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的理论

在社会运动中，理应有一个“理论先行”的过程，此即孙中山所谓的“知难行易”。中国的民主革命自维新运动失败后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出十余年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在这十余年中，革命者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民主共和的蓝图来憧憬新政权的，至于将民主共和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工作，实在还做的很少。于是，进入民国后，就出现了一个“理论后行”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不惟总统制和内阁制发生了激烈论争，到后来竟连“共和制”和“帝制”、“世袭制”和“非承继制”等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也被重新翻上台面。参加这些辩论的往往不是政客本身，而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中国的比如杨度、梁启超，洋人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不一而足。

不论总统制或内阁制，总之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根植了一个“共和”的理念，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对抗内部矛盾。如此一来，那些“共和”业务素养十分有限的政客和军阀们，主观上本就惟力是视，客观上也的确不知所措。府院之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