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真正精髓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历史典籍浩瀚如海。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人最重视历史，在这些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资治通鉴》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资治通鉴》原名《通治》，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道，故赐名”资治通鉴“。总结来说，《资治通鉴》有三个特点。它的精髓，也就在这三个特点之中。

《资治通鉴》的第一个特点是通。它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通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战国初期的三家分晋，下迄赵匡胤建国前夕，记载了一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300多万字，司马光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对于史料的矛盾和记载不清之处，还进行了比较、考订，为此还攥写了《考异》三十卷。为编纂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前后共花了十九年。现在通用的是中华书局的点校版，加入了元代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共六百万字。

《资治通鉴》的第二个特点是正。司马光编写这部书，不仅出于自己的喜好和责任感，也和北宋前期提倡文治教化、重视总结历史教训有关。这部书价值观不仅符合儒家正统观点，且内容通于大道，取材专取事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编纂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以此为鉴治理当下的国家。

《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经世致用。全书按照时间先后编写史事，但往往用倒叙、插叙或总结的的方式，交代史事的前因后果。对重要人物的逝世，重大事件的得失，作者会有一段盖棺论定的评论，使历史脉络更加清晰。曾国藩曾向人推荐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曾国藩认为《资治通鉴》是最好的经世之书呢？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一部书能讲清楚道理已经很难得，除了讲道理，还通权变、懂得讲操作，这当然更加了不起。后世帝王中，朱元璋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康熙、乾隆等清代帝王也都阅读通鉴学习治国之道，并作《御批》（读书笔记）传世。

除了以上的三个特点，《资治通鉴》的史书价值还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作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史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的阅读鉴赏价值。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资治通鉴》。“钱的意思是《资治通鉴》的取材多有超出正史的地方，这是因为司马光的史料选择确实还参考了正史之外的几百本著作。

王夫之认为读《资治通鉴》，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自淑，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诲人，就是可以与人分享；知道而乐，就是知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和处世之道，而感到愉悦和快乐。所以，自淑、诲人和知道而乐，就是我们读《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我们读这本书力争要达到的三重境界。

首先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那么谁来鉴往事以治道呢？毫无疑问是皇帝。宋神宗给他起这么个名号，也印证了它就是一本帝王之书。

其次从体裁看：我们在语文课本中常接触的文言文中，像《陈涉世家》、《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多出自纪传体类史书。而《资治通鉴》则不同，它采用的是编年体。编年体和纪传体有什么不同呢？纪传体的故事通常比较传奇，以人为坐标轴横向展开，重在描写个人事迹，它让读者知道某个时间段某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儿。而编年体呢，则更多的是按照完整的时间轴来纵向叙述。用这样的结构来叙述，少了一些传奇色彩，不言而喻，是更加客观的，也是更加残酷的。《资治通鉴》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来让读者对整体的史实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对各种做法会产生的结果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和参考。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编年体下是非成败因果相续一目了然，是非常现实的。而帝王治道，恰恰就需要这样一个长远的目光，一叶落而知秋，某项决定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每一步都必须慎而又慎。相比之下《资治通鉴》的叙写方式简直是为帝王量身打造的。在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中选取可供参考的案例编纂整理成册以资参考。

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了：从最初书名的诞生，到最后完成，《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个“帝王治道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