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建立文化自信
辛鸣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认为,我们讲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精神家园的自信,更是对生生不息文化创新的自信。
我们有资格自信。文化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文化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文化无疑是要发展的,但枝繁叶茂离不开根的滋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你的家园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异乡。自己的家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但所有家园都是温暖的,在那里可以找到精神的安定与祥和。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习惯凭借自己经济的优势去否定别国文化的优势,强求文化同一,而一些民族、国家出于经济政治的弱势对自身文化也丧失了起码的自信,甚至自惭形秽。其实,“不同”、“多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如若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强求一律,很可能导致人类文明僵化衰落。
我们有底气自信。当下中国有两个概念同时在使用,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中华文化。很多人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不加以区分。中国传统文化是“过去完成时”,尽管我们可以不断对之作出新的阐释,但其内涵是既定的,而中华文化则是涵盖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动态概念,不仅包括过去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也意指今日中国文化的繁荣,更要求未来中国文化的辉煌与复兴。对今日中国社会来说,固然要讲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传承下来,更要大讲特讲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让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赶上时代引领未来,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不要停留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体文化内容的简单重复,而要重视文化精神的阐幽发微。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已经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还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理所在。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还要善于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现代西方的文明成果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拿来”。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我们把印度文明中的佛教“化”为了中国佛教,我们把西方文明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化”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格,还有什么样的文明成果不能在中华文化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
当然,这个“化”是有讲究的。守不住主心骨,没有好办法,很有可能在“化人”的过程中被“人化”。如何做到“化人为我”而不是“我为人化”?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人是要吃肉的,但是要通过把肉消化为人的肌肉来强身健体。这既是实现中华文化“现在进行时”的底线思维,又是实现中华文化“现在进行时”的至高境界。
要始终保持对文化意义、文化作用、文化地位的深度认同。文化是人类基于自觉意识的灵感迸发、情感表达、观念创新,人类生存的世界处处都烙上了文化的印记,文化也成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
文化始终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有形的存在,它滋养人类、涵养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其意义和作用都是永恒的。
要牢固树立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担当。文化自觉不只是内在意识上的自觉醒悟,还应当是实际行动上的责任担当。
因为,文化是在长期的延绵不断的建设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无论是整个人类的文化,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个点滴积累、长期积淀的过程。
所以,我们对文化的责任担当理所当然要包括对文化建设的参与,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对文化进步的引领。 文化自信是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
西方文化自觉反思
从世界的视野来看,西欧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欧洲社会决定性地进入了现代,启蒙的中心思想是理性,理性用以正当化人们的信仰,并以之规范社会的公(甚或私)领域,亦即以理性作为构建“好”社会的基础。
韦伯指出,启蒙在现代社会中,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一种他称为“工具理性”的胜利。工具理性之特性,不是导向普遍自由的实现,而是他所谓的“铁笼”的出现。韦伯对启蒙的理性的反思,导引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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