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的侧鼓音一般通过击奏右侧鼓来获得。西周编钟右侧鼓有小鸟纹之类的纹饰,是侧鼓音敲击点的标志。东周之后的编钟,多数没有侧鼓音的标志,这就需要在测音时适当做一些演奏练习。
一钟双音 先秦古人将编钟铸成扁形钟,是特别有灵性的创造。它形如杏仁状柱体,扁如“盒瓦”,正是这种“盒瓦”形结构巧妙地产生双音。钟体两侧有棱,称“铣”,两棱之间的钟口向上拱起,钟口边稍上有两个敲击点,中心为“正鼓”,偏右约三分之二处为“侧鼓”,分别刻有乐名,见图3-3。编钟奇妙的双音特性,其根本原因就是敲击正或侧鼓点时触发的振动包含着不同的固有频率,即不同的振动模态,因此赋予编钟特有的双音特性。编钟的振动模态,即振型与鱼洗很相像,粗略地说,只是将圆柱体压扁呈椭圆柱体而已,因此乍看起来,编钟的振型似乎与圆钟大同小异。其实不然,扁形钟不再具有圆钟那样的极高对称,而是出现了两个对称面。若将编钟钟体简化为椭圆柱面,其对称面是椭圆柱面的长轴面和短轴面,如图3-4所示。正、侧鼓音的振型对上述对称面的对称行为不同,其中正鼓音振动对长轴对称面对称,而侧鼓音振动对短轴对称面反对称。它们是两组各自独立的振动模态,其理论模拟的低阶振型如图3-5。精妙之处在于,尽管两组基音的振型模数相同,均为m=2,n=0,但各波节、波腹位置恰好相互对易!对于杏仁状钟口,两组基音的振型如图3-6所示,正鼓音振型的波节通过侧鼓点;侧鼓音振型的波节通过正鼓点。敲击正鼓点时,由于正鼓点恰为侧鼓音的波节,因此不能对侧鼓音作功,只有正鼓音吸收能量,只激发出正鼓音(亦称A Tone);反之,敲击侧鼓点时,由于侧鼓点恰为正鼓音的波节,所以仅侧鼓音吸收能量,正鼓音却不能,因而只能激发侧鼓音(亦称B Tone)。简言之,由圆至扁的这一变化,使正、侧鼓音清晰分开,尤其是低阶振型互不干扰,因此导致一钟双音,真是妙不可言!(三)中音十二个半音俱全 编钟令人称奇的另一乐音特性是中音十二个半音俱全,而且调音准确,大多双音的频率差竟然满足要么是大三度,要么是小三度的关系。学过乐理的人都知道,通常乐音以八度为一个音组,例如中音C(1)到高音C1()为一个音组,而相差八度的两个乐音,高音频率是低音频率的2倍。 任意两个乐音之间的频率差称为音程。八度音程可按等比关系划分为12份,得到12个半音,这就是著名的十二平均律。现代钢琴中音八度中的白、黑12键就是对应等比数列的12个半音,因而两个相邻键的频率比为fn+1/fn =≈1.059, 称此两音相差一个半音。每个半音又可分为100音分,因此八度音程共包含1200音分。所谓两个乐音间差大三度,即指彼此间差4个半音或400音分,所谓小三度则指300音分的音程。大家都知道音程差三度的为和谐音,这就是说,编钟的正鼓音与侧鼓音恰为和谐音,可见古人不仅能铸钟,还掌握相当准确的调音技术。世人往往以为十二平均律来自西方,其实明代朱载堉(1536-1611)发明十二平均律是有文字记载的,比西方(由德国人威克迈斯特Werckmeister,1645-1706)提出十二平均律还早近百年。现在笔者忍不住要说,曾侯乙编钟早在2400年前就把十二律铸造和演奏出来了!中国古代的乐律学源远流长,实有两千多年的传承历史,尤以曾侯乙编钟的十二律为著称,却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如今虽得以重见天日,两千年前对乐律如此深入的把握,对调音如此精准的技术,仍令现代人不可思议。

曾侯乙墓:一九七八年,在我国湖北省随州发掘出墓主为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君主的墓,他名叫乙,下葬年代在公元前四三三年或稍晚。在此,出土了距今二千四百余年前的乐器,计八种一百二十五件, 有东、中、西、北四个墓室的这座拥王陵,面积达二百二十平方米,犹如一座地下音乐宫殿,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
东室,列有琴(2件)、瑟(5件)、笙(2件)、鼓(1件),均聚傍主棺,如“寝宫”内演奏“琴瑟之音”的轻音乐团。
“寝宫”和类似“后院”的西室,二十一具彩绘棺里息卧着十三至二十五岁的少女,可能是表演乐舞的“女乐”,连同乐器,一道殉葬。
北室,还陈放着三件专供盛放石盘的漆木匣。
乐室中最为显赫的属编钟。巨大的钟架,由铜木结构呈曲尺形,长7.48米, 宽3.35米,高2.73米。七根彩绘横梁,两端均有浮雕着盘龙和花瓣纹的青铜套加固,由六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钩,达二百四十六个构件,可以折装,设计精巧合理。六十五件青铜钟分三层八组悬于架上:上层为三组钮钟,共十九件;中层有短枚甬钟一组十一件、无枚甬钟一组十二件、长枚甬钟一组十件;下层有大型长枚甬钟两组共十二件、另有铸钟一件。其最大者, 通长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者,通长20.4厘米,重2.4公斤。仅钟体总重量达两千五百公斤。
钟架、钟构、钟体上共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五字。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钟体铭文大都错金。铸钟的铭文,记叙楚国的惠王在执政五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三三年)时,为祭奠曾侯乙而铸制了钟鼎彝器,并送给曾国。 甬钟均有一面钲间刻“曾侯乙乍(作)时(持)”,标记着钟的主人。甬、钮钟的标音,均在钟体一面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依姑洗均(C调)记写着各种所发乐音的阶名或音名。甬钟另一面钲间、鼓部还有成句成段的文字,论叙各钟的乐音所属律名、阶名、变化音名及其在不同均中、不同国间的称谓对应关系。
件件保存完好。闪亮着青铜光泽的钟体,均保留着优美迷人的原有音响。 仅少数大型甬钟的侧鼓音不甚明显之外,绝大多数钟均能在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击奏出呈三度音程,且与标音相符的两个乐音。全套钟含有深沉浑厚的低音、铿锵圆润的中音、清脆明亮的高音,丰富的色彩可调配出相当的表现力。其音域自C2至7,跨五个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以至七声音阶乐同;中心音域内二十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
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采用了圆雕、 浮雕、阴刻、雕绘、线描等多种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细微的刻划,达到了极好的美化效果。整架编钟,宏观巍峨庄重,微观精美华丽,是耐人观赏的艺术佳作。
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八件。六件T字形小木槌,当由三人各执一对, 分别掌奏中层的三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两件长215厘米、粗6.6厘米的彩绘大棒,由两人分执,掌奏下层大钟,可配以和声,或烘托气氛。这套造型壮观、铸制精美、保存完好、配备齐全、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音频准确的大型编钟,堪数我国古代编钟之最。
五千多年前,我们尚处在原始社会的祖先,创制了陶钟。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均 出有实物。将近四千年前,河南二里头文化已出现了铜铃。到了商代,青铜钟已经出现,并三、五件编组成为奴隶主阶级享乐的工具。西周时期,编钟不仅是统治者作礼奏乐之器,还是权贵、名份、等级的象征。钟的编制扩大,由三件增至八件,形制除有甬钟外,新出现了铸钟。钟体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已被正式调定为相距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每套钟为羽、宫、角、徵四声音阶序列。春秋战国时期,是编钟最为活跃的时代。单组钟的编制逐渐增多至十几件不等;一种较轻便型的钮钟于此时兴起,并较广泛地应用;甬、铸、钮钟被混合配套音阶结构不断扩充;汉时铸钟的合金配方,形体比例及其音响效应等经验被较为系统的总结,并见诸记载。编钟的活动范围亦有扩大,至今,陕西、山西、 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甘肃、辽宁、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均出土有实物。与这些多达百余批的出土编钟相较,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既继承了传统,又大有发展,在铸造、工艺、音响上都有突出的特点,不愧为编钟极盛时期的产物。
与曾侯乙编钟相伴而出的一套编盘,是古编盘中的杰出代表。青铜镏金的盘架,高1.09米,宽2.15米,呈单面变层结构。一对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铜立柱,咬合着两根铜杆,杆底等距焊铸铜环,以挂盘钩。三十二块石磬次序悬挂,与之相映成趣。据研究,全架编盘原有四十一块,每盘发一音,为十二半音音列,音域跨三个八度,音色清脆明亮而独具特色。盘块上亦有与钟铭相通的墨书和刻文,内容是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其精美的盘架、众多的盘块、明确的编悬状态、完备的配件(同出有装盘之匣和盘槌)为迄今仅见。
从曾侯乙编钟所携带的具有经典价值的钟磬乐律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人类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所已有的音乐水平。
☆世界第八奇迹——编钟
1978年5月11日,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城关镇西北郊擂鼓墩正式发掘一座古墓,在后来鉴定为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名“乙”的这座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乐器尤为引人注目。共出土有钟、磬、鼓、瑟、琴、笙、排箫、箎,计8种125件,还相伴出土有与部分乐器配用的击奏工具(如钟槌、磬槌、鼓槌等)12件和各种构件、附件1714件,合计1851件,充分展示了规模宏大的宫廷乐队的基本建制。在这些乐器中,极有价值的是一套编钟,计65件。
曾侯乙编钟的意义
曾侯乙编种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证明古代中国在声学与音乐上的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曾侯乙编钟所保留下来的12音阶,证实在2500年前中国音乐家已可利用旋宫乐理在5个半八度的音域之间进行音乐演奏与创作。在欧洲,半音阶直到公元16世纪才在大键琴上出现,且只有4个八度的音域,在18世纪初问世的钢琴上出现时才有5个八度的音域,仍落后于曾侯乙编钟。
其次,它集我国先秦科学文化之大成于一体,从多方面多学科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伟大成就,如它是乐器史上的罕见之作,是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佳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还是乐律学的不朽典籍。
第三,它纠正了一些史传谬误,解开了一些久争不下的疑团,还提出了一些有待今人去深入研究方能揭示的课题。
正因为如此,曾侯乙编钟才被喻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编钟分类及构造
在曾侯乙墓中,钟分三层悬于架上。上层三组19件,为钮钟,体较小;中层三组33件,为甬钟,体形居中;下层二组13件,除两架正中的一件镈钟外,余均为大型甬钟。
甬钟扁如合瓦,体态大小不一。各部分名称如图5—3所示。铣边有棱,舞平,上有长甬;甬下部有旋、斡(音干)。体上部略窄,下部稍宽,呈直线外侈;于部(口部)向上收成弧形。甬均上细下粗,多呈圆柱体。
合金配比揭示了编钟的奥秘
现代实验表明,钟的化学成份比例对音色变化关系重大,当含锡量低于13%时,音色单调、尖刺;含锡量在13%—16%时,音色丰满,悦耳。但含锡量愈高,青铜愈脆,钟易被击破。如何既使声音悦耳,又使钟不易被击破,从现代冶金学研究绘出的曲线(见图5—4)知,当含锡量在15%左右时,钟有最大的抗拉强度,硬度达100HB,才符合钟鼎类器物的要求。
用现代科学手段对编钟进行的检验证明,全套钟用高锡青铜铸成,铜含量为77.54%—85.08%,锡含量为12.49%—14.46%,铅含量一般小于2%,其它元素的含量都很少,都在0.1%以下。这就是说,曾侯乙钟的锡含量是十分符合现代科学理论的。回想一下,1793年在美国宣布独立的庆典会上,美国自制的那口铜钟根本不能用力敲击,因为它太脆了,即使小心翼翼,即使加了防护措施,那口铜钟还是破裂了。相比之下,中国在战国时期已总结出铜钟中锡的最佳含量,这该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对元素铅和钟音衰减及音色改善关系的认识是编钟铸造中另一重要的技术成就。用现代电子扫描技术得到的编钟试样中铅的电子扫描图相表明,铅不熔于基体,而以独立相存在于合金组织中,它割裂了基体,使α相不连贯,因而使弹性系数降低,阻碍了声波的传递。铅相分布越均匀,对声波的阻碍作用越明显。曾侯乙铜钟中铅含量在2%以下,个别略高于3%,远远高于铁、锌、钴、钒含量,说明铅是有意识加入的。均匀分布的独立铅相可以保证钟声能很快衰减,从而使它能作为乐器使用。
磨砺是不可少的工序
钟被铸成后均经过了磨砺工序。这不但因为在钟体无纹处钟腔内、钮钟舞部等处留下了极细的磨砺横向擦痕,而且在钟架上层摆放有一个完全未经磨砺的钮钟和一个内腔稍经磨砺的钮钟。
对编钟进行磨砺常出于四个目的:
一是清除铸件表面的缺陷,达到外观美的目的;二是提高主要振动部位的光洁度,以减少不必要的阻尼,收到更好的音响效果。三是为了改变钟的振动频率。《考工记》记载,“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说的正是振动频率和钟体厚薄的关系,而钟体厚薄的精确把握,全靠对钟腔内壁的磨砺。四是为了保持钟体的基本对称性,以保证钟体共振,取得较纯正的音色。
曾侯乙全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充实。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里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较长,而较小的钟声音清脆,音量较小,余音较短;上层钮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
编钟的形状与结构也是
发出乐音不可少的条件
为什么编钟可以作为演奏用的乐器?除了前面提到的在青铜材料中有意加入一定量的铅,形成独立金相,从而加速声音的衰减速度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与编钟的几何形状和其它结构有关。
编钟的钟体主要由钲部和鼓部组成,它们构成了编钟的共振腔,振动时腔内形成驻波。敲击指定部位时(正鼓音处与侧鼓音处),该处成为振源然后波及钟体各部而发声。若钟体的截面为圆形,钟体只能发出一个基音,也就失去了作为乐器的价值。但由于编钟钟体的截面是“合瓦形”,它具有对应于编钟截面长短轴呈正、反两种对称的基频振动模式,因而使编钟可以发出两个基音。合瓦形钟体与圆形钟体的区别在于,“合瓦形”体两侧有棱,它是钟体刚性最大的部位。当敲击正鼓部时,两侧的棱就起到阻尼作用,加速振动的衰减。当敲击侧鼓部时,棱恰处于振动的节线位置,起不到阻尼与加速衰减的作用。但因为这时的振动模式为相距很近的八条(或四条)节线,振动可延伸至舞部,舞部上方的甬或钮就可代替棱起到阻尼作用,从而改善钟的演奏效果。棱和甬可以互为补充地起到阻尼和加速衰减的作用,这正是合瓦形钟体上加个甬所产生的,也只有中国人才想出了这一奇妙的发明。
此外,与圆钟相比,合瓦形钟体由于不存在仅由两条节线所构成的振动模式,从而可消除“哼声”,大大改善音色和音质。
甬钟上有“枚”,它对编钟进入稳态振动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作为振动物体的编钟,具有许多固有频率,受击时会产生复合音。每一个固有频率都有各自的振动单元,频率愈高,振动单元愈小。而那些按一定规律分布在钟体钲部的“枚”就成了振动小单元的负载,它会对相关的高频振动起到加速衰减的作用,从而改善音质。用尺寸相同基频一致的甬钟(有枚)与钮钟(无枚)进行的稳态共振实验也已经证实枚的上述作用。可见“枚”绝非只作装饰用,它对编钟音色也有一定影响。
音脊和隧的存在是使编钟基音得以校准的又一重要因素。音脊和隧位于钟腔之内,从钟口延伸至钲部下缘,呈突起状者为音脊,凹状者为隧。所有的编钟铸成后都要对音脊和隧处进行锉磨。如果编钟质量对称,音脊与隧的位置、大个都很有规律,且对称分布;如果编钟质量不对称,为获得同样的音律,磨削部位就必然偏离正常几何位置,造成各钟音脊和隧位置的不同。一般说来,音脊与隧分别与第一基频和第二基频的节线位置相吻合。这样音脊与正鼓部的厚度就成为决定第一、第二基频高低的充分条件。古代的匠师们已从经验上认识到这两处厚度、大小与范围对音响的影响,掌握了节线的走向,并在节线位置上进行调音。这不仅是获得准确的音律的条件,也符合现代声学原理,是十分了不起的杰出成就。实践证明,在节线上调音,不仅可以得到两个准确的基频,而且可使两个基频的相互影响达最小。
铣长的大小也和钟的第一基频有密切联系。现代实验表明,这种关系如图5—5所示。从图知,可将铣长变化对第一基频所产生的影响分为三个区域:在惰性区内,铣长的变化对第一基频产生的影响很小;在敏感区内,铣长的变化对第一基频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正常区域内,随着铣长增加,第一基频按指数曲线连续下降,同时在某一固定铣长之下,有一个频率可改变的区间,这正是调整钟壁厚度能改变基频的原因。可见铣长大小和改变钟体厚度都可改变编钟的第一基频。但对理想的编钟来说,铣长和壁厚有一个最佳比例,片面地从单一因素来调整基频,会使音质变坏,是不可取的做法。
摘自《国家宝藏》
编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主要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都要演奏编钟。
曾侯乙编钟,铸造于战国早期,1978年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是我国目前出土的保存最完好、铸造最精美的一套编钟,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钟架长748厘米,高273厘米。全套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的钟重8千克。先秦钟的外形特征是合瓦形,按照钟体上的标音铭文所示,分别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同一钟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两个乐音之间相差三度,是为“一钟双音”。全套钟12个半音齐备,其音域跨5个半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具有欧洲键盘乐器的功能,曾侯乙编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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