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广东省共同推进广东教育综合改革

12月13日，教育部、广东省在广州共同召开2021年度教育体制综合改革联席会议。这是继2021年3月教育部、广东省签署共同推进教育体制综合改革协议，决定建立部省合作制度以来召开的第四次联席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

袁贵仁指出，广东省委省*高度重视教育，教育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前列。近年来，广东积极推进“创强争先建高地”，注重顶层推动、顶层设计，注重公平发展、特色发展，注重增强动力、激发活力，注重服务教师、服务学生，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广东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要着力落实立德树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和校际教育差距；着力创新创业教育，进一步增强服务创新驱动的能力；着力完善教育体系，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教育结构；着力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进一步提升现代教育治理能力，努力开创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朱小丹指出，自2021年签订部省协议以来，围绕广东教育改革发展，教育部明确对广东教育相关事项的支持，部省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当前，广东正处于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加迫切需要发挥教育的支撑引领作用。广东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部省合作，继续推进教育先行先试与教育体制综合改革，着力建设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打造南方教育高地。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主持会议。

广东教育改革事件,倾听广东教育综合改革的故事

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此这里向全中国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教育则是春天故事里一个生动的章节。

近日，记者走进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地区，倾听这里关于教育综合改革的生动故事——

改革故事之一：深圳南山国际化让学生放眼世界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

“一个文静的女孩子怎么会适合当泥瓦匠呢？霍兰德职业量表这样的测评结果不是闹着玩么？”但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银艳琳很快发现女儿喜欢做手工，动手能力很强。

“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呢？”银艳琳不禁感叹，先进的教育测评方式的确能帮家长、教师更了解孩子，从而因材施教。

霍兰德职业量表“嫁入”南山区的“媒人”是南科大实验学校外籍副校长孟百思，而聘请外籍副校长和外教正是南山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南山区作为深圳市第一个推进教育国际化试验区，目前该区每年引进100多名外教，并聘请外籍副校长。

南山区教育局局长刘根平表示，南山区具有“特区+湾区+自贸区”三区叠加优势，又毗邻港澳，人均GDP已超过香港。站在这样的起点上，南山教育必须与区域发展的高端定位相匹配，以国际标准高位谋划改革和发展。南山的教育国际化不能是简单地借鉴和模仿国外课程，而应建立综合国内外教育精粹的自主课程体系。而中外教师联合走进课堂、共同治理学校，必然产生观念碰撞，并在彼此适应和再生的过程中创造出新模式和新做法。

在依法治教的引领下，广东省佛山市各学校积极营造和谐平安的校园环境。图为广东省佛山市华英学校师生在校园里亲切地讨论问题，亦师亦友。（资料图片）

刘根平以孟百思为例说，她为南科大实验学校带来了美国特色的国际化课程，并带动该校教师进行多学科融合教学。如该校上学期开展的“职业日”主题教学，当天，数学教师带着孩子们分类统计大家喜欢的职业，其他科目教师也结合学科特点开展教学，带着孩子们体验部分职业。

类似的主题教学经常在南科大实验学校研发实施，孟百思与所有学科教师一同发挥创造力，催生“第三种课程”，并商定出这些主题课程的内容形式。

但短时间内让每所学校都聘用一名外籍副校长或外教不现实，南山教育局就将深圳大学等高校留学生也发展成外教。两位日本留学生为育才一小高年级孩子讲解京都等日本特色城市等，韩国留学生则教孩子们如何做寿司等。

“外国留学生文化使者进校园”活动从去年4月开展以来，仅在去年11月至12月，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59名留学生进校园开展了近300次活动。

每所学校聘用一名以上外教或外籍管理人员的做法，仅是南山区为打造“教育国际化先锋城区”而推进的“六个一”策略之一，南山区教育局还积极推进该区每所学校至少有一所国际姊妹学校，至少参与一个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引进或自主开发一门以上国际课程，在海外建立一个教师培训基地，借鉴并研制一个国际化学生学业成就评价体系等策略。

南山区教育局还充分利用海归、国际学校、外籍人士聚集等区域优势，深入开展视像中国、龙鹰对话等国际化教育活动。

外籍教育人士资源毕竟有限，如何让本地教师也能成为国际化教育“引领者”呢？“伟大原著”让刘根平看到了曙光。

今年4月，南山区教育局与美国伟大原著基金会合作成立“伟大原著南山学习中心”，为全区小学、初中英语教师分批次进行“伟大原著”——分享质疑教学法的专题培训。

刘根平将参与“伟大原著”培训的教师视为南山深化课改的生力军，“他们将很快从教师转变为‘引领者’，带领其他教师实现教学方式、课堂教学策略、教学技能的突破。”

改革故事之二：深圳大学“布衣教授”管校财

关键词：教授治校

在深圳大学，校领导、“布衣教授”对学校财政支配权的大小，与他们职务高低成反比。

该校一校领导刚调到深大，一个学院领导抱怨说，没做好年初预算，两个好项目因缺钱难开展。

“既然项目很好，你打个报告，如果符合规定，我给你签字，问题不就解决了。”该领导话没说完，就被这个学院领导一口回绝，“您还不知道吧！咱学校的钱都得经计财教授委员会批，您签字没用！”

该校级领导起初还不信，但他很快发现深大在2006年4月就已如此，该校当时还出台了《深圳大学计财工作教授委员会规程》（简称《规程》），保障其推行。

在很多高校，财权大多掌控在校领导和财务部门手中，学术权力很少干涉，但由于资源过度向权力集中，资金的使用效益难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为消除弊端，深大设立了计财教授委员会。

“委员会总共有13人，主任、副主任各1名，大家都是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布衣教授’。”深圳大学材料学院教授、计财教授委员会主任白晓军自嘲说，有同事调侃他们是无编制、无经费、无报酬的“三无”委员。

“但竞聘‘三无’委员的难度不亚于竞聘行政领导，要过四关。”白晓军介绍说，首先由所在学院推荐或自荐，并经学院内教授选举，每个学院只能向学校推荐1人；随后该校计划财务部对25名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其学术品行是否端正；然后校长办公会再拟出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名单，尽量让13名委员文理比例相当；最终由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校长聘任。

“学校约15亿元的运作经费都是他们拍板分配的。”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介绍说，《规程》赋予该校计财教授委员会审查、评议学校年度部门预算草案、学校制定的重要财务规章制度以及学校实验室建设投资、大型教学科研设备购置计划等学校重要经济事项。

李凤亮举例说，该校各部门年度预算草案都要先通过计财教授委员会审查评议，然后才能提交给校长办公会，因此学校各部门、各学院负责人在向计财教授委员会提交本部门年度预算时，都要就每笔钱做什么、怎么用、有无必要等问题进行答辩，经常被问得面红耳赤。

“我们虽不是专业做财务的，但教学科研我们最内行，我们知道钱怎样用才能在教学科研上发挥最大作用。另外我们经常下去调研，熟悉学校当前中心工作。”白晓军举例说，今年他们调研时就发现学校部分大型科研设备缺口大，耽误了部分教学科研的进度，于是他们就喊来学校设备处处长就此进行答辩，建议增加购买缺口较大设备的预算，同时建议完善大型科研设备共享机制，均得到落实。

但更多时候，深大计财教授委员会是做“减法”。白晓军举例说，后勤部门今年又有购买割草机的预算，“近几年每年都买，有必要么？我们调研发现没必要后，就让后勤部门负责人来答辩，经过投票，超过半数的委员反对，我们就砍去了这项预算。学校一年预算就15亿元左右，但各部门每年报的预算总共有近20亿元左右，因此我们至少要砍去百分之二三十。也有部门领导因此去找校领导告状，但校领导从不干涉我们。”

李凤亮说，每年计财教授委员会通过的预算，校长办公会一般只有几百万元的改动，变动从不超1%。

计财教授委员会如何保证自己有权不“任性”呢？

“涉及自己所在部门的决策时，委员要回避。”白晓军介绍说，深大计财教授委员会委员一届任期是2年，可连任两届，但每次换届连任的委员数不超过总数的1/3。另外委员在任期内如成为党政领导，其委员资格自动取消，“我上一任主任就因此辞职。”

改革故事之三：佛山教育行走在法治轨道上

关键词：依法治教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中学理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在佛山一中召开，佛山市第一中学成为市直教育领域第一个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

“理事会的校内理事只有我和一名教师代表，其余9人都是外部理事。”佛山一中校长谭根林说，9名外部理事，分别由佛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编办及社会教育专家学者、社区代表、家长代表担任。

由11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作为该校的决策机构，对学校的工作具有决策权和监督权，今后学校的重大决策都将通过理事会审议。

谭根林介绍说，理事人数的确定、产生办法以及赋予的权利等等，是以先制订章程为基础的。“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为了确保章程和理事会的各项制度规范化和法制化，我们请了‘高人’来指点，那就是我们学校的法律顾问——广东隽达律师所律师范毅强。”

谭根林所说的法律顾问，其实是佛山市教育局近年来，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提高学校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一项重要制度。

佛山市教育局要求，学校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学校办学风险防范、依法依规保护学生、教师和学校合法利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

佛山市教育局督导室副主任梁志敏介绍说，按照计划，6月底前，市直属学校完成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明年底，实现全市学校法律顾问全覆盖。佛山市教育局会拿出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帮助各学校推进此项制度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实用是佛山市推进依法治教的最大特色。“佛山正在推进的教育综合评价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改革，越来越多触及深层次问题。”佛山市教育局局长毛永天说，“新的改革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政策制度规范、引导、保障教育改革，要求更多地运用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方式进行调整、规范和解决，让教育行走在法治轨道上。”

因此，推进速度并不是毛永天关心的重点，他在乎的是能否真正利用法律指导实际的工作。

以制订学校章程为例，佛山市在申报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过程中，对遴选的8所学校，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其中一条就是，章程的实用性。

佛山市教育局副局长严冰说，学校要制订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章程，同时让章程真正统领管理、教学、财务、教师、学生、后勤等诸多方面的工作，并要求制度管人、制度管权、制度管事真正落到实处。“你现在看到的章程，是在法律顾问的指导下，修改了无数次，才最终定稿的。”

在务实原则的引领下，法律在各个领域不断发力。督导机制得到积极运用，以创强争先复评为重要抓手，强化各级政府教育责任落实，关注督查整改工作成效，以评促改；教职工代表大会，成为了各学校教职工参与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主阵地；全面实行校务公开制度，确保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决策、学校的财务收支情况、福利待遇以及涉及教职工权益的其他事项向教职工公布；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指派专人负责接待群众，接听、记录信访电话和办理信访件，每月制作教育系统信访情况通报，提供舆情分析和决策参考。

说起依法治校的好处，谭根林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原来特别怕大家提意见，所以就想着赶快拍板通过，从短期看这样快，但是在执行时矛盾和分歧才暴露出来，那时再改成本更高，老师学生对你还有意见，可谓两败俱伤。现在我总是把想法提前说出来让大家评判，达成共识后，执行时反而更快更好，可谓两全其美。”

“一个是两败俱伤，一个是两全其美，你说我会选哪个？”谭根林说。

改革故事之四：顺德学校唱“主角”政府当“配角”

关键词：简政放权

这两天，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务委员兼教育局局长徐国元很“牛”，因为区财政部门一直在“求”他要个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是顺德区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及教育成本研究。这个报告之所以“牛”，是因为它的客观性、详细度以及说服力。

徐国元告诉记者，为了让政府更好地科学决策，同时也为了让社会公众了解学前教育政府投入以及幼儿园办学成本情况，区教育局委托第三方机构——顺德职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这项研究。

课题组准确了解了顺德区幼儿园办学成本信息以及学前教育投入数据，并远赴香港、昆山、萧山等国内发达地区以及省内番禺、南海等城市调研学前教育成本及其分担情况。

最后，在现状分析及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顺德区合理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在该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上来确定教育经费的投入量。

“这个报告非常详细和专业，区教育局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决策就更加科学了。”徐国元说，第三方机构在有的领域，比教育局更有话语权。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是从2011年顺德区教育局掀起的简政放权的改革开始形成的。

整个改革，概括来说就是做了一个减法和一个加法：给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做减法，给学校办学和社会监督与评价做加法。

一是按照政府决策、服务、监督的三大职能，将原来科室职能重新组合，合并同类项，并相应撤销或增加部分科室，例如将职成科、基教科合并为学校管理科，率先成立审批服务科进驻审批服务窗口办公。

二是全面清理缩减各类审批事项，实现审批权力清单化，区教育局取消39项审批事项，占审批事项66%，只保留审批事项20项，全部属于行政许可类事项。

三是以“下放机构审批”为突破口，强化事权审批向基层集中。按照全区“一级决策、二级管理、三级服务、社会参与”的思路，区一级的审批权下移，扩大镇（街道）的管理权限，将“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开办、变更、撤销审批”等6项审批事项下放至镇（街道）教育局。

除了减法，区教育局还做加法，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最大程度地激发学校作为教育“细胞”的活力来实现“学校自主办教育”。

在教育管理权方面，给予中小学生学籍异动审批，给予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审批权限，撤销合并对学校的评比表彰检查活动；在财务管理方面，公用经费按生均标准下达指标到学校，由学校自主编制预算，人员经费、行政运行、教师培训、设备购置、修缮等开支都由学校自主决定。实行校服管理市场化运营改革，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将中小学生的校服管理还给市场。

“现在我们正在筹建校文化馆和文化墙。”顺峰中学校长赵晓芸告诉记者，而这些都是学校说了算，不用再等教育局审批备案之类的了。

“为了权力下放后，学校能够接得住、用得好，我们本着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管理、决策与监督的作用。”区教育局副局长劳国明说。

顺德区教育局先后成立了区教育发展中心、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民办教育协会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教师继续教育协会等第三方机构。

“我们把很多政府职能移交给了这些第三方机构。”劳国明说，比如，教育提升行动计划的制定、校服改革等，均要征询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意见。如民办学校招生工作、民办教师社会保障、十佳民办学校评选、探索建立民办教师退休机制等工作，均交给民办教育协会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

改革后，教育行政部门真正从管理教育变成了治理教育。

“包括我在内，我们科一共只有4个人，要负责4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的业务指导。”学校管理科科长陈永刚介绍说，相比于科室合并前的11个编制，人数虽然少了，但是管的领域变窄了，关注的都是教育发展规划、公共财政投入、质量监控、服务学校等宏观问题，有时间去调研了，能够真正研究些教育规律性的问题了

广东教育改革用放权的减法换得教育综合改革的乘法

广东与改革，仿佛是一对近义词。其实这不是偶然，广东人身上所独有的“敢为先、敏于行”的性格，让这里成为一片改革的热土。而教育领域，同样是改革的试验田。　

面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场攻坚战，广东教育人旗帜鲜明、较真儿碰硬，明确“创强争先建高地”总抓手，加强省级教育统筹，加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用放权的减法，换得教育综合改革的乘法。　

顶层设计，注重资源统一配置

“广东最大的现实，就是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间的不均衡。”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说，所以教育综合改革对于广东而言更具现实意义。　

2012年，广东省委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创建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打造南方教育高地（简称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的分类改革总思路，先后出台20余份政策性文件，全省点面结合统筹推进。　

“有了一揽子计划还不够，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撬动地方积极性，用小钱办大事。”罗伟其说，“而唯一的手段就是改革。”　

在茂名，过去一些县市不断想办法向上面要钱，钱拨下来后，干活就拖拖拉拉，几年都没建好一所学校。自2012年广东省将“创强争先建高地”作为教育发展总抓手后，中小学建设速度全面加快。2012年以来，茂名新建百万元以上校舍610栋，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投入使用均控制在一年之内，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为何“拖拉专业户”突然就变成了“工作先锋队”？广东省教育厅给出的答案是：省教育厅变革资源配置方式，将分散在各个处室、各个项目的资金打包，利用一套科学严谨的指标体系进行打分，以奖代补，提高资源配置效益。　

具体来看，就是将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教育“创强”的100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统筹安排，第一期拨付根据“创强”督导验收、进度，当年按奖补控制数的40%拨付；第二期拨付，对通过验收的教育强镇，当年下拨剩余的奖补资金，底前没有完成强镇验收的，将不再拨付。　

“创强”资金的使用，还明确了奖励先进、分类奖补、公平公开、注重绩效四项原则，改变过去项目分别评审、资金分散确定的做法，从重项目评审分配、轻指导监督向更加注重事中指导、事后监督转变，从而推动各地在“创强”时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资源配置方式激发了各地“创强”的积极性，广东省财政投入的100亿元“创强”资金撬动了粤东西北地区总计520亿元的“创强”投入，其中约100亿元来自民间投入。　

简政放权，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资源配置方式的提效，则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面对这一复杂课题，广东教育人敢闯敢试，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一场简政放权运动，以壮士断腕的气魄砍掉过于集中的权力，迈出了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一步。　

“很多高校别说能将本校教师申报的项目为己所用，甚至都不知道教师申报了哪些项目。”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崴在高校工作多年，深知“涉及高校的科研项目审批权在政府部门，而不在高校”的弊端。　

2013年7月，广东省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加快发展，向高校下放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评审权等。　

“我们制定了一揽子计划，要求本科院校制定整体发展规划，据此引导本校教师围绕学校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申报并确定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广东省教育厅已将自己可以二次分配的本科院校专项教学科研经费审批权全部下放至本科院校。　

据统计，省级教育层面，共取消了4项、转移了2项、委托管理了1项原行政审批事项。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要求，2012年省政府又将10项涉及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事务，列入省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第一批目录。　

在顺德，从2011年起，启动教育放权改革，当年便取消58%的审批权，顺德的教育行政部门从管理教育转为治理教育，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　

政贵有恒。在放权的同时，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正在广东省内孕育成型。　

在佛山，以学校章程和制度建设为突破，以规范学校管理、提高办学质量为目标，以教育维权为重点，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把依法治校工作落到实处，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　

，广东省教育厅启动实施依法治校“千校示范校”工作，计划从至2018年，全省创建1000所具有示范作用的省级依法治校示范校。　

先行先试，示范带动整体

深圳，作为全国改革的前沿阵地，每天都在发生着改革的“春天故事”。各种教育最前沿的理念，在这片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里碰撞出火花。　

在深圳大学，正紧锣密鼓起草内地第一部高校专项立法——《深圳大学条例》。《条例》将通过立法和法治手段，厘清政府在高校行政权力的边界，切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深大探索建立现代大学管理体制。　

同样在佛山，这个成为广东首批“争先”的先进市，政府充分发挥职责，采取积分制、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解决入学难，收获了群众的满意。　

珠三角地区改革的示范效应，“蔓延”到了其他地区，有的则升级为省级措施。　

9月，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8个试点单位之一。广东省立即将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纳入省委改革办确定的“先行先试”200个改革试点之中，为全省开展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有序进行积累和提供经验。　

罗伟其告诉记者，目前，广东省启动了15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同时启动了一批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各地市、各高校也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了一大批改革试点项目。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教育体制综合改革项目体系基本建成。　

教育体制综合试点工作充分调动了各地教育改革积极性，如中山市出台了“1+N”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惠州市全面实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等。　

今年4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会议，计划3年时间投入50亿元进行重点建设，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扩大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与推进学校创新发展并重，建设若干所高水平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学科。　

“教育综合改革，广东人先行先试，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正在路上。”罗伟其说，只要我们的改革顺乎民意，满足了群众对美好教育梦的追求，我们就有了改革的底气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