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新常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特征,对于新阶段的经济政策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之初快速发展的条件随着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已经不复存在
“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已经跨过了粗放经营、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了一个不创新、不深化改革就难以持续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之所以30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即“穷”,“穷”的另一方面就是产业空间很大,从事什么产业都是新的,都可以发展经济。加之基数小,很容易快速发展。
第二,长期的封闭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外边的世界,特别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知道了我们是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承接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跟在人家后边亦步亦趋地做就是最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
第三,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诞生了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这样的态势使世界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兴奋点,并因此使产业结构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可以使我们大批量地承接外来产业转移,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四,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资源、环境压力不大,劳动力“红利”相当充分。
第五,改革开放从制度层面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业的热情。
基于上述发展之初的条件,我们形成了明显粗放的速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的特点是:
一是粗放经营,铺摊子,上项目,靠投资;二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便宜,走低价格路线;三是招商引资,模仿,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四是过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在这六个特征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动。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显代价和潜在代价都是难以估量的。此外,必须指出,低价格路线是低层次的竞争路线,是与更穷的国家竞争而不是与更富的国家竞争。
二、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
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做大,我们面临着做强的新的历史任务,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人们所讲的“新常态”。
“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自然放缓。这是基于以下的分析:
第一,真正的经济增长是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这是第一个长波;第二个长波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时代。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也做了类似分析。他们的分析揭示了经济何以发展,即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就当前情况来看,世界经济还没有出现可以担当引擎的新的经济增长兴奋点。
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是有一定规律的,即“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和既定的条件是协调的,是既定条件下的一种均衡。“自然增长率”是阶段性的,是历史的。据此,随着快速发展的条件成为过去时,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速率,一个中速的增长速度。
第三,“新常态”面临的任务是为已经起飞的经济持续加油,使整个经济在做强的过程中展翅高飞。“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是货真价实的创新,是扎实有效的结构调整。
三、面对“新常态”的应有形态和政策设计
既然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当以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直面现实:
第一,要从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确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要重塑经济增长的心理底线,认清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清楚地把握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是调结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水平结构,即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更不能迎合错误的速度情结而盲目刺激。必须明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就业,但这种就业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就业,而不应当是伪就业。
第二,在“新常态”下应当抓紧完成旨在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使然。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是顾此失彼、按了葫芦上来瓢,我们切不可过高估计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不能让宏观调控耽误了我们的改革。
第三,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激发大众的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普遍大众创新的结果。他说,“繁荣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广泛实现自主创新的结果。”他强调,“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公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一个产业空间很大,跟到人家后边模仿着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例如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淡化官本位;鼓励适当的冒险;包容各种创新伊始的“异端”;杜绝各种寻租的机会,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官商勾结的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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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公司角度来看
公司介绍: 华菱钢铁于1999年8月在深交所首次公开募股,从上市的那一天起,始终坚持做精做强战略,落实"深耕行业、区域主导、领先半步"的营销理念。公司以冷、热轧超薄板、宽厚板、大小口径齐全的无缝钢管、精品线材等特色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如今已经形成拥有国内外先进装备水平的板、管、线系列产品生产线。华菱湘钢是排名在全球前列的宽厚板制造基地,华菱各子公司的合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能力为先进制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司实力可谓雄厚,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华菱钢铁的投资亮点。
亮点一:领先的生产规模与一流的装备水平
公司目前所拥有的生产能力,每年的钢材年产量在2000万吨左右,甚至还占有湘潭、衡阳与娄底三大专业化分工的生产基地。此外,华菱湘钢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单体中厚板生产企业,华菱衡钢在我们国内属于第二大无缝钢管生产企业。另外,经过高起点、高强度、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公司已形成以华菱湘钢5米宽厚板、华菱涟钢2250热轧机、华菱衡钢720大口径轧管机组、VAMA高端汽车板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生产线,工艺装备水平在全国出类拔萃。
亮点二:显著的市场优势
公司坐落于我国中南地区,南接珠江三角洲,东临长江三角洲掌握了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域市场优势。湖南省实际钢材年产量基本为2000万吨上下,然而钢材消费总量却比2800万吨还要多,就是一个钢材净流入省份。在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一大环境下,湖南及周边地区特别是广东、湖北、重庆等地工程机械、汽车、装备制造等制造业发展迅速,钢材需求鼎盛且逐渐加大。为公司拓展湖南本土和周边市场、加快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战略契机,能使公司进一步强化区位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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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行业角度看
属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和重要支柱产业,钢铁行业与宏观经济运行高度相关。好处在于国家大力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急速扩大,钢材需求结构由建筑业用钢与制造业用钢并举的格局逐步向以制造业用钢为主、建筑业用钢为辅的格局演变,钢铁领域的需求端也趋于平稳,造船,海工,汽车,能源等行业实际上是处于下游需求量上要稳中向好的;在这同一期间国家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禁止新增产能,掐断"地条钢"余烬复燃的可能,且还增多了环保限产和环保督查力度,钢材供给增长受到制约。
根据上游行业目前情况来看,铁矿石领域目前格局处于供过于求的模式,钢铁行业"话语权"和盈利能力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总体而言,华菱钢铁产品结构丰富,地理位置很不错,有了双重优势的加持,盈利有望持续保持上涨,获得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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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 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解决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重点、难点问题的“攻坚”阶段。这些问题具体包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规范、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因为是国企改革的难点、重点问题,所以也就不能期望这些问题在一两年内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说,“攻坚”阶段仍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科学分析国企改革的形势和前景,对于增强人们的信心,坚持不懈地把国企改革引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国企改革成绩显著,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自1993年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政企分开力度加大,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开始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实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成效显著,培育出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企业和大集团;通过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等措施,有效地分流了企业富余人员,为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作出了贡献;开始尝试建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股票期权、期股、年薪等制度,以期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等等。经过多年来扎扎实实地推进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在效益规模方面迅速增长,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为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深化国企改革的良好外部环境逐渐形成。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一中心,计划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不断深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为国企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条件。实际上,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问题、冗员问题、企业办社会问题等,正是由于配套改革措施的同步推进、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后才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的。国企改革的良好外部环境的形成,还体现为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国企改革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给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改革动力,而且还支持了经济增长,进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有财力补偿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者的利益,减少国企改革的阻力。另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冗员分流。 第三,积累了一定的解决国企改革难点问题的经验,形成了一些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在二十余年的国企改革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试点工作,如承包制试点、股份制试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债转股试点等,为深化企业改革、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并不仅仅表现在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推进国企改革工作的正确方式和程序、纠错机制的形成上。在国企改革中还出现了许多企业改革理论,它们是在总结国内外企业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这些经验和理论对于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入世为深化国企改革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国有企业必须面对具有强劲实力的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然而,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全方位的开放将促进国企改革的深化。这种推动力不仅来自竞争压力,更重要的是,入世将有力地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行为的规范。这无疑将有助于理顺政企关系,从而推进国企改革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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