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中韩愈师道观的句子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漏卜亏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返神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弊滑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论述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师道观的异同

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愈的教育目的如下：

1、道统说

为了对抗佛教的“法统”，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儒家的“道统”由尧舜开始，尧、舜、禹、汤、文、武宽毕、周公、孔子，再到孟子，他把这个“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的传统系统，称之为“道统”。

提出的“学所以为道”的教育目的，要求通过教育的手段，使人们重新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以便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

2、师道观

《师说》提衫携倡尊师重道。《师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他既肯定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中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教学相长;既要求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又强调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

3、“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

他从唯心主义天命论出发，提出这一主张，又以此为理论依据，阐释教育作用。他认为人性秉天命而成，人性有上、中、下三品，还有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内容。教育就是把这种道德发扬开来，儒家经典是最好的教育内容。

上品之人是善的，中品之人可善可恶、尚未定型，下品之人是恶的。他认为性可移，但性的品级不可移。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只能以刑罚制之。

人性除了性之外还有情，性有五德，情有七情。性与情有区别又有联系。他从“性三品说”理论出发，一方面说明性与情的矛盾与统一，号召人们追求善行，顺性而克情，正确处理二者关系，为以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做了思想铺垫。

此外，在求善行的过程中，要以仁义礼智信为中心内容。为了对抗佛教的“法统”，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儒家的“道统”由尧舜开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再到孟子，他把这个“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的传统系统，称之为“道统”。

提出的“学所以为道”的教育目的，要求通过教育的手段，使人们重新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以便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

他从这一主张出发，一方面肯定教育在促进人性变化中的积极作用，号召人们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作用是有限的，决定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教育，人性三品不可变更或巧伏，教育只能在品位内发生作用，只能使下品转化为中品，中品转化为上品，下品之人根本无权受教育。

这种人性论不仅为封建等级制作了合理论证，而且也为绝大多数人接受封建道德教育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

4、论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他继承儒家德治思想，必然重视教育事业。因为德治是人治的问题，人治需要大批人才，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教育的任务就是为治国兴邦培育人才。为此，他要求整顿国学，扩大招生范围。整顿教师队伍，整顿教学，建立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

不但要重视人才培养，也重视人才的选拔。他指出了科举的一些弊端及考试内容的不合理。他要求统治者爱惜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种爱才、选材、用材的思想与封建社会选人唯贵、任人唯亲相对立，有现实意义。

韩愈的文道观的背景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尺码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滑旅宜”、“务去陈言”、陵让哪“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而柳宗元,韩愈却提倡"为师",这不违背儒家教诲么为什么

1“道”的内涵及其历史背景

《师说»开宗明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州1。在教师的三大使命中，传道居首位。即使“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么！进而指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以口。韩愈遗憾地指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不惑也难关21。所谓咐旁冲“道”，在《原道》中有确切的闸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儿口，道即汉唐以降,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在韩愈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是维系封建社会秩序的淮则，一旦这个准则被破坏，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状态。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衡歼传儒学之道。

可见，所谓“道”即儒家学说，是谓封建社会的道统，堪称儒教。

韩愈对儒学的阐述及重视是有感而发,同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公元 618 年(武德元年)唐王朝建立，经十余年的征战，消灭各部割据势力,实现了国家启渗的空前统一

唐王朝的建立，政治上割除了门阀士族专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均田法、租调徭役法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王朝建立之初即下令恢复国学和州、县学,立庙祭周公、孔子。公元 624年（武德七年），颁布《兴学救》,强调治国以儒学为先，至贞观时代，儒学已被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教育的复兴带动国家的复兴。唐王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发达、技术进步，成为雄踞世界东方的“超级大国”。

孟子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是指以“人师”的傲态自居的这类人。 韩愈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传道”。韩愈所谓的“道”，就是儒家之道，是探讨自然与社会规律、法则的本质所在稿帆。 “师”掌握“道”，学生从师，就是从师之“道” ,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如果教师只是从事简单的文字的教学，“习其句读”而已，不考虑“传道”的首要任务，那就不成其为师。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他在《师友箴》中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山乎嗔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所以韩愈与柳宗元的“键唯雹为师”是不违背儒家教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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