对”的留言，直接拉黑。你可以说“我反对”，这个是个人自由，我赞同你这样的表达。被虚假信息包围了这么久，科学素养也不一样，接受正确的观点需要一个过程。我可以等。等50年也没有关系。但说“坚决反对”，就是人品道德的问题。你犯错了，还要“坚决犯错”，这不是人品道德的问题吗？好比，你坚持1+2=7，老师苦口婆心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我反对老师”，但你说“老子就是反对你，1+2就是=7”，那学生和老师之间就没有交流的必要了。因为既然你坚决反对、永远反对，我们说什么你都始终站在错误的一边，则我们没有交流的必要性。

屡教不改，就是一种人品道德的欠缺，因为归根到底，坚持错误的人是一种自私自利，为了私心就可以信口雌黄。我这个人太直，把三观放在第一位。你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三观不正，我是鄙夷的。

我做科普，根本不是为了推广，就是为了匡正社会不正之风，还科学家一个公道。我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家诚恳地说一声：当初我们错了，不该冤枉我国的科学家们“勾结外国佬”“领了狗粮”。那些故意散布谣言的反转自媒体才是真正的民之祸害。

这样，我就释然了。人活一口气，我就喜欢打抱不平，为中国的科学家争这口气。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尊重科学家，不给科学家身上泼污水，那么就是不推广，1000年后再推广，我也无所谓。要不要吃，要不要推广，完全是老百姓自己决定的事情，我是不想过问的。但栽赃科学家，我不能忍。朗朗乾坤，岂容肖小猖狂？

此外，屡教不改的阴谋论者，我也不欢迎你进来。因为写科普文章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错误观点的，顽固的阴谋论者不在我的科普范畴之内。

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刚，这辈子改不了，也不想改，敬请原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袁越

发表时间：2010年

链接：

http://www.lifeweek.com.cn/2010/0428/28222.shtml

节选：

“我一开始种的是杂交玉米，结果田里冒出很多玉米螟，把玉米棒子和叶片都啃得坑坑洼洼的。我赶紧撒农药，撒完也不放心，每天都要去查看一遍，饭都吃不好。到最后每公顷只收获了4.5吨玉米粒，又因为被玉米螟啃食后卖相不好，粮站不收，最后只卖出了3.5吨，勉强保本。”

菲律宾是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

“种玉米很费钱，光是化肥每公顷就要9000比索，如果施用有机肥的话就要1.5万比索。再加上种子的费用、农药的费用、农机（柴油）的费用和人工的费用，每公顷玉米的各种成本加起来至少10万比索。”

2000年10月，菲律宾政府派来一支工作队，向县里的农民宣传转基因玉米。罗萨莉去听了科学家们举办的讲座，对这种不需要喷药的玉米很感兴趣，便主动申请把自家的田当做试验田，试种转基因玉米。

“当时去听讲座的大都是老农民，他们生性固执，对传统的种田方式有一种天生的骄傲感，看不起台上的那帮年轻的技术员。但我不一样，我本来就不是农民，从头开始学习怎样种庄稼。另外，多年的外国生活也让我眼界大开，敢于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签了约。”

2002年，罗萨莉在自己的田里种了3种不同的玉米，一种是孟山都公司的转Bt基因玉米——MON 810（商品名DK818 YD），一种是先正达（Syngenta）公司的类似产品，一种是普通杂交玉米，结果孟山都的玉米收获了7.367吨，先正达收获了7.240吨，杂交玉米因为虫害的原因，仍然是只收获了3.5吨。

“当时转基因玉米还未获批准，很多人告诉我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NGO）正在准备大规模抗议，甚至还要武力毁田。我说我不怕，我相信科学家的话，这种玉米没毒。再说美国已经种了很多年，如果有毒早就被禁了。另外，我亲眼看到了转基因玉米的好处，既能省劳力又能省钱，凭什么不让我种？于是我私自买来种子，继续种植转基因玉米。”

2002年底，菲律宾政府正式批准了转基因玉米的种植。当地农民看到了罗萨莉的榜样，纷纷改种转基因玉米，以至于种子公司都供应不上了，转基因迅速变成了卖方市场。目前除了孟山都和先正达这两个行业巨无霸外，还有先锋（Pioneer）和拜尔（Bayer）这两家跨国公司，以及玉米世界（Corn World）和生物种子（Bioseed）这两家菲律宾本土公司加入了竞争，菲律宾农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

“菲律宾的反转基因声势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亚洲国家。”博纳多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我们这里不但有人绝食抗议，还有人采用暴力手段破坏试验田，以至于所有的试验田都不得不配备了武装保安人员。”

“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通常都是一些不懂技术的人，他们的立场都很绝对，不可能发生改变。”冈萨雷斯博士补充说，“比如2003年6月的那次绝食抗议，政府派出官员和专家和他们沟通，谁知绝食者们在念完自己的声明后便声称自己饿了，根本没有听专家们的回应便回家吃饭去了。”

“大部分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提出的很多质疑都来自国外，并不适合菲律宾国情。”博纳多博士举例说，“比如有人认为Bt蛋白质会杀死蝴蝶，但这个证据来自北美，北美蝴蝶需要迁徙，往往在某个时间集中到某个地方进食。而菲律宾蝴蝶不需要迁徙，因此没有这个问题。再比如有人怀疑转Bt玉米会让害虫产生抗性，但菲律宾的玉米都是和水稻间种的，加之菲律宾农作物的多样性很高，害虫的生存压力低，很难产生抗性。”

虽然科学家的意见非常一致，但菲律宾政府并没有强行推广转基因，而是在市政厅举办了多次公开辩论会，让正反两方的人都有发言的机会。面对反方的咄咄攻势，菲律宾科学家们保持了冷静的心态，坚持采用理性的方式和对方沟通，坚持用事实来说话。“我觉得这是菲律宾科学家们做得最成功的事情。”冈萨雷斯说，“我们通过讲道理争取到了菲律宾农民的支持。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民代表在辩论会上公开支持转基因技术，公开争取自己种植转基因玉米的权利，才使得天平转向了我们这一边。”

在认真倾听了各方意见后，菲律宾政府决定站在科学这一边，于2002年12月4日正式向MON 810颁发了证书，允许其在菲律宾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同时批准了转基因玉米作为主粮和饲料进入菲律宾市场，转基因主粮的种植领域里第一次出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身影。不过，由于MON 810属于黄玉米，不是菲律宾人爱吃的白玉米，因此转基因玉米大都作为饲料被使用了，但这并不妨碍有相当一部分转基因玉米被加工成玉米粉，进入了食品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证书的有效期只有5年。在这5年的时间里菲律宾的科研人员一直在密切监视种植情况，一旦出现问题，比如亚洲玉米螟出现抗性，就可以要求种子公司改进技术，研制出新型的Bt转基因种子。可喜的是，菲律宾尚未发现玉米螟出现抗性，MON 810的许可证已经延期一次了。

“转基因玉米的引进是符合菲律宾农民的利益的。”菲律宾科技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戈弗雷·拉蒙（Godfrey Ramon）对本刊记者说，“菲律宾农民完全有权决定是否采用转基因种子，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种子。比如有些地方玉米螟危害不大，就不必用抗Bt种子。”

附录：

《转基因水稻专家张启发院士是什么样的人？记几件过往逸事》

节选：

那么，转基因的安全性是不是如某些自媒体所述，存在“争议性”呢？

对此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董汉松直接说：“生物学界不讨论转基因问题，因为这项技术根本没有问题。转基因农产品，生物学界也不认为会有问题。”“对生物转基因，世界生物学同行、科学研究人员，应该没有一个反对的。低年级学生有的会随社会舆论人云亦云，研究生最多二年级以后，就不会有反对转基因的了，因为他们对生物科学、生物进化有了较多了解。”他还补充了一点：“农业大学里面教授也有反对转基因的，都是社会科学的。“”没有一个是学农业或者生物学的。”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则说：“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是认可的。极少数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也不是安全性的争议，而是一些哲学理念和其他方面的讨论。”

那么，为什么网络上会出现种种“证实”转基因“有害”的报道呢？这些报道的可信度如何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瑞法对转基因的“争议”很感兴趣，打算通过课题研究找出真相，经过批准，他组建了一个“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课题组”，自己担任组长。课题组的研究成员们通过对境外《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全部9333篇论文进行逐一分析，发现仅有32篇论文提出“可能有风险”，而且论文作者都标注这是临时性结论，有待做更多样本实验。课题组成员又重点对这些论文的后继进行了追踪，对其后续研究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是，所有提出“可能有风险”的论文，尽管一开始都引起强烈关注，但由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重复实验接踵而至，最终都推翻了原先的结论。而这些作者也承认原先的实验存在科学标准不规范，样本数量太少等缺陷。胡瑞法据此在《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科学研究进展与网络观点溯源》的研究报告中做出总结：通过研究人员对全部论文最终结论的系统分析，结论是，所有得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结论的论文，最后均被证明是错误的。

北京大学校长、国际著名植物生理学家许智宏院士则表示，检索了关于转基因的所有论文，没有一篇说“有害”的论文最终被证明成立。许智宏院士还指出，目前的转基因动植物，转进的基因大都是动植物自身的基因，而这些动植物食品，人们平常就可正常食用。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

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卡昂大学的塞拉利尼团队在杂志《食品和化学毒物学》发表了文章，说给老鼠喂养转基因玉米可能造成健康损害，但事实上就在同一期杂志上，同时还发表了一篇中国的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的相关毒理学研究论文，结论和塞拉利尼的说法截然相反。随后《食品和化学毒物学》编辑部又特地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对塞拉利尼论文的谬误之处专门撰文说明，并发表在该杂志最醒目的位置上。此外，日本京都大学、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农业大学等全球120多家生物实验室做了大规模双盲重复性试验，全部推翻原先的结论。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和荷兰六个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都得出了相同结论，一致否定塞拉利尼的研究结果。欧洲食品安全局作出了塞拉利尼实验结果不能被其数据支持的最后结论。《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最终决定将塞拉利尼的论文撤稿。

但塞拉利尼团队并没有被打压，恰恰相反，欧盟机构还继续拿出300万欧元资助为期两年的转基因食品饲养老鼠的试验。但他随后的一系列试验再也没有重复之前的结论。

但欧盟依然不放心，有“强迫症”的法国及欧洲当局又展开三项研究计划，历时六年之久，三项研究于2018年均已结束，共耗资1500万欧元。所有的研究结果被公开披露在多个期刊及近期的法国植物生物技术协会的报告上。这个最终的结论就是：参与实验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在动物实验中并没有引发任何负面效应，也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更没有发现其有慢性毒性和致癌性相关的毒理学效应。一句话，就是塞拉利尼团队的结论是不成立和错误的。

第二个例子，知名反转人士陈一文于2011年10月22日发布了一篇译文，据称“哈佛医学院确认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观点。”但事实是，“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是一个受宗教组织资助，与任何政府或大学或科研机构都没有联系的民间机构，该机构的主要宗旨就是收集、散发不利于转基因的文章。在该机构任职的人员没有一个是从事生物学科研工作或者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

陈一文又把外文中的“哈佛医学院乔斯·B·马丁中心”翻译和直接等同于“哈佛医学院”，而这个“哈佛医学院乔斯·B·马丁中心”并非教学楼，也不是科研组织，纯粹是一个供大众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和讲座的大楼，任何人或者组织只要缴纳费用，都可以在此进行报告。换言之，任何人都有权租用学校的大礼堂念一些文章，文章的观点与学校无关。而且，按照惯例和相关规定，历史上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绝对不会以校方身份公开表态支持什么观点。

被念的这篇论文是曾经在《国际生物科学》上发表过的。但是，第一，《国际生物科学》后来将这篇文章撤稿，宣告其论点不成立。第二，仅仅是念了一遍，并不能代表“哈佛大学医学院“确认”。第三，原论文作者在文章中明确表示，这仅是一个临时的结论，而且仅仅说存在“毒性的征兆”，并没有证明存在毒性。作者说，我这个实验还不是最后的定论，不能证明所用的转基因食物有害，更不能证明所有的转基因食物有害。因为我的样本数量太少，恳求科学界进行更长期的实验（2年），使用三种以上的动物模型，来重新确认实验的结果。

结果，陈一文略去这些关键部分，把“毒性的征兆”直接说成是“确认有毒性”。

据了解，自1971年以来，在全球有据可查的超过100000篇涉及转基因的SCI论文，其中提出“可能有风险”的论文一共为30多篇。而这些论文全部都是这类情况，不但结论后面全部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作者本人也承认实验程序有种种严重的设计缺陷，不符合科学规范。而在代表科学界最高权威的《科学》《自然》等高影响力因子的学术期刊上，最起码20多年内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证明“有害”的论文。恰恰相反，有30多个国家的科研学者发表1095篇论文证明转基因的安全性。

据科技媒体的资深记者调查，凡是“证明”转基因“有害”的“科学机构”，没有任何例外，都不属于正规科学机构，它们与任何的高等院校、科研所、国家科学院等都没有丝毫关系。而在这些伪科学机构中，他们所谓的“科学家”，没有任何一个人从事过分子遗传育种或者生物基因领域的工作。即使有个别的“职业科学家”，也是已经退休多年不再从事科研作的人，而且其在退休前也不从事相关直接领域的研究工作。

有一个例子，反转人士金微经常提到一个反转基因的国际著名科学家何美芸，其所宣称的“有机体物理学”“香港ChanKaiMing生物学奖”“美国国家遗传学基金会”“英国社会科学院”“转基因与食品安全研讨会”，要么是子虚乌有从未存在过，要么是仅有一个人的野鸡机构，或者是把名称故意模仿正牌机构。所谓的反转基因的“科学家”何美芸女士原来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是反进化论，信仰“水有意识”，提倡顺势疗法伪科学的一位“民间独立学者”。

除了正规的论文没有一篇证明“有害”，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某些自媒体个人通过混淆概念和编造数据来进行反转活动。而这种对事实明目张胆歪曲的行为，是最能煽动的，造成的危害性最大。绝大多数反对转基因的网民就是直接受到了他们的蛊惑。

比如，某网民在2010年2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引述”2004年7月27日美国科学院发表的 《Safety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Unintended Health Effects》 研究报告”，说该研究报告证明“转基因食品可导致难以预见的主基因（Host DNA） 破坏，而用现有的审核和监测系统，美国各政府机构不能发现这些破坏”。还说某种“从未发现过”的“嵌入基因产生的蛋白”“可能遗传给下一代”。

但研究人员找到了美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的原文，对内容进行逐条的阅读和分析，结果发现报告全文中丝毫不存在该人士所述的那些内容的任何一条。恰恰相反，这份研究报告提出，即使非转基因技术的传统农业改造技术，是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的。该报告的第42~44页还具体列出了通过传统方法选育的蕃茄、马铃薯和芹菜品种危害人类健康的案例。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有过一段表述，说“不同的转基因生物，是以不同的方式基因插入。这意味着在转基因食品的具体安全应评估个案中，不可能用通用语句表述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已通过安全评估的转基因食品，不太可能对人类健康的风险。已消费转基因食品的国家，未发现其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而还是同一个人，直接将这段话中的“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已通过安全评估的转基因食品，不太可能对人类健康的风险。已消费转基因食品的国家，未发现其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截取抽掉，将“不可能用通用语句表述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这句话，故意篡改为“世界卫生组织说，不可能确认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这样，意思就截然相反了。

如此云云种种，例子太多，难以枚举！本人考察了关于转基因的4000多个网页，对其中的322个负面消息予以分析，发现全部是无稽之谈。

反转人士一个很普遍的操作手法就是，把历史上某一个反对转基因人士（往往是非自然科学工作者）讲过的原话，通过改名换姓和文字拼嫁，硬套在国内具有极高信誉度的大科学家身上，就变成“袁隆平说”“钟南山说”。但实际上，真正的科学家不会反转基因。就说钟南山院士，早在1982年就以实验论文《转基因因子研究》获得过1982年广州市科技成果一等奖。2013年7月，钟南山作为我国参加联名信的61名院士之一，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

钟南山院士

至于袁隆平院士，对转基因的态度更加明确清晰，他不但支持科研，更身体力行的支持应用推广。

这里稍微举例几处：2010年3月12日，袁隆平院士团队和张启发院士团队开展合作，共同研究转基因水稻。在合作交流会上，袁隆平称，为了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抗虫稻米安全性顾虑的问题，他愿意作为第一个志愿者来吃！袁隆平在报告会上就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性实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为什么能够减少除草剂用量等问题与张启发院士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支持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决策。2015年，袁隆平曾经对记者表态：“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我曾经对很多人说过，不要再问我了。因为我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转基因技术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它是利国利民的。我坚决反对一谈转基因就色变，那是缺乏了解。”2018年4月14日，袁隆平院士在海南参加农业工作会议，在接受凤凰财经记者胡玲的采访时，袁隆平指出，只要是通过安全检测的转基因作物，包括转基因大豆，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说，“美国转基因大豆加入的是除草基因，这个对人体无害，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几千万吨大豆，这个完全没问题。”袁隆平还明确表示，转基因是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袁隆平院士

就这样多次在不同公开场合表态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居然也被某些人写成了反转基因的主将，如果要评价这种捏造科学家言论的造假人士，只能说他们是：罔顾事实，断章取义，捏造数据，篡改原义，混淆是非，玩得真溜！

本人是普通农民，一个70岁的老庄稼汉，经过我在田间地头的实地调查，发现现代农村老鼠之所以“稀少”，与城镇化运动、噪音污染、乡村马路水泥硬化工程、鼠药投放数量、捕鼠工具先进性提升、储粮仓改造、房屋结构变化、乡镇农村卫生运动的实施、农村改厕运动等要素有关。

—— 任志林 普通农民 原坚定的反转人士，现为转基因支持者

很多网民往往会问，科研人员吃不吃，他们的家人吃不吃？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如果稍微懂得一些科学常识，就会知道，这些所谓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我本人来看，这等于是问一个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你会不会十以内加减乘除？”即使回答“我会”，也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回答“会”，能证明什么？证明这个数学家“技高一筹”吗？其实，吃转基因食品本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和喝水睡眠一样稀松平常，就算吃了，也不值得炫耀，更非什么壮举。笔者身边的朋友，每一个人都会食用转基因油，但并不会刻意去吃——因为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值得关注是不是转基因——而是哪种便宜就用哪种。

之前提到过，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拿转基因大米给教师们发福利，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外院的人也找上门来索要，弄得供不应求。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也是情况类似。笔者虽然知晓提出“您和学生、家人吃不吃”属于侮辱智商的提问，但依然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去专程询问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柳小庆博士。柳小庆博士对我表示：“目前我国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是是转基因木瓜和转基因大豆油、菜籽油等。木瓜我们经常吃，转基因大豆油我自己既买也吃，老师和学生也吃。我本人就连续食用了10多年以上。餐饮大量使用转基因大豆菜籽油，我们在外买早餐，或者在外聚餐就会吃到转基因大豆油等转基因产品。全球超过几十亿人食用了20多年，并没有发现一例问题。”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等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不计算实验室时间，仅进入安全评价阶段一般需要三年以上时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

吴孔明院士还表示，“我家吃的油就是转基因的。”吴院士指出，原则上转基因农作物从开始研究到进入市场，至少需要20年，其中用于转基因的时间大约5年，剩余15年则用于环境、食品安全性评估。在实践中，实际上要远远超过20年，比如张启发院士团队的科研成果明明已经拿到了安全证书很多年，但27年都没有批准应用。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有任何大作物转基因品种获得商业化许可。

可以说，国家对转基因产品要求之严苛，比所有的药品都要严格很多倍。

让人费解的是，医院和市面上超过40%的药品都是转基因产品，大家直接服用了几十年却毫无怨言，为什么对转基因食品却如此担忧？关键之处在于，药品是必需品，人一旦生病了就得用。像胰岛素（全部是转基因的），不用则后果很严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杨晓光指出：“转基因食品推到市场之前须经过严格的食用安全性评价，这套评价体系相对于传统食品而言更加严谨甚至苛刻。其中就包括了对人体长期健康效应的评价，在试验过程中采取的是超常量试验，即大大超过常规食用剂量。之所以采用超常量试验，就是考虑到了长期效应，科研上的模型相当于长期效应试验。”

我在之前的文章也指出过，“世界上所有的啤酒、奶酪都是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全球人食用多年也未见任何一例可以证实的不安全案例。1989年瑞士政府批准的第一个转牛凝乳酶基因的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奶酪，到现在人类已经食用了有32年的历史；1994年，转基因番茄在美国批准上市，迄今27年的历史；1996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大规模生产应用，迄今也有25年的历史。这些产品经过几十亿人上千亿份的大规模长期食用，没有发现一例食用安全问题。在实验室里，很多科研人员自80年代就开始长期食用，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用转基因产品去喂养动物，有些动物吃了至少上千代，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全球的农民用转基因大豆喂养鸡鸭鹅等家禽，也喂养了很多年、很多代，鸡鸭鹅的数量也没见少。”

反转人士有一种阴谋论，即所谓的“万一种子公司不再给种子了怎么办？”我以印度为例做出反驳：

首先，转基因种子都是完全可以留种的。所谓的不能留种，与转基因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采用了杂交育种技术。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不能留种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生物学上无法留种的转基因作物上市，所谓的不留种只是公司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签的法律协议约束。而且这些协议只在部分国家生效。如果农民想留种，给公司缴纳一笔专利费，就完全可以留种。

其次，万一真的不给种子了，也可以通过破解技术来迅速国产化。转基因产品的信息都对应它的DNA序列，测序后就可以进行数字化存储和传播，所以很容易破解并且大量的复制，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对转基因封锁技术。这种破解技术并不特别难，破解后就可以提供给国内本土公司。

第三，印度国内仿制药品是合法的，印度政府完全可以宣布这些种子专利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逼迫外国企业坐下来重新谈判，得以保障本土棉农的利益。

第四，印度本土也在积极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印度德里就设立有专门的生物科学研究机构，获得了不小的进展。

至于所谓的“癌症”问题，没有任何实验数据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和癌症之间存在关联性。癌症与几个因素有关，最主要就是人均寿命的延长，人的寿命越高，癌症发病率就越大。2018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全国癌症统计数据，全国癌症发病率为278.07/10万人（城市302.13/农村248.94）。按年龄分布： 0-14岁~0.59%，15-44岁~10.4%，45-59岁~27.7%，60-80岁~49.2%，80岁以上~12.3%。由此可见，年龄增长是癌症发病率的最绝对因素。其次，与人的膳食结构有关，比如接触到亚硝胺、黄曲霉毒素、苯并芘等致癌物，中国有超过6000万人喜欢咀嚼槟榔，而槟榔就是一种高发致癌物。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如长期吃过烫的食品，或者盐分过多，也会增加患癌的概率。公共卫生学家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也证明转基因与癌症无关。比如，鼻咽癌分布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国门以前，广东地区本就属于已经高发区。我国的卫生部做过调查，广东、青海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在全国属于最低的档次，而这两个地区是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最集中的区域。也就是说，消费转基因大豆油最多的两个省份，癌症发作率反而为全国最低。

再看看国际上的调查数据。1996年以后，英国在1996年以后为极少转基因食品消费的国家，所以把美国和英国同期的8种肿瘤发生率做了比较，结果是大量食用转基因食品的美国与吃转基因食品很少的英国，二者的癌症发生率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吃与不吃转基因食品，都不会对癌症发生率造成影响。

癌症发病率走势图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所联合发布《2018年世界癌症患病率总排名》，中国排在第70名。癌症发病率前十名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匈牙利、美国、比利时、法国、丹麦、挪威和荷兰。这些国家都是人均寿命名列前茅的地区，正好符合“寿命越高，癌症率越大”的科学判断。每十万人中统计癌症患病人数，澳大利亚468人，第十名荷兰334.1人。而我国癌症患病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发病率为271.7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美国，排名前十的国家都基本上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这都证明癌症发病率与转基因毫无关联。

2017年的排行榜，中国未进入前20位

而反转人士最经常说的两条理由就是：为什么欧盟不推广？为什么俄罗斯要禁止？

这些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原因，而与科学无关。欧盟委员会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都认可转基因的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但各国政府出于贸易保护的原则，会在某些地区采取严厉措施。

先说欧盟，特点就是农产品过剩，其生物技术却比美国落后。美国出口到全球的农产品，据统计大约80%是转基因的，欧盟为了阻止美国农产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达到保护本地区传统农业企业利益的目的，所以采取对转基因的严控措施。欧盟对待中国的产品更加严厉的贸易壁垒，专门对中国采取一种叫做real-time PCR的检测技术，其灵敏度为万分之一，1万粒米，只要一颗含有转基因成分，就可以被检测出来。这样，欧盟方面就可以找理由抵制中国农产品。而对美国，就不采用这个real-time PCR检测技术，而是采取普通检测技术，灵敏度小了100倍，也就是说，美国产品出口到欧盟要容易100倍。

要注意的是：第一，欧盟所有的国家都不禁止进口转基因农作物食用和用作饲料。例如，2019年7月2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批准10种转基因产品在欧盟上市，其中9种用作食品或饲料，另一种用作观赏性切花。自始至终，欧盟一直在批准转基因产品的进口。欧盟从来没有以转基因不安全为由来拒绝转基因。第二，仅仅是欧盟中的部分国家禁止种植，也并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禁止种植。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转基因就持有积极开放的态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就积极推广转基因的应用；而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则态度摇摆不定；卢森堡、希腊、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仍然被暂时禁止，但是已经出现松动迹象。

欧盟这些年对转基因政策的保守，已经让它尝到了苦果。首先，欧洲农业长期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很难再有所作为。其次，还殃及到了其他产业。比如，德国曾经拥有一家著名的巴斯夫股份公司，这家公司是欧洲最大，也是全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厂，在欧洲、亚洲、南北美洲的41个国家拥有超过160家全资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该公司的总部原本位于莱茵河畔，但现在被迫搬到了美国。第三，欧洲的生物技术遭受极大阻碍，难以参与国际竞争。传统农业技术毕竟属于过去式，无法与新兴技术竞争，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现在科学界都认为欧洲的生物技术比美国要落后30年，基本上出局了。

再说俄罗斯。俄罗斯是欧盟的“难兄难弟”，同样在生物技术领域落后，但科学界认为俄罗斯更惨，比美国落后60年左右。俄罗斯的政策和欧盟基本一致，禁止在境内种植，但允许进口且用于本国居民食用。俄罗斯在2013年批准了《转基因作物注册和登记法》，每年进口大约几百万吨的转基因食品。如下图：

图1

图2

图3

2016年进口大豆总量是228.3万吨；2017年是223.6万吨；2018年是224.0万吨。

国际贸易中心网站的统计截图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中心网站http://www.intracen.org）

俄罗斯政府早期制定计划为本国的有机农业做宣传，严控转基因种植是为了向外界做广告宣传。但由于这一策略的低效，俄罗斯政府逐渐转变了观点，承认选择有机农业为主打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而“转基因生物技术具有光明的前景。”

为此，逐渐醒悟过来的俄罗斯政府于2019年批准了一项联邦计划，打算耗资17亿美元（1110亿卢布）的计划，旨在未来十年内开发30个转基因的植物和动物品种，为转基因的商业化做好准备。《莫斯科报》评价说，“过去的我们失去了太多，尽管技术储备薄弱，但科学家们雄心勃勃，希望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追赶，在未来全球科技农业市场上分一块蛋糕。”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切克诺夫则对此表态说，“转基因作物和动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其安全性在过去几十年中里经历了严苛的检验。”

尽管如此，人们对俄罗斯生物技术发展的前景并不看好。首先是技术储备太薄弱，由于俄罗斯政府对转基因等现代分子育种技术的轻视，偌大一个国家找不到几个一流的生物学家，从头培养又不知到猴年马月。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的生物技术比美国落后一个世纪以上。其次，科学家在俄罗斯没有话语权，政策一旦出现波动，他们几乎没有反抗之力，这也让俄罗斯的科学界忧心忡忡。所以说，俄罗斯国内的氛围就是：想回头搞转基因技术，感觉力不从心、前途渺茫，继续咬定保守政策，又发现这必然死路一条，真是“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旦出现重大的天灾或者其他不可控的事件，俄罗斯农业必然会一塌糊涂，被外国企业控制也是时间问题。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 韩愈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而中国恰好比欧洲和俄罗斯要强太多。这多亏了还有张启发这样的科学家在深植耕耘，才没有被发达国家甩下太远。但形势依然不然乐观，甚至可以说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因为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培养的科技人才在大量的流失。科技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乃至于科技人员要背负骂名，明明是呕心沥血的拼命干，做的是利国利民，反而被误会为“做坏事”。浙江大学双抗12-5玉米研发团队负责人沈志成对记者说，“前几年好像我们在做坏事，觉得我们是为个人利益，来害国家，我们其实是想做一些好事。”

这种种不利因素，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生物技术的进步。

张启发院士为此曾经用万分悲愤的笔触写下一篇《中国转基因水稻之殇》，读来真是字字透着心酸、惆怅、痛苦、失望。原文比较长，这里节选几小段：

“综上所述，转基因抗虫水稻是目前世界上安全评价项目和内容最多、审批程序最严格的转基因作物，具有坚实的安全性保障。在我国法律保护下，无论从知识产权、安全性、技术性，还是市场的层面评价，转基因抗虫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条件完全成熟。

现实的困境是，尽管“华恢1号”在中国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FDA认定在美国可以合法销售，但在世界上却没有地方可以合法生产。

其结果，自1999年以来除木瓜外没有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已经发放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迟迟不能进入产业化程序，成果转化工作停滞不前，续发的证书也在2019年底失效。具有广阔的产业前景、巨大的潜在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且深受农民欢迎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不能造福社会，导致了研究成果的闲置和浪费，科研人员积极性受到压抑，致使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先优势在犹疑中逐渐丧失。

举全国之力，历时十余年，投资100多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将面临无果而终的严重局面。”

《转基因三十年》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袁越

链接：

http://www.lifeweek.com.cn/2013/1209/43522.shtml

节选：

获得“世界粮食奖”的三位科学家：（左起）罗伯特·傅瑞磊、马克·范·蒙塔古和玛丽－戴尔· 齐尔顿

关于这三位获奖者的故事，必须从60年前，也就是1953年讲起。那一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联名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解开了遗传的秘密。随后的研究证明，几乎所有的生命都共用一套遗传密码，这就为“人为改变生物性状”这一人类多年来的梦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20年后，梦想成真。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斯坦利·柯恩（Stanley Cohen）博士从一种非洲爪蟾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组装进了大肠杆菌的基因组中，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转基因生物。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非常大，柯恩博士不但要掌握DNA分子的定点剪切和黏合技术，还要把经过处理的DNA分子导入大肠杆菌，并诱导母体接受这个外来基因，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些步骤只能在细菌体内完成，高等动植物都做不到。

必须指出的是，这不是自然界发生的第一次转基因事件，甚至也不是人类创造出的首个新物种，因为物种之间的基因交流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人类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通过杂交育种和定向筛选等技术培育出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农作物新品种，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等都是如此。这些支撑起人类文明的农作物和它们的野生祖先相比早已是面目全非了，这就是为什么本次颁奖大会的特约嘉宾、欧盟委员会首席科学顾问安妮·格洛瓦（Anne Glover）博士在发言时开门见山地说：“大家目前吃到的几乎所有食品都是被祖先们转过基因的，反转人士之所以拒绝转基因，完全是因为迷信。”

当然，两者并不完全一样。杂交育种是一种粗糙的技术，成功与否要看运气，是否安全也要凭运气，而转基因技术则是精准的，可以把任何一个特定基因准确转移到目标物种中去，这就避免了杂交带来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更加安全可靠。事实上，该项技术诞生后不久便得到了实际应用。1978年，科学家将人类胰岛素基因成功转入大肠杆菌，“诱使”后者源源不断生产出了廉价的胰岛素，挽救了无数糖尿病患者的生命。自那以后，以细菌为母体的转基因技术广泛应用于从生物制药到食品工业等诸多领域，很少遭到公众的质疑。但当科学家们试图把这项技术运用到植物中去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黄大昉：我为什么支持转基因

来源：科学网

发表时间：2013年

链接：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6/279171.shtm

节选：

“我觉得事实被歪曲了”

反对的力量，最终冲击到转基因作物研究领域科技人员的信心，很多人开始感到无奈而忧虑。

“原本是抱着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的愿望，为增强国家实力做科研，结果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辱骂，心里肯定不高兴。”黄大昉直言，业内人士倍感压力，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研究成果出炉，同时又在一边慨叹：“原来那些好成果都不能产业化，新的成果又有何用？”

尽管争议不断，然而单就科技界内部的转基因研究而言，国家并未停止支持，这多少让科技人员感到幸运。2008年，作为国家中长期重大科技项目之一的“转基因生物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计划共投入两百多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的看法是，科学家进行研究并无大碍，但只要提出产业化方案，立马就会予以反对。

“假如转基因作物真有说不清楚的问题，那我们就发展慢一点，先把问题搞清楚。但现在真实的情况是，转基因作物问世30多年，大规模产业化18年，全世界有1.7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每年也有上亿人都在吃，产品贸易量达到几亿吨，目前确实没有出现大家公认的问题。”黄大昉拿出一连串数据，说这些事实往往被忽视，反倒是一些传说和谣言被四处传播。

黄大昉所担心的是，伴随非理性争议而来的犹豫不决会让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推广停滞不前。“确实不仅仅是在考虑自己的科研事业，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面对现状，很多科技人员选择埋头做科研，并不愿意多说话。他们觉得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科研人员所无法解决的，“上面怎么说，怎么办就是了”。

黄大昉则选择了积极发声，在各种场合介绍转基因技术，试图澄清谬误，努力推动社会支持。在几次科普讲座现场，他也遭遇“反转派”人士闹场，受到当面指责。有人劝他说，人家那么骂你，又何必如此积极地站出来呢。

“我这个人可能就是爱较真，认死理。我觉得事实被歪曲了，特别是那些谣言，越不出来指明，越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安定。”对于扣在黄大昉头上的那些“大帽子”，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感到难受，只是感觉可笑，“如果我的观点确实站不住脚，或者确实抓住我有不好的事情，那骂也就骂了”。

“你说我是卖国贼，我觉得我是爱国者，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正义的。”黄大昉说他反倒是“越骂越勇”，对方不占理，就要让大家看看真理在谁手里，“但没必要去跟他们对骂”。

采访中，黄大昉并不避讳那些尖锐的问题，始终直率而平静。他觉得不论作为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维护真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

“对于转基因，至今确实没有发现无法控制的问题，只是风险需要作出很好的安全性评估和管理。怎么能把我们的认知、领导的决策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呢？”在黄大昉看来，这对于任何一个科学家而言，都是不应该允许发生的事情。

“对于未来，我是乐观的”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黄大昉曾在农业部的组织安排下，参与有关转基因作物问题的政协委员对话，一些政协委员同样提出了诸多质疑。

“我们一一解释，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黄大昉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反馈：“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早说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相对于那些“闹场”的意外，黄大昉经历了更多这样的场面，他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家，没有把真实情况充分告诉大家，引起了误会，所以我觉得更有责任去增进彼此的理解。”他体会到，一些似乎是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其实也有着良好的愿望和出发点。

“即便是有恶意的攻击，从反面讲，也在激励你坚守下去，不要自己退缩。何况不能一概否定所有的争议。”质疑声中，黄大昉也听到了不少理性的声音，并且给了他很多启示。例如，一些从事环境保护的科学家声明，他们提出质疑并不是要反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只是担心我们国家的安全评价和管理经验不足，希望提高警惕。

在黄大昉看来，来自社会公众的担忧更多源于不了解真实情况。近年来，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科普方面，尝试传播“来自转基因科学界的正能量”。

“高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可是我们的知识基础和对科学的认知，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的速度。”年过七旬，黄大昉说自己能做一点科学传播的工作就很高兴了，并且希望科学家能够形成合力，通过学会的力量开展更为有效的活动。

历经一次又一次风浪，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至今处于巨大的争议漩涡中，但黄大昉相信，在更长远的历史尺度上，这将只是短暂的“徘徊期”。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发展，我有这个信念。对于未来，我还是乐观的。”黄大昉说他的判断，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和转基因技术在全世界发展的真实情况。

前不久，黄大昉在题为《我国农作物生物育种发展战略思考》的文章中，正是以大豆为例，说明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不可逆转之势。

黄大昉在文中说，近年因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饲料蛋白和食用油需求急速增长，而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有限且品质产量均不及国外优质高产转基因品种，导致进口大豆数量剧增，2012年进口数量已达5838吨，占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60%，不仅国内自给率降到18%，且大豆加工业也几乎被国外资本控制。

这段话，为理解农业部最新批准发放的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提供了一定的背景事实。

“生物技术的发展成为必然规律，不是因为反对就能停下来。我们应该尽量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少碰到大豆这种尴尬而无奈的局面。”黄大昉不止一次提醒，发展转基因作物育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而现在正处于关键期。

20多年前，在黄大昉决心转向转基因农作物研究时，他没有想到这项事业会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更不曾料到，自己会在持续不断的争议中被推至风口浪尖。

“自己的科研领域受到如此特别的关注，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如果能够重来，我还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它意义重大。”记者对面的黄大昉没有过多思考，他如此回应记者最后的提问，“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经过争议，只是面对争议，不同人有不同的态度。”

“我的整个事业发展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是它发人深省。”黄大昉补充说，科学家都有自己理想的目标，如果你认准了，即使碰到困难也决不会动摇。

重磅！我国转基因品种产业化应用试点有序进行

来源：人民日报

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2559399963414741&wfr=spider&for=pc

内容：

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2022年中国将扩大大豆生产，但是大豆和玉米主产区，农民往往会在两种作物中二选一，如何确保大豆面积增长的同时玉米种植面积不会减少，政府是否考虑转基因玉米商业化来解决相应的玉米供给问题？

对此，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进行回应：我国转基因品种产业化应用试点有序进行。

为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面临的草地贪夜蛾和草害问题，去年我国对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开展了产业化试点。

“目前看进展比较好，我们讲比较好，至少有三点可以表明：一是试点转基因品种特性优良，节本增效优势明显。转基因大豆除草效果在95%以上，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产12%。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可达95%，大幅减少了防虫成本。同时，转基因玉米籽粒中霉菌毒素的含量低，品质也好。二是试点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对生产环境无不良影响。种植转基因玉米减少了杀虫剂使用，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三是试点实施‘统一供种、统一收购、统一技术规范’管理，定期开展巡查指导和监督检查，严防非法扩散。”曾衍德说。

曾衍德特别强调，转基因育种科学严谨。我国在农业转基因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体系和生物安全保障体系，获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产业化应用前景的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耐除草剂大豆等新品系。转基因品种管理严格规范。农业转基因生物通过科学、依法评价后才能获得安全证书。同时还要依据《种子法》有关规定进行品种审定和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后，才能生产种植。

目前，农业农村部正在对《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四个部门规章进行修订，明确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用的有关规定。曾衍德透露，农业农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本着尊重科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转基因等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