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赏#
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公布成绩后接受媒体访谈时,说过这么一番话:
“农村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中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都是知识分子,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在教育资源上享受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和农村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所以就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熊轩昂接受访谈
这位少年面对簇拥的鲜花和褒扬,分享经验时却非常清醒:自己的成绩有着后天优越条件加持的功劳;量身定制的教育条件、地域资源和一些运气,其实缺一不可。
只是即使看到差距可能鸿沟,但 “知识改变命运”这个朴素的愿望,还是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路。
可普通人,命运真的可以被改变吗?导演郑琼历时六年,从2009年到2015年,跟拍了三位背景各异的孩子的故事,记录在《出路》这部纪录片里。
匮乏和封闭像赶不走的苍蝇,一直缠绕着她
“在成牟村上完小学后,我要去新堡子上初中,我长大了,我要去北京上大学。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一千元买面,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窖,因为我们没水吃”。
12岁的马百娟,在甘肃山沟里长大。笑眼弯弯的她,读二年级,学校里5个孩子,她的年纪最大。女孩的父辈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住在窑洞里,每天不断劳作;女孩每天用热水,把冷硬的馍馍泡热当早餐,然后上课;下课后,就去喂猪、生火做饭、帮家人收糜谷。
后来,家里搬到宁夏,条件好了些,女孩辍了学:转学到新小学,觉得自己适应不了,就不去念了。15岁的她长胖了许多,不太说话,被问到什么,也总是茫然地摇头。
辍学后,女孩试着去找工作。可是才15岁,只能碰壁。
马百娟的爸爸,看着镜头,一脸笃定:
“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多少念一点,个人能用就对了。只要生了娃,即便有工作,干都干不成,就拉倒了。女娃娃就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这个出路,再没有别的出路。”
女孩16岁时,和表哥结了婚。极度匮乏封闭的环境下,说“选择”这一字眼都太奢侈。尽快成家,依靠夫家,大概是最好的出路。
接受不公平,然后一刻不停地去奋斗
19岁的徐佳,农民工的孩子,在湖北小城镇中长大。两次高考,还是落榜。男孩的母亲在城市打工,在丈夫过世后,独力支撑两个儿子的生活,因为父辈秉持“爬在地上也让孩子上学”的信念,男孩得到了第三次高考的机会,但同时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有段时间整个人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事情,做不了题目。害怕失败。心里面想完成我爸的愿望,上大学。”
复读班里,学生们挤满了教室。男孩埋在书堆里,脸上带着疲惫。这一次,他考上了大学。
“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状况不允许我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维持生计。”
四年后,徐佳毕业,可是毕业季找工作很难。小伙子摸了摸眼睛,没有再说太多。他努力跑招聘会,和同学交流经验,偶尔会沮丧。后面,他签了一家电力公司,但对工作待遇和发展前景,其实他真的是一片模糊。
确定了工作,徐佳就跟相恋多年的女友结了婚:“家里的环境,早一点成家,我妈也少一点辛苦。”“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每一个阶段,徐佳都有非常清晰的目标需要完成,他,确实在拼命实现父辈和周遭环境提醒的目标。不敢停,不敢错,拼尽全力去争取外界的认可,大概是他的出路。
“我想我干嘛呢,我也不知道,没有特别明确的打算”
17岁的袁晗寒,北京女孩,家境优越,得到很好的培养: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但跟常见的故事不同,女孩从美院附中退学了。突然变得清闲,女孩有点无所适从:我会恐慌一直没有事情做。
接下来,她给自己找了事情打发时间,例如在街边小巷写生,租了个不便宜的铺位开了酒吧,自己一个人布置酒吧,还跑去商店卖东西。她似乎有自己的想法,但又好像从来没有主动规划过什么。
片子里,女孩的家长没有露面,也几乎没有什么干涉。宽松的教养环境下,女孩一直非常松弛:
“我没有想过做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不会饿死就行,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只要他不愿意”。
几年后,袁晗寒似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她通过考试,来到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大学学习;中途,她弄丢了钱包,可能没法交下个月的房租,但突发的事件并没有让女孩表现出慌张,她只是懊恼了一小会,然后就去做其他事去了。
后来,女孩回国实习,然后,在北京注册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我本来是倾向于回国的。但是如果能不固定待在一个地方,或者满世界瞎转悠,其实也挺好的。这是最好的选择。将来先看看,大家都干什么,怎么玩的,然后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资源充裕的生活中,袁晗寒自由得像是对什么都无所谓,却也常常一脸迷茫;她一直在试错,然后缓慢地修正方向;不断探索对抗“无聊”的方法,大概是她的出路。
总有从裂缝中伸出枝丫的坚韧植株
这几年,“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甚嚣尘上;“小镇做题家”“内卷时代”的调侃渗透在网络交流里。
可即便是成为“小镇做题家”,也是有条件的;出身背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出厂配置,没法选择,也很难逃避;带着自己家庭几代人沉积下来的信念和愿景生活,有些人眼界开阔,无拘无束;也有的人不得已倍受束缚,疲于奔命,为着生计,为着挣扎争取得来的少许资源。
马百娟一家在上坡
袁晗寒在美术馆实习
每个普通人的故事,摊开了讲,其实都暗含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资源越是匮乏,环境越是封闭,一个人,可选择的余地常常越窄:
山沟里的女孩,即使有志向,想读书,可家里揭不开锅,穷山恶水无时不刻提醒着她,自我实现是bullshit,少用甚至最好别用家里的资源就应该长大,然后迅速反哺才是正道。父母为生计奔波无知无畏,短视的教养也在践踏着孩子的信心。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天选之子,读出点名堂来,这个女孩,将重演父辈的命运。
但永远有例外。Pbs纪录片《Leftover women》里的邱华梅(音译)律师,就是例外。出身贫苦,家里都是女儿,受尽奚落。但她有一位不信命的父亲:
“我不识字。那个时候老师都饿跑了。供你们上学,我没有儿子,只有你们这些闺女,那时候一说没有儿子,就比别人矮半截,人家说是绝户。我是好强的人,别看我只有闺女,我的闺女比你们的儿子有用。现在实现了。你给我增光了。”
邱律师和父亲
“你给我增光了”这几个字,老人对着单身、独立,有主见、即将远赴法国深造的女儿,说了三次,华梅泪流满面。
靠读书,走出农村,考取律师资格后在香港执业,三十多岁申请到欧洲著名的院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后毕业,移居德国重新执业,这个女孩突破环境限制和预设,不断折腾的背后,一直是目不识丁,却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父亲在奋力支撑,他为女儿,打开了一条出路。
在上课的邱华梅
作家李敖写过:“我们的世界里有星星,它没有光明,但它有希望”。
命途常常玄妙,大部分人拿着普通的牌,过着与父辈相似的生活,有人打坏了牌,也有人把烂牌打出了“王炸”的效果。很多时候,我们能过得稍微轻松,踮踮脚就能碰到梦想,可以自由做些选择,不只是因为我们足够努力,而可能是我们稍微幸运,拥有“标配”甚至更高配置的不太拖累的出身,以及还算健壮的身心体质;但同时,即使环境恶劣,也总有可以汲取的养分和可以填补的空间。
再贫瘠的土地,还是有野草生长的。普通人如我们,能把握和改变的,也只有努力。无论如何境地,不丧失信心,继续努力,才可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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